（自由撰稿人 贝加尔）
刘晓波身患末期癌症，备受海内外关注。刘晓波生平三件大事，包括八九民运坚守天安门至最后一刻，发动《零八宪章》联署锒铛入狱，以及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刘晓波在大陆知识界冒出头来，早于其八○年代单挑当时思想界大师李泽厚而起。李泽厚是中国美学大师，也是八○年代思想界的红人，中共建政后首名研究康德的哲学家。
中共建政后，中外思想研究从此休止，学术界亦只能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讨论。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停顿了足足三十年的中国思想界才再度活跃。李泽厚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打开了中国思想界摆脱马克思主义枷锁的大门。其名为批判康德，实际上却是重建康德哲学。
然而，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李泽厚走得太慢。刘晓波写下《选择的批判》，认为李泽厚的康德主义过份强调社会理性，扼杀了个人自由，批判李氏的「整体主体性」，另主张「个体主体性」，又反对李泽厚重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要全盘否定孔孟之道。刘晓波由此声名大噪。
其实八○年代大陆的知识界讨论，早在五○年代的港台早就发生。1949年随大陆变色南来以徐复观为首的新儒家学者，以香港作为复兴中国文化的基地，出版《民主评论》，与以台北为基地的雷震等自由派在《自由中国》隔空笔战，内容就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受康德影响之深，亦希望以德国观念论（German Idealism）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而自由派的殷海光批判新儒家为「玄学文化主义」，当中渗着黑克尔的极权主义倾向。
新儒家在英国殖民地政府促成下走进了中文大学学院，影响了超过一代的香港思想界。可以说陈云口中「大中华情花毒」，即中国的文化国族主义，就是从唐君毅「花果飘零」说演化而来。然而陈云虽在德国留学，却未见有康德思想的影响。据其于《哲学有偈倾》的自白，其种种行为反而更像师承意大利的马基维利，以表里不一、只求结果不问手段的「现实主义」（其经常挂在口边的realpolitik）为纲，与康德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完全相反。
至于陈云的「华夏复兴」事实上比其自由派口中的新儒家的更玄更虚，正如其中一篇《自由中国》的评论说「搬弄一些玄学名词，一概是空中楼阁，丝毫无补实际。我们对于经验性的东西，一方面须作经验性的研究，另一方面须作经验性的实践。」然而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中的国师式建国蓝图，的确有一种托曼所批判，德国观念论中的「政治弥赛亚主义」（political messianism）影子。
立场始终如一
可惜书生的舞文弄墨终敌不过国家机器，雷震被国民党政府判「煽动叛乱」罪入狱，成为六○年代的刘晓波，自由派在台北政权的白色恐怖下难以图存，曾一度席卷大陆的思想解放也随六四屠杀戛然而终。似乎在强权之下，甚么崇高的主义也不如枪杆子实际。
然而五○年代港台、八○年代大陆知识界之论争尚未完结。当今天港独思潮涌现，有人提出要建构一种「香港主体性」，其主体性究竟应当是李泽厚的「整体主体性」还是刘晓波的「个体主体性」，黑克尔辩证法下的国家主体，还是存在主义下的自我主体呢，这其实跟早前本土派就有关「民族自决」与「民主自决」之论争亦有相似之处。这些讨论也足以影响他日本土运动之发展方向。
不论如何，当大陆的思想开放被极权统治下的马克思口中的「拜物主义」（commodity fetishism）吞噬时，刘晓波成为从八○年代以来到《零八宪章》，在时局恶劣下依然始终如一。相比起当年八九民运与今天香港政坛中立场摇风摆柳，甚至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的政客，刘晓波彰显了一名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