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转型（网络图片）
引言：四个要素
两年前，「七〇九事件」发生，我的个人安全状况与舆论表达环境都严重恶化，其如有关系人设局，先威胁、后引诱【注一】。凭我个人的胆量与理性，我能对付前者；对后者也做了相应的反抗，在舆论反抗当中，我（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提出一个命题：「我曾经说过研究中国问题，至少要研究晚清、民国、苏联三方面的历史与社会，那么，现在要添上——深刻研究法西斯德国的历史与社会，尤其它的文化反动——是必不可少的。」【注二】而后，我将涉及德国近现代的书目与苏联、东欧书目放在一个类别，更对马克斯·韦伯与德国纳粹兴起的理论渊源进行了钩稽，具体参考书目是玛丽安妮·韦伯的《马克斯·韦伯传》、沃尔夫冈·J.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一八九〇至一九二〇》两书的汉译本。
对于我提到苏联历史与社会，研究面要比对纳粹德国的研究广得多。一方面，汉译书目比较多，这与中共国家的政治主张有关——它一直在要求高级官员以苏共崩亡为借鉴；另一方面，左翼极权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很好实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苏联之外的前东欧国家。再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与九十年代（至一九九九年政治案件发生），我已经阅读过一些苏东政治文献，比如《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本集与续集，以及东德前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的谈话录。不过，总体看来，「苏」一项研究尚可，而「东」一项比较欠缺。
一、统治族群分裂国家也独立于社会
上面的说法不是谦虚，而且，在实证政治学方面，我已经积累了无可比拟的研究优势。最近也最有启发的一点是：看了蔡咏梅的文章《布勒德湖畔的铁托行宫——从南斯拉夫解体看大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注三，以下称「蔡文」】，我对这篇文章有自问（实也自答）的思路表示认同。同时，在地缘政治学与全球政治地理单元的前景上，我在二〇一四年就预测过：全球地缘民主化过程中将会出现五百个国家单元体【注四】。尽管当时我没有给出具体时间，但现在，英国脱欧进程启动后，分崩离析的欧洲意味着一体化不可能。所以说，我作为学者，并不反对英国脱欧，也支持美国目前采取的半孤立主义收缩政策。
当然，我要对蔡文进行适度诠释的重点不在于未来全球的国家数目即传统帝国区域将如何分裂，而是，对照自己的研究与研究的工具理性，来说：第一，在苏联历史与社会研究的基础上，加重对东欧左翼极权主义政权历史的关注，有益于中国的民主转型，至少能为推动这一转型的族群提供一类历史知情权；第二，深刻认识二战后左翼极权主义的嚣张本质及其内部矛盾，能够提供超越中国民主转型之工具理性的资源，进而提升价值理性。
蔡文提到了南斯拉夫著名的异议人士、前政要米洛万·吉拉斯（有时汉译为「米洛凡·杰拉斯」，或者「德热拉斯」），即面对铁托行宫的富丽，作者想起了一度被视为铁托接班人的吉拉斯《新阶级》一书。该书痛指掌权的共产党人摇身一变，成了剥削压迫人民的新阶级，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特权，并且，「中国今天的现实也百分之一百地印证着这个新阶级理论」。不错！需要稍作诠释的是：反腐永远在路上，就意味着特权会永远持续下去；政治腐败将会替代经济腐败，成为一批劣等政治人物恣肆权力欲望的合法外衣。
而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形成的新阶级，还是今天规模庞大的中共国家统治族群（与推动转型的族群完全对立的那个集团），他们都优先取得了独立地位。在思维方式上，他们独立于国家表面意识形态，自有一套内部传达密码，其如不同等级阅读的文件以及靠「深刻理解」才能执行的近乎神谕的指令；在群体生存上，他们独立于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不但形成一个高级消费集团（集团里面也可再分等级），而且，会靠封建社会恩荫机制维护社会实质的不平等；在个体道德上，他们提倡一种新的或永远有更新借口的标准，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自己遵守的愿望，当然，也没有遵守的能力。因着他们的此类分裂行为与独立状况，谈论国家统一或分裂没有任何意义。换言之，国家统一对他们是知识上无可能的事情。
二、《同斯大林谈话》一书影响更大
罪性十足的外部表现必然是外界无从理喻的自满。这一点超乎了左翼极权主义历史，源自基督教内部的「敌基督」精神在支撑着铁托、斯大林等顶端分子的狂妄。具体到《圣经》文献，可以看《旧约·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第十六节的一句话，“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狂傲自欺”【注五】。当然，我在这里以通俗的「敌基督」说法来引述《旧约》有些「颠倒时空」的意思，而在神学意义上，无论斯大林还是铁托，他们都是自以为神的。那种自我神化，一方面使得社会公众不得不独立于国家，即在精神层面伪装自己与国家统一，所以，到苏联一夜崩解时，公众没有大惊小怪，宛如平常——这一切都该来，只是早晚的问题。另一方面，左翼极权主义体系内部诸神之战发生，不仅斯大林与铁托有不解的矛盾，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也是互不买账，还有，阿尔巴尼亚跨过半个欧洲追随毛泽东与越南跨过整个中国追随勃列日涅夫，是一样的逻辑。
人民与国家的实质独立，是那样一种讽刺性场面，即如吉拉斯所写：「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公民，经常受到良心痛苦的压迫，唯恐自己违反了什么清规戒律。他们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须处处表示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就好像中世纪时，一个人必须时时表示出他对教会的虔诚。」【注六】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吉拉斯决心组织第二党派，并公开了他的理论纲领【注七】，尽管随之而来是政治迫害。吉拉斯的一个重要观点（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注八】）拿到今天的中共国家，仍然是个未解难题，以至于北京的最高权力分子声称那是一个「伪命题」。当然，后者的这一表述也是斯大林、铁托、毛泽东等人一贯自欺的政治遗传。虽然今天有影响的评论家们不再知道苏东史上的这些事情，以及那里的细节对中共国家的性格影响，但是，还是有人看到自欺的危险性，其曰：“过度自信可能让中国无法对自身真实地位和形象有一个真实和清晰的认识。” 【注九】
在铁托那里，他自信以联合的名义来吞并阿尔巴尼亚可以解决南斯拉夫最重要的民族主义难题，而苏联出于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正当性考虑，支持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注十】。尽管如此，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还是无可挽回地恶化，根本原因则在于铁托与斯大林争夺在苏东阵营内部的影响力【十一】。尽管吉拉斯因坚持异议而被铁托当局判刑（还不止一次），但吉拉斯对斯大林等苏联顶尖级权贵的批判之国际影响远远超过苏南两国报刊上的意识形态互诋。八年后，一九六九年七月，吉拉斯在对自己出版的《同斯大林谈话》一书做出解释时写道：「当斯大林为了新生的、蜕化了的官僚阶层的生存和特权去说明『当前迫切的任务』时，当他把新生的官僚阶层和俄罗斯的强大和工业化的任务混为一谈，相提并论时，托洛斯基这时正在高谈阔论他的世界革命的奇特的理论和各种方案，而布哈林则进行教条式地埋头深入钻研某一理论的各种细节。」【注十二】这些尖锐的批判不仅刺痛了苏联顶尖级权贵，也让铁托无法接受，因为作为制度批判的个案描述不可能不「捎带上」铁托，尽管不是指名道姓。刚出狱三个月的吉拉斯（一九六一年四月）因为发表该书「又进去了」。
比较而言，《同斯大林谈话》一书比《新阶级》一书影响更大。在西方的研究者看来，「德热拉斯这个热情而聪明的门的内哥罗人，后来因为反对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和在他所著的《新阶级》一书中攻击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而失宠，被他的老上级两次关进监狱。他的《同斯大林谈话》引起了更大的恼怒。显然，他对共产主义，特别对斯大林的失望就在这次访问中播下种子」【注十三】。此中所说的访问是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事情，当时，吉拉斯被斯大林点名去莫斯科谈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事情。
三、中国泛异议思想应当实现双超越
南斯拉夫在东欧左翼极权主义里面的影响较大，在苏联之外形成了另一个中心，因此，也被苏联忌惮。除了铁托本人的嚣张即南斯拉夫极力打造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神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为南斯拉夫的理论研究非常发达，报刊也相对开放。这样，也就不免产生政治「副产品」——异议抗争非常活跃，以致于出现如蔡文所说的铁托掌权期间「监狱中的政治犯人数相当于除苏联之外华沙公约国家政治犯的总和」之状况。作为社会地位最高的政治犯，吉拉斯是南斯拉夫的副总统，是铁托培养的接班人。想想中国的林彪在毛泽东时代的地位，就不难知道吉拉斯的权力地位，尽管两人选择的反对道路不一样、结局也不一样。
就算在中共国家反右运动之前的自由鸣放，任何一个在后来定性为极端反动的案例，尚没有一个能达到吉拉斯的认识高度与诉求高度。这里面没有贬低在反右运动中遭遇迫害的抗争者的意思，但是，那个群体乞求统治族群承认自己正当性的政治理念，毫无疑问地显示了他们政治理想的高度不够。所以，就算「文革」时期的刘少奇被打倒，为他鸣冤叫屈的人的政治基准线仍然是刘不反对毛，以至于在邓时代肃清「文革」时，把刘遭遇迫害的原因归咎于江青等人。当然，吉拉斯并非一个超越铁托的「神」，他要组织的党派之政治意义是党内斗争合法化，也即他可能领导的新党派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他质问铁托领导的党（此时，他仍在其中）：「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以意识形态为论据，而以法治原则办事呢？到什么时候判决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而不是只依据法律条文呢？」【注十四】
吉拉斯值得尊重，但他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以苏东史为鉴、为中国民主转型提供理论资源的角度看问题，转型必须超越吉拉斯党内斗争合法化思路，也必须超越反右运动受害者所秉持的内在合法化诉求。南斯拉夫作为左翼极权主义的理论旗帜，其思想深度远远超过苏联。也应当公平地说，这得益于铁托对斯大林阵营内地位的不屑，其如《斗争报》可以发表吉拉斯批判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以及申明自己要组织第二党的主张。而今，左翼极权主义基本失败，它的残存部分转向了威权主义，但是，南斯拉夫的「圆桌会议」体系仍然值得深思。从历史资源角度看，「圆桌会议」精神来源英国历史上的古典开明时期，是（高端）王权与低级贵族的合作平台；从现实抗争角度看，它是左翼极权主义国家不得不和异议体系妥协的介质，最经典的是波兰案例【注十五】。南斯拉夫的「圆桌会议」是纯理论性的、纯体质的，尽管不乏国际色彩，但它最后失败了。从一九七六年（当时，铁托还在世）的第一次「圆桌会议」讨论「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中经一九八〇年（该年，铁托去世）的「参与、自治、社会主义」（第五次），再到一九八五年的「处在二十一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第十次）【注十六】，南斯拉夫的体制内理论探讨已经到达了马列主义的边界。
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它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重叠之处，也远非今天的中共国家滥造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所能比。但是，深度的理论探讨即体制内的开放性完全没有能力解决南斯拉夫发展的困境。如果可能，在苏联解体后，南斯拉夫的左翼极权主义统治是能够勉强存活下来的。由于这一点，在残存的左翼极权主义政治治域无一例外地都不敢碰社会自治话题，而将公民社会视为颠覆主张。所以说，蜕变为威权主义的左翼极权主义残存既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新阶级已经庞大到自身无法控制），也不可能有体制主动的转型选择。
结语：联合国面临解体
南斯拉夫没能避免苏联命运，至今仍然是有参考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的重要现象即民族主义起了何种作用，尤其会遗留什么样的后果，是蔡文的一项人文关切。但是，在战争代价之外，弱势民族得到稳定的国际地位，即是说今日科索沃已经获得国际托管地位——打开一册《世界地图》，看一下塞尔维亚西南部，那里的「科索沃」 地理名称后面是标着「国际托管」的。这片存在顽强独立精神的地域正是斯大林与吉拉斯谈话（吞并阿尔巴尼亚）的中心问题。南斯拉夫当时聪明的设想是：把科索沃划给阿尔巴尼亚，而后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联合。这是多么精明的打算呀！吉拉斯也是这样主张【注十七】。所以，左翼极权主义政治从来就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共产主义是无国界的全球化。
历史风烟吹过，南斯拉夫一分为七——除了（由西南而东北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还有科索沃——全世界已经有六十九个国家承认科索沃独立，尽管离一百个国家承认的真正独立基准还有不小距离。换言之，在本世纪上半叶，「维持现状」就是这个世界给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的最大祝福，毕竟已有联合国国际法院十比四的票决认同科索沃独立。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人类地缘政治剧变的一个世纪，不仅我预言的全球五百国家将会实现，而且，核心民主国家重构国际关系也是必然之事——联合国面临的解体是继上世纪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崩溃后的又一次文明史事件。在联合国崩解后，核心民主国家的体系必然会接纳科索沃，成为其中的一员。所以，提前给科索沃一份祝福是恰如其分的！
注释部分：
[一]参见我的纪实文章《上访未果人已死——兼忆「七〇九事件」后的一些遭遇》，载于《中国人权双周刊》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二]参见我的纪实文章《一个苹果与三个「足以」——綦彦臣告别网易博客及乐乎》，载于《新世纪》（张伟国主持）网刊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三]参见《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四]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第四世界」问题——地缘政治学视角的公民社会》，载于[三]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该文系[三]刊年度征文<民主转型与培养公民社会>之应征稿。
[五]全句：「The horror you inspire has deceived you, and the pride of your heart, you who live in clefts of the rock, who hold the height of hill. Though you make your nest as high as the eagle’s, I will bring you down from here, declares the LORD.」
[六]参见项佐涛著《米洛万·吉拉斯的政治思想演变研究》，第一百四十九页；项著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二〇一二。
[七]与[八]参见米洛凡·杰拉斯著《同斯大林谈话》（汉译本，赵洵、林英译），第一百七十三页（<作者小传>，第一百七十三至第一百七十四页）；赵林译版本：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作者小传>记述：从一九五三年十月到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他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谴责国家的管理走向了斯大林的管制方法，他坚持要成立第二个政党，他反对党干涉司法机关的工作。（据杰拉斯的意见，「司法机关应该是国家和法治机关，也是人民的机关，而不应该把党的队伍中的政治利益和意见强加予它」。）
[九]参见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文章《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五大挑战》（作者：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金凯）；新华社《参考消息》报六月二十八日译介，《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面临五大挑战》，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十]同[七]，第一百一十二页。
[十一]同[七]，第一百〇一页。吉拉斯写道：「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代表们对南斯拉夫把铁托和斯大林相提并论，反映十分强烈。南斯拉夫同东欧其它国家进行的独立联系以及南斯拉夫在这些国家里的威信提高，他们的反映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
[十二]同[七]，第一百五十五页（<大概，我是最后一次谈斯大林>，第一百五十一至第一百七十二页）。
[十三]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汉译本,张岱云、王长荣、陆宗荣、潘绪年、关可光等译），第五百四十二页（页内小注，系出版人爱德华·克兰克肖所作）；张王陆潘关等译版本：东方出版社，一九八八。在克兰克肖的该注中，还提到了一个印证本文注第[十一]里铁托和斯大林关系的细节：斯大林曾说，「我只要小指头一弹——就不再会有铁托了。他就要垮台」。
[十四]同[八]，同页。
[十五]参见耶日·卢克瓦斯基、赫伯特·扎瓦德斯基著《波兰史》（汉译本，常程译），第三百至三百〇一页；常译版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二〇一一。
[十六]参见米洛斯·尼科利奇编《处于二十一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汉译本，赵培杰、冯瑞梅、孙春晨译）之原书序言，第二至第三页（与正文单另页码）；赵冯孙译本：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九。
[十七]同[七]，第一百一十二至第一百一十三页。吉拉斯写道：「在我看来，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一措施会把数量众多，居住集中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合并到阿尔巴尼亚去，那时他们就会已成为南阿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共和国。南斯拉夫如果要解决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问题，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可能性都不现实，因为简单地把南斯拉夫这块领土连同那里的阿尔巴尼亚居民交给阿尔巴尼亚的做法，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会遇到不可抗拒的抵制。」
[十八]参见凤凰网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转刊人民网电文《国际法院裁决：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不违反国际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