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春讲话有深意？
当「六十周年国庆」逼近时，中国国号名实不符尤显突出。
二○○九年一月六日，大陆各报都在显要版面发佈一个重要消息：《切实做好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宣传工作》──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切实做好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宣传工作的关键，是大力唱响共产党好……这一信息看似简单，其实内含「国庆六十周年庆典应改国名」之深意。
这则新闻全文皆以「新中国」代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见并非只是为了省略标题字数，其大有逻辑根据──它明确示意：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宣传工作只能宣传共产党好，不得提及其它党派。既然功劳只归功於一个党，自然意味这个国家只是一党专政。「党天下」当然不必称共和。
或曰，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疏忽？不，即便这是「口误」，按弗洛伊德心理学，「口误」往往代表内心隐秘，它其实深刻地反映了中共领导核心从心底完全遗忘了「共和国」原则.
什么叫「共和」？有中西两种解释，两种传统.
中国传统的与西方的两种共和
中国文化最早表述「共和」，是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周厉王以杀戮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被百姓造反逼出宫逃到彘后，召（音邵）公与周公二相国一起代行国政，这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共和行政」，仅仅十四年。公元前八百二十八年，得知厉王死於彘地，二辅相就一块儿扶立厉王之太子静为王，结束「共和行政」，还政於宣王。
由此可知，中国传统的共和精神，只是暂时罢免专制暴君的权宜之计，是在暴君暂时离位，新君一时难继的情形下，由两个平级的辅臣共同执政。简而言之，中国式共和只是由一人专政变为两人共同执政。这种共和并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想「修明政事，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遗风」，将霸道改革为王道的模样而已。所以周代的「共和行政」，最终必然产生昏庸无道的宣王、幽王，让八百年周鼎易为秦宫.
至於西方现代「共和」原则，则是以多党轮流执政，多党监督行政，权力来源於民主选举之宪政，而非君授党传的「权源在上」。
今日用这中西两种共和精神检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可见，六十年来，神州从无现代共和之民主──中国大陆从来没有真正的多党制民主，没有三权分立。一定要勉强算起来，也只有短短十七年两次接近「华夏古代共和制」。
两人说了算和乾纲独断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可说是一个「七年共和」期：毛泽东在开国时迫於形势，策略性地接受了多党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一些民主原则，允许了几个民主党派成员当国家副主席和政府内阁部长.但一旦权力巩固，就翻脸不认账，一九五七年一举撕毁共和协议，以「反右」运动逼民主党派完全退出政府和监督，其复辟独裁专制在文革十年达到空前绝后之高峰。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一年里，中国只是中共一党的党天下，没有一丝共和。
一九七八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像召公与周公藉百姓之力赶走周厉王一样，邓小平与陈云藉「民主墙」逼退中央主席华国锋，虚立胡（耀邦）、赵（紫阳），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邓、陈「共和行政」。而一九八九年二元老交权新君江泽民，中共又由「两人说了算」回到一人「乾纲独断」。江泽民、胡锦涛两代新君执政二十年，也恰如周宣王、周幽王，陶醉於酒池肉林、竭泽而渔之腐败，沾沾自喜曰「三个代表」；以拒谏钳口、谎言瀰天为「和谐」，自我加冕「科学发展」，终於让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与生态环境「层林尽污」，「三川竭，岐山崩」，「祸成矣，可奈何」！
一党之国岂可妄称「人民共和」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大陆，漫漫六十年，除了有十七年中国传统式假共和，没有一年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共生之共和。如此一党之国，岂可妄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如何能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大庆？
可喜李长春以「新中国」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算得「盗亦有道」，良心尚存一句实话。
但愿更上一层楼，乾脆来一个建议，在二○○九年十月一日国庆大典上，公开摒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虚名，改号「新中国」──新不一定胜旧.什么时候中国真正有了三权分立的宪政机制，再恢复「共和国」尊号。
如此实事求是，必然有助於国人自知之明，催促卧薪尝胆，早日真正共和。
二○○九年一月七日於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