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被中共政权慢性谋杀，挫骨扬灰，而中国国内一片寂静，大部分城市中产阶级继续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只有很少人在社交媒体上用隐讳的语言谨慎地表达哀思。
刘晓波去世十多天之后，中共当局无视国际舆论的批评，照样非法软禁其遗孀刘霞，除了少数外国媒体记者到刘霞居所之外拍照，很少有国人愿意冒著被抓捕的风险前往探视和声援。
从陈光诚事件到刘晓波事件：官方打压的强化与民间抗争的弱化
刘晓波的死亡以及中国死一般的宁静，再次表明刘晓波是中国“不配有的人”。独立作家黎学文在脸书上哀叹说：“这次去沉阳探视、悼念刘晓波的不超过20个人。对比当年探望陈光诚时候的踊跃，民间行动力已经奄奄一息，冰河时代的来临，由此可见一斑。”黎学文还对知识分子圈子的怯懦、冷漠和伪善作出严峻批判：“晓波先生获诺奖以后，我在北京那几年，听到过很多人包括很多名流自称是晓波的学生和好友，这些天来，有几个自称他的学生好友站出来为他发声、声援或行动呢？赵国盛产投机客和欺世盗名者，他们不配是晓波先生的朋友，因为他们自甘为奴，不配称人！”
一个星期之后，黎学文在广东参与廖一场小规模的刘晓波头七海祭：约10位维权人士在广东新会海边祭奠刘晓波，并在网上发佈了一段短暂的影像资料。之后，参与者卫小兵在汕尾陆丰被骗下楼后，遭大批警察拘捕，住所也被搜查。何霖在同一时间在广州住所被围捕，并被搜去手机、电脑主机和十几本书籍。卓玉桢的住所被搜查，但本人当时不在家。同时，佛山女网友汪欣(网名汐颜)、广州作家黎学文、律师陈进学等多人失联。黎学文爲了作为自由人的良知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而这正是刘晓波选择的那条“少有人走的路”。
精于算计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很少有人愿意选择这条“光荣荆棘路”。他们不但不愿在高墙与鸡蛋两者之间选择后者，甚至还会嘲笑鸡蛋说：你不必飞向高墙，你那么脆弱，你对高墙造不成任何伤害，为什麽要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呢？他们对那些“蚂蚁挑战大象”的努力始终抱持旁观乃至嘲讽的态度：大象一抬腿就能踩死千百只蚂蚁，蚂蚁怎么可能对抗大象呢，还不如躲藏在洞穴裡面安稳过日子呢。
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中产阶级从未听说过刘晓波的事迹，也不知道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共当局的资讯封锁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大都在财力和技术上可以轻鬆实现翻牆，他们却内在地缺乏寻求真实资讯的欲望和意愿。他们并不觉得中国存在言论不自由的状况：不能用脸书和推特，就用微信吧，微信不是跟脸书和推特有同样的功能吗？不能用谷歌和维基百科，就用百度吧，百度不也是最强大的蒐索引擎吗？
正如黎学文所说的那样，数年前，到山东东师古村探访陈光诚的各界人士（大都是中产阶级）络绎不绝，他们愿意冒著被国保和国保僱用的流氓殴打的奉献，向陈光诚表达支持；但是，几年后的今天，公开支持刘晓波和刘霞的人士大大减少。首要的原因是官方对公民社会的打击力度大大加强。胡锦涛时代，当局面对勃然兴起的公民社会採取守势，前去探访陈光诚的人士儘管可能被便衣拦截甚至殴打，但一般都不会有牢狱之灾；而习近平时代，对公民社会採取雷霆打压、分化瓦解的策略，在很多审判维权人士的案件种，即便只是前往“围观”的人士，也会遭到逮捕，遭受到跟他们要声援的人士同样的下狱的命运。这种严厉的打压，使得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何未成为民主化的支持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西方採取的对华政策，背后的观念是中产阶级兴起、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化的一整套政治学理论。这是柯林顿政府深信不疑的理论，故而柯林顿强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相信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员之后，政治民主化也就会水到渠成。
这套理论相信，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展开，个人收入和教育水平得到提高，社会经济流动加快，对自由的预期也大幅上升。所有这些特征反过来会推动非民主化社会中的民主化进程，强化民主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因此，学者认为，“正在掘起的中产阶级身上普遍体现了这些特征”，充当了“民主化运动的中流砥柱”。换言之，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反过来成为非民主社会中民主化进程的开路先锋。
这一理论或许适用于台湾——台湾当年的党外运动，离开中小企业主的经济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台湾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又爲经济力量与政治反对运动的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民主自由的普遍要求之外，这两个群体又着共同的诉求：本土化乃至台湾独立，反对作为外来政权的国民党的统治。这一明确而坚定的愿景，爲台湾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并走向民主时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而，在中国缺乏这样的共识与愿景。官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虽已衰亡，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新的强心剂。中国的中产阶级长期受到官方的洗脑教育和宣传，大都是伪善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不愿接受帝国边缘地带的独立或高度自治的选项，宁愿由共产党来维持大中华的稳定和富强。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中产阶级分到一杯残羹冷炙，这点残羹冷炙让他们心满意足：如果在一线城市拥有两套房产，这样的中产阶级的中上层就是千万富翁，他们当然支持政府哄抬房价的经济政策。
美国的《政治研究季刊》(PoliticalResearchQuarterly)发表了学者陈捷的题为《中国的民主化和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民主态度》的论文，这篇文章以大量的抽样问卷调查的数据爲支持，得出老如下的结论：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在何种程度上支持基本的民主价值和制度？一方面，和大部分下层阶级的民众一样，大多数中产阶级对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个人权利很警醒。然而，另一方面，当这些权利“有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时，大部分中产阶级都不愿意行使其政治权利；他们没有意愿对政府事务发表意见以及在发起政治变革中发挥作用；他们似乎只支持当前一党主导和控制的选举制度下的差额选举。从比较视角来看，城市的中产阶级在整体上对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支持度不如下层阶级。
陈捷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产阶级或许“希望有一个相互制衡的制度来有效地约束党的权力”，以免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受损，但他们并不乐意支持和参与促进民主的政治变革。
未来自由中国的希望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