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专讯/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本港有团体发起「我要回家运动」，协助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回家。从人道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出发，中共当局应善意和积极回应这次运动，让流亡民运人士回国，以抚平六四惨剧在民族之间埋下的巨大历史伤痛。
当年学生已届不惑之年
悲政治异见者客死异乡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流亡外国的民运人士，据统计约有300人，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平民百姓以及政府官员，他们因为参加了六四事件，部分被官方列入追缉名单，在不同时段来到香港，然后获外国收容，提供政治庇护。另外，当局基于政治需要，中共当局以保外就医方式释放个别被囚民运人士，把他们「放逐」到外国(例如王丹)。
这些人现在主要分处北美和欧洲，他们涉及、参加了那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故事和遭遇，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去国这些年来，他们都期望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作为政治异见者，生活上面对严峻挑战，精神上则遭受痛苦折磨。
政治异见者在完全陌生的国度，起初可能得到收容国家一些帮助，但是时日推移，生活所需还得靠自己张罗，在语言、技能处于劣势下，一些人要身兼多职，才得以维持生计。他们大都被生活磨蚀覑。就算在一些福利制度较完备的国家，生活和医疗等得到较好照顾，不过，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有谁愿意久留？政治异见者多有理想，要推动社会改革、国家进步；当大多数人仍在踌躇踯躅的时候，他们敢于与当权者对覑干，正正显示其热血和承担。这类人，要他们离开国土，流亡外国，遥望华夏，自己丝毫使不上力，其精神之痛苦，可想而知。
因为六四事件去国的民运人士，有年轻的，也有年迈的。年轻的大学生如王丹等人，当年只是约20岁青春无悔的小伙子或小妮子，如今已届四十不惑的中年之龄，他们的父母应该也快到或已经超过耄耋之龄，希望多些时间见到子女和得到照顾。至于年迈如刘宾雁者，则已经等不及中共当局「换脑袋」，2005年病逝异邦了。刘宾雁得知罹患癌症之后，曾先后写信给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等领导人，表达非常希望回国治病，并亲历大陆社会的实际情，据刘的夫人表示，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胡绩伟曾经建议中共当局撤销六四事件后下达的通缉令，让流亡海外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等人回国。而「我要回家运动」，香港团体早在90年代初期已经发起过一次。这些境内、境外的呼吁，当时都未获中共当局回应。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中共当局对于让民运人士回国的呼吁，应该善意和积极回应，以抚平六四惨剧在民族之间埋下的巨大历史伤痛。
当今中共领导人就六四事件与人民和解，有利之处在于他们对镇压行动没有直接责任，在政府就事件概括承担责任方面，有较大迴旋空间。最主要是这20年来，随覑经济飞跃发展，综合国力徒增，中国社会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民泷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中共当局应该信任人民，也应该对自己统驭国家的能力有信心。(附带一言，当局绝对不应该视经济飞跃发展为六四镇压的必然结果，如果坚持这样的认知，那是正义与邪恶不分，文明与野蛮不辨。)
另外，民运人士去国之后，除了当初批评中共当局以外，他们的身影，在西方国家以至国际政治舞台，已经声沉影寂，西方政客忘记他们，西方传媒也对他们兴趣缺缺。民运人士的政治能量已经微不足道，回国后也难掀起大波涛。
目前未能归国的民运人士，都是中国公民，他们当年基于爱国情怀，参加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场运动至今所揭露种种事态，内情错综複杂，还待更多资料披露，箇中真相才会大白。但是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当日出动解放军以暴烈手段镇压，造成学生和民泷重大人命伤亡，无论当局以什麽藉口解说，都难辞其咎。所以，那段历史时空所导致的结果，不应该由民运人士承担全部责任，他们更不应该因此被这个国家遗弃。
抗震救灾人文关怀可贵
人民理性利于解决敏感问题
当今中共施政「以民为本」，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去年5月四川汶川8级大地震，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指挥、领导下，中共在抗震救灾所显示人文关怀的崇高精神，不仅救灾卓有成效，也使整体国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另外，人民在抗震救灾时展现了理性和关怀，积极主动，出钱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领导救灾，对此，中共领导人应该体认公民社会在大陆隐然成形，这样的社会氛围，给解决敏感问题提供了良好客观环境。
所以，本覑人道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中共当局不应褫夺民运人士回国的权利，应该在无条件的情况下，容许他们回国和回家。如果还有其他考虑，可以分两步走，先让已经超过70岁的民运人士回国，使这些老人家能够回到祖国大地，颐养天年。只要中共当局肯跨出这一步，人民会感受到诚意，和谐大环境于焉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