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戴耀廷）
已有太多证据看见威权法治在香港步步进逼，政治检控、人大常委会无限释法来褫夺议员资格、传媒归边、文革式批斗、选择性执法等，实是罄竹难书。香港各个阶层不少地方已失陷了，但还有两个地方是威权政府誓要攻陷的，就是法庭与大学，它们一直是守护香港核心价值的最重要堡垒。过去，法庭与大学都享有高度自主权，在关键时刻都能发挥作用，有效抵挡威权政府进逼及孕育出坚毅的抗争者。
可以肯定，威权政府在过去一段日子，加大了力度，用各种方法把法庭与大学置于其操控之下。法庭与大学的领导层应是最直接感受到来自威权政府的威胁。但很奇怪地，我们发现法庭与大学最近做了一些事，意外地让我们觉得它们好像是背弃了过去一直尊崇的信念，反配合威权政府去打压抗争者。
几任的大律师公会主席都叫公众要相信法庭并没有受政治压力，不要批评法庭的裁决，即使有法官在判词中的取态及用字，竟与亲中报章一致。大学校长们发表联合声明，竟不是捍卫大学内的言论自由空间，反是重复威权政府的说话，申明反对港独，但只能说出是违反《基本法》，却说不出是违反了哪一条刑法。为何会出现这种改变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法庭与大学的领导层，正因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威权政府的进逼，像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面对纳粹希特拉的威胁时，采取了绥靖政策。这些法律与大学精英受自己过去的经历及所处位置的局限，与当年张伯伦一样，缺乏抗争的意志，故面对步步进逼的威权政府，他们第一步已否决了与威权政府开战以保法庭及大学的自主。
这些法律与大学精英认为威权政府只是要打压公民抗命及港独思潮，若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威权政府就会「收手」，不会再进一步压迫法庭与大学。他们认为若不想方法在这阶段满足威权政府的要求，那么威权政府是有能力进一步入侵，令法庭与大学的自主受到更大伤害。故为了保住法庭与大学的自主空间，他们只能牺牲这些少数人的权益，尤其是港独思潮，反正在威权之下，这些想法也没有出路。
但历史告诉我们，当年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最终是失败了，并不能遏止纳粹德国的全面侵略，虽的而且确是把战争发生的时间推迟了几年。但也可能因英、法的让步，令纳粹德国能在欧洲大陆取得了更多据点，也多了时间做全面进攻的准备。当战争爆发时，防线全面崩溃，差不多整个欧洲大陆都一下子落入纳粹德国的控制，只余下英国负偶顽抗。
面对进逼不可让步
因此，我希望香港的法律与大学精英们能看得到这历史教训，香港现在需要的不是张伯伦，而是丘吉尔。当然我不是要求他们实时与威权政府开战，而是要明白威权政府不会满足于消灭一些激进的反对声音。在激进的反对力量被灭声后，威权政府下一步就是要消灭其它较珉和的反对声音，再之后就要社会内所有声音都要受威权政府控制，即使是中立或非政治性的声音，也没有选择余地。
明白了威权政府的本质，就知道为了香港的福祉，也为了法庭与大学的自主与利益，面对威权的进逼是绝不可以让步的，一步也不能。退却一步，其实是容让威权政府成功取得另一个据点。如果以为牺牲一些人权利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自主或社会整体的利益，那就是太肤浅了。
在此时此刻，当威权统治已变成事实，我们未必要实时与威权政府开战，但必须在每一个范畴，都要更坚定、更聪明及更有策略地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守住阵地，不能退却，不让威权政府可轻易入侵。以威权的庞大力量，或许最终法庭与大学的自主还是会被干预，但起码也要令威权政府付出极大代价。与威权的抗争是长期的，故此这些努力还是有意义的，能为取得最后胜利打下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