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11日，

尊敬的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和平、进步、人权——这三个目标是不可分享地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实现三个中的一个而忽略其他两个。这就是提供了我常说主要论题的基本思想。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伟大的、富有意义的奖励授予了我，也给予了我一个机会今天在这里对诸位讲话。对我来说特别满意的是注意到委员会的嘉奖，它强调了人权是真正和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 一可靠基础。我想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国际信心、相互理解、裁军和国际安全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一个有着信息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权利和旅行及选择居住国家权利的开放社会的话。我也相信，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一样，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基础，为科学发达不至于被用于掠夺人类提供了保障，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发展转过来又是有卫社会权利的可能性的政治保障。与此同时，我也愿意就特定人类命运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起源和决定性意义这个论题进行论说。这个看法与广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根本不同，也与专家治国论的意见不同，专家治国论认为只是物质因素和社会及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当然，我这么说，无意否定人民物质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我愿意在我的演说中表述所有这些主题，我尤其愿意详细讲述一些涉及违反人权的具体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决定方法是绝对必要的，而让我们用来处理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这就是我把我的演说称为“和平、进步、人权“的原因。它与我1968年的文章《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的标题有着有意识的类似是很自然的，我的演说与那篇文章，在内容上和寓意上都有着非常相近的关系。

有很多迹象表明，人类在20世纪后半叶的开端，就进入了它历史上一个特别具有决定性和严峻性的阶段。

热核导弹存在着，它在原理上具有消灭整个人类的能力，这是威胁着我们时代的最大危险。由于经济、工业和科学进步，所谓的“常规”武器也同样发展得不可比拟地更加危险，更不要提化学和细菌的战争工具了。

毫无疑问，工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克服贫困、饥荒和灾难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也导致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不祥变化，导致了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险。
传统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数目尚未查清的人口爆炸，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人口的增长已经产生了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在未来还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更为严峻的问题。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食品的缺乏会成为一个亿万人生活中一个压倒性的因素，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饥饿的水准上被挤压为一种悲惨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前景具有威胁性，在许多专家看来会是悲剧性的，尽管“绿色革命”有着无可怀疑的成功。

然而，在发达国家，人民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过分城市化导致的压力和那些打乱社区社会和心理稳定的所有变化：对时尚和潮流不断的追逐，过分生产，生活的麻木和疯狂节奏，精神和神经病况者数量的增加，被剥夺了与大自然的联系的人，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正常人类生活的人，家庭的解体和朴素的人类欢乐和愉悦的丧失，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衰微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觉得他们在生活中有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在这么一幅背景上我们看到的是许多骚动不安的现象：犯罪的增加、酗酒、吸毒的增加、恐怖活动的增加，等等。即将到来的世界资源的枯竭，人口过多的威胁，扎根很深、持续不断的国际、政治及社会的问题也对发达国家有着越来越强有力的冲击，而且剥夺——至少是有着剥夺的危险——许许多多人早已习惯了充裕富足的物质方面的享受。

然而，世界今天面临问题的形成方式中，人类那种全球性的政治性的两极分化起着更为决定性和更为重要的作用。人类被分成了所谓的第一世界——这通常用以称呼西方世界，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事实上已成为敌对的国家，在那里，一个党派及其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使着极端的权力。它们拥有巨大的扩张潜力，努力在世界的大片地区增长它们的影响。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尚只达到经济发展的一种相对不太高的水准，而另外一个——苏联，通过开发它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通过对其民众才智和能力的极端剥夺但使他们的生活处于经常的匮乏之中，在今天已经积储了巨大的战争潜力和相对高的——尽管是单方面的——经济发展。但是在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很低，公民权利比起那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也更受限制。高度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同样也涉及第三世界，在那里，一个相对停滞的经济与增长着的国际政治活动同时可见。

而且，两极分化进一步增强了威胁着世界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核消灭、饥荒、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过多和非人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这些急迫问题和矛盾的复杂性，我相信要得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任何放慢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节奏，倒转城市化进程，呼吁孤立主义，古老的家长制般的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早已逝去年代产生的民族传统回归上复兴，所有这样的企图都将是不现实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对进步的制止将带来我们文明的衰败和沉陷。

人们熟悉化肥、机械化耕作、农药和密集农业方式的时间并不很长，有着要求回到更加传统和可能较少危险的农业方式的声音，但在一个有着亿万人民遭受饥饿痛苦的世界上，能够将此诉诸实行吗？相反，无疑我们需要密集农业方式的增加，我们需要在全世界传播现代方式，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地使用医学研究成果的想法，不能抵制医学研究在其所有分支的延展，包括细菌学和病毒学、神经生理学、人类遗传学和基因手术，不管什么样的潜在危险潜伏在对它们的滥用中和这种研究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上。这也同样适用于那种旨在创造一个系统来模仿智力过程的研究，那种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研究，建立一个统一化的、全球传播系统，选择和储存信息的系统，等等。很明显，在没有责任感的官僚主义当局的领导下，处于保密状态下的所有这些研究都可能具有异常的危险性。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可能对人类极为重要和必要，如果它们处在政府控制之下来试验，进行社会学和科学的分析的话。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的使用化学材料、人工食品，或者是生活中每个方面的现代化；我们不能反对增长着的自动化和工业产品的增长，无论它们可能涉及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我们不能反对越来越大的热核能源站的建设，或者是核物理的研究，因为能源是我们文明的基础之一。在这种联系的意义上，我想提醒你们一个事实：25年前我和我的老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塔姆，在我们的国家奠定了核物理研究的基础。这个研究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延伸到各个极不相同的方向，从传统的磁热提取装置到激光器使用的各种方式。

我们不能反对那些努力，它们旨在控制围绕着我们地球的那部分宇宙，而且要控制宇宙的其他部分，包括截取来自我们自己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明的信号的尝试。这类试验成功的机会或许很少，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成功，它们的结果可能巨大。

我仅仅提及了一些例子，无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实上，进展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个能够使用而不冒毁灭我们整个人类文明体制的风险。进展是不可侵害的，然而精神因素在进展的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那种试图低估这种因素的作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当广泛，这无疑是官方哲学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教条所致，可能导致出一幅扭曲的进步图画，甚至是它的中断或萧条。进步只有当受到理性的控制时才是可能的和无害的。涉及保护环境的高度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公众舆论、开放的社会、良心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在里面特别明显。斯大林死后在我们国家发生的部分自由化就使得我们能够参与60年代前期在这个问题上的公众讨论。但是，对这个问题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强社会的和国际的控制。科学成果的军事应用和裁军的控制也是同样富有挑战性的领域，其中的国际信心依赖公众舆论和开放社会。我所提到的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例子已经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尽管这还显得很遥远。

良心的自由，一个享有充足信息的公众舆论的存在，一个关于多元的自然的教育体系，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其他来源的消息，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很缺乏的。这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元论的结果，它是这些国家的特征。实际上，这些条件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对于进展清醒或者不清醒的所有滥用，而且，还可帮助增强进步，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话。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创造只有在知识分子自由氛围中才有可能；相反，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可鄙的官僚主义的权力与顺从，这从一开始就是知识、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内的病毒，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精神萎缩，导致整个教育体系的官僚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导致科学研究的萎缩，导致阻断对创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励，导致萧条和解体。

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极权主义国家今天由于缓和会享有一个机会，沉迷于一种汲取智力的特殊形式，如果我们都认为很有必要的那种内在变化不发生的话，看来它们很快将会被迫采取这么一种方式。这正是缓和所带来的许多后果之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世界局势爆炸的危险只会增加。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广泛的合作，对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它涉及科学成果、技术、贸易以及相互经济援助——尤其是食物方面——等等的相互交换。但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开放的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有着开放的头脑，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而不是民主国家对它们极权主义国家邻居害怕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合作将只会涉及一种讨好一个可怕邻居的意愿。而这样一种政策只能意味着将灾难之日拖后，灾难很快会从另一个门又回来，带着十倍增加了的力量。这仅仅是慕尼黑政策的另一版本。缓和的成功只能这样来保证：从一开始它就与对所有各方开放性的持续观察相伴，与唤醒公众舆论的意识相伴，与信息的自由交换相伴，与所有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绝对尊重相伴。简而言之，除了裁军和贸易这类物质意义上的缓和外，缓和还应该发生在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中，用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而当一项重要原则的维持处于生死攸关时，也值得听一听一个人自己国家内那些短视的实用主义者的批评。

在讨论裁军问题之前，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提醒诸位注意我的一些普遍性质的建议。我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来处理有关裁军、人权、环境保护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委员会应该有权从所有国家接受对委员会所提质询和建议的回答。这样一个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机构，来保障在那些影响人类未来的最重要问题上的国际讨论和信息。我等待着对这个想法的支持，等待着对它的讨论。

我也愿意强调，我认为，为了抑制国家和种族集团的武装冲突，更普遍地使用联合国军事力量是特别重要的。我对联合国作用的潜力和重要性估价很高，我认为这个机构是人类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最重要的希望之一。近些年来这个组织遇到了困难和批评。我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写到了这个主题，但是当书出版以后发生了一些悲哀的事件：在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认真辩论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所有公正的人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在二千年的分离之后一种民族再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导致反对任何其他民族。通过这样一种决议，在我看来，对联合国的声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尽管有着这样的动议——它常常因某些联合国成员国的领导人责任感不够而提出，我还是相信依据它提出了自己目标的那些条款，这个组织或早或晚会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一个有价值的角色。

现在让我来谈谈今天这个时代核心问题中的一个：裁军问题。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我已经详细描述了我的立场。绝对必要的是促进国家之间的信心，在国际核查小组的协助下采取控制措施。只有在缓和延伸至意识形态的领域，这才是可能的，它也要求更大程度的社会开放。在我的书里我强调制定国际公约限制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供应的必要，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停止生产新的武器系统，禁止秘密的重新军备的协议，消除战略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禁止多弹头核导弹。

我所考虑的技术层面上的理想的国际裁军协议是什么呢？

我相信，对于这么一种协议来说，优先的是我们必须在军事潜力的程度上有一个正式的公布——尽管在最初的几个阶段尚不需要正式，这包括从核弹头的数量到可用于服役的人的数量的预测，还有例如指出那些“潜在冲突”的地区。这个协议的第一步将是保证对每一个单个的战略地区和所有具有军事潜力的地区作出调整，每个地方中签约一方与另一方相比的优势要调整下来（自然，这种模式应该易于调整）。这首先就防止了一个战略地区——比如说欧洲——的协议被利用来加强另一地区——比如说苏中边界——的军事力量。其次，建立在数量比较上的力量公平与否将排除从不同类型威力的角度来考虑——举个例子，说多少组Abm（反弹道导弹）相当于一艘巡洋舰，等等，这是很困难的。裁军的下一步就是所有国家和所有战略地区的成比例的、同时的军事力量的下调。这么一种两阶段“平衡”的裁军方案将保证所有国家的持久和平，保证所有存在潜在对抗性危险地区的军事力量之间一种相互联系的均衡，与此同时它也为作为军事化后果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一段时间以来，许许多多专家和政治家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但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有意义的进展。然而，现在人类已经面临着核爆炸大屠杀所造成的真正的被消灭的威胁，我希望人类理性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步骤。根本的和均衡的裁军实际上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它构成了解决世界面临的威胁性和急迫性问题的多样化的复杂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新阶段被称为缓和，它看来以赫尔辛基会议而达到了顶点，它的确原则上为这个方向的进展开辟了一定的可能性。

赫尔辛基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有一处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正式表述第一次注意到了途径上的细微差别，这种表述上细微不同的途径看来是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唯一可能的方法。这个文件中有着在国际安全与保障人权、获悉信息自由、迁移自由之间联系上范围广泛的宣布。这些权利由签署国庄严的义务所保障。显然，我们这里还不是说一种保障了的结果，但我们能说新的可能性了。这种可能性只能由长时期的有计划的活动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签约国，尤其是民主国家应保持一种统一的、与之相吻合的态度。

这尤其与人权问题密切相关。我将用我演说的最后部分来谈论它。我愿意主要谈谈我自己的国家。在赫尔辛基会议以后的这几个月里，在这个方向上完全没有真正的进展。事实上，强硬派那一方在一些事例上的意图表明是“把螺丝拧得更紧一些”。

涉及信息的国际交换，选择居住国的自由，出国学习、工作、治疗和一般旅游等重要问题，也同样是这种情况。为了给我的这种评价提供一些具体佐证，我愿意给你们一些例子——随便挑出来的一些例子，远不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

你们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多，儿童，比如说丹麦儿童，可以骑上他们的自行车，骑到亚得里亚海。压根就不会有人想到他们是“少年间谍”。但是，苏联儿童却不被允许这样做！我肯定你们都可以找出与这种或类似情况的一样的例子。
如同你们知道的，联合国大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一部分的压力，决定限制通过卫星传播电视的自由。我相信，现在赫尔辛基大会开过了，该有着充分的理由重新处理这个问题了。对于亿万苏联公民来说，这既重要又有趣。

在苏联，假肢和类似的对病人的帮助很缺乏，但是没有苏联病人——即使他可能接到了一家外国公司的正式邀请——会因回应这类邀请而被允许出国。

苏联的售报亭不卖外国的反共报纸，而且也不可能买到每期的共产党刊物。甚至信息性的刊物如《美国》也极难买到，它们只在很少的报摊上有售，而且马上被急切的顾客一抢而空，这一般还要搭配那些卖不动的印刷品。

任何希望从苏联移居国外的人必须得到近亲的正式邀请，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30万希望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去旅行的德国人——每年向德国的移民限额是5000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计划将不得不等上60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些希望与非共产党国家里的友人团聚的人，处境尤其悲凉，他们没有人为自己的申请移民案子辩护，在这样的事情中，当局的裁定遥遥无期。
旅行的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的自由，千百万集体农庄工人仍然得不到这样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30年前被残酷地、野蛮地从克里米亚放逐，直至今天仍然没有重返家园的权利。

赫尔辛基条约重申了良心自由的原则，但是，如果条约的内容要变为现实，还需要进行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苏联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这既是通过法律机构的又是通过非法律机构的：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想在宗教精神中将孩子带大的愿望；因为阅读和传播——这通常只是对一些熟人——不受政府欢迎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从一般的民主角度来看是完全正当的，比如宗教作品；还因为想要出国的愿望。对那些在道义的角度上为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辩护的人、那些致力于发表和尤其是散布有关迫害与审判的消息、拘留营这类地方环境的消息的人，对他们的迫害是特别严重的。

一想起来就不能容忍的是，就在我们为这个庆典聚集在这个大厅内的这一刻，成千上万的良心的囚犯正因营养不良而受苦，这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由于他们日常伙食中几乎完全没有蛋白质和维他命，由于药品短缺——禁止给犯人送维他命和药品，由于过分的劳动。他们因寒冷、潮湿而颤抖，在光线阴暗的地牢里精疲力竭。在这里，为了自己的人性尊严和反对“灌输机器”的信念，实质上是为了反对对他们灵魂的摧毁，他们被迫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集中营系统的特殊性质非常小心地隐藏着，有一些人承受着全部的折磨，因为他们拉开了帷幕暴露了这个，为他们揭露和控诉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关于人类尊严的概念要求为了所有的犯人——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罪，对这个体系立即进行改变。而那些无罪者的苦难又怎么办呢?最坏的是存在于特殊精神病院里的地狱，它们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塞特沃维克、海兰泡、喀山、切尔诺戈尔斯基、奥廖尔、列宁格勒、塔什干……

今天没有时间供我来详细描述一些特殊审判，或者是一些特殊囚徒的命运了。关于这个主题，有大量的作品。我请你们注意纽约年鉴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专门出版苏联地下出版物《最新事件俯瞰》的选印本，它也出版同样的新近事件的简报。这里，在这座大厅里，我只想提及一些我所认识的囚犯的名字。如你们昨天被告知的，我请你们记住，我的国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与我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下面是部分我所认识的人的名字：

普利尤什、布科维斯基、格鲁斯曼、莫罗斯、玛丽娅。塞敏努娃、娜德什达．斯维特利什娜娅、斯特法尼亚•沙巴图拉、伊利纳’克利内兹一斯达斯夫、伊利纳•塞尼克、尼约拉•萨杜奈特、阿奈特’卡拉佩蒂恩、奥斯波夫、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舒姆克、文斯、鲁马切克、考斯托夫、苏珀芬、波莱蒂斯、西姆蒂斯、卡拉凡斯基、瓦勒里、马尔特申科、舒切维奇、帕夫伦科夫、彻诺格拉斯、阿班钦、苏斯伦斯基、梅谢纳、斯维特利奇尼、索夫罗诺夫、罗德、沙基罗夫、海费兹、阿凡纳舍夫、莫一丘恩、布特曼、鲁基安南科、奥格尔佐夫、瑟吉延科、安东纽克、鲁皮诺斯、鲁班、普拉乔特纽克、科夫加、贝罗夫、伊格鲁诺夫、索尔达托夫、米亚蒂克、基伦德、约什科维奇、兹多罗维、托夫马扬、沙奇弗德扬、扎格罗比安、阿里基安、马尔科申、阿尔沙基安、米罗斯卡斯、斯图斯、斯维斯蒂尤克、钱迪巴、乌波什科、罗曼纽克、沃罗比沃夫、盖尔、普罗纽克、格拉德科、马尔切维斯基、格拉齐斯、普里什利亚克、萨佩利亚克、科利内兹、苏普瑞、沃尔德曼、德米多夫、伯尼舒克、舍夫科维、戈巴蒂沃夫、伯乔夫、图里克、泽科斯卡斯、伯龙钦、利索沃伊、佩特罗夫、奇卡林、戈罗德茨基、奇尔诺沃尔、巴拉科诺夫、邦达、卡林钦科、科罗敏、普卢姆帕、约格利斯、费多塞耶夫、奥萨德奇耶、布杜拉克一沙里京、马卡伦科、马尔钦、什特恩、拉扎•柳巴尔斯基、费尔德曼、罗伊特伯特、什科尔尼克、默齐恩科、费德罗夫、迪姆什茨、库兹奈佐夫、门德莱维奇、阿尔特曼、彭森、诺奇、伍尔夫•佐尔曼森、伊兹赖尔。佐尔曼森，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人。在他们中间，被流放的是安那托利•马尔特申科、纳什皮茨和柴特莱纳克。

马斯塔发．德茨麦里夫、特瓦里耶夫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在等待对他们的判决。没有时间提到我所认识的那些囚犯的命运，而更多的我不认识，或是我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包括在我不得不讲的这种情况内，我希望我没有提到的那些名字宽恕我。每一个名字，无论提到还是没有提到，代表了一个坚强和英雄般的人的命运，代表了多少年的苦难，多少年为了人的尊严的斗争。

对迫害持异议者这个问题的主要解决必须是建立在国际公约上的自由。所有政治犯的自由，所有关押在监狱、拘留营、精神病院内的良心囚犯的自由，如果必要的话，建立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上。这个建议并不涉及对任何国家内政的干涉，因为毕竟这是在同一基础上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对苏联、对印度尼西亚、对智利、对南非共和国、对西班牙、巴西、对每一个其他国家。既然联合国人权宣言已经宣布了对人权的保护，因此就没有理由说它是纯粹的内部或国内问题。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任何伟大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不管这道路看起来有多漫长。这条道路之漫长在最近联合国的会议中已经明显看出。在美国提出政治特赦议案的过程中，当某些国家试图过分地扩大这个框架，以至于涉及大赦这个概念时，美国将这个提案撤了回去。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深表遗憾。这是一个不能撤回的问题。我深信，能够使一定数量的人获得自由还是好的——即使他们可能犯有这样或那样的罪，比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起来遭受酷刑要好。

在不忽视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的同时，我们今天必须为每一个反对非正义的囚犯、每一例对人权的违反而战。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

我相信，在保卫人权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作为不同国家内政体的无辜受害者的保护者而行动，并不要求这些政体的毁灭，或者是对它们的全面谴责。我们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们需要一个柔韧的、多元化的、宽容的社会，这种社会可以选择性、试验性地对所有社会制度的经验作自由的、非教条主义的利用。什么是缓和？什么是和睦状态？我们不对字眼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个更好、更友善社会的愿望，更好的世界秩序。

几千年以前，人类部落在生存的搏斗中备尝困苦。在这种搏斗中，重要的不仅是使用一根木棒，而且是掌握理性思维的能力，处理部落积累下来的知识与经验，发展将提供与其他部落的合作的联系。今天整个人类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在无限的空间中必定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中有一些也会比我们的文明更有智慧、更“成功”一些。我支持这样一个宇宙学的假说，它宣布宇宙的发展是保持着它的基本特征而无数次地重复的。这样，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为“成功”的文明，将在宇宙这本大书“前面”和“后面”的书页上无数次地存在。然而这不能导致将我们在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神圣努力尽量缩减。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有中出现片刻。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那我们只是朦胧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