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强徵强拆”之源
中国大面积的强徵拆房地，造成各地农村破产、官逼民反，究其因，来自九四年财政的“财权上收、事权下放”。逼得各地大兴土木、资金缺乏，唯有卖地拆房。薄熙来折腾的钱从此而来。
四月九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佈了司法解释《关於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自今年四月十日起施行。
文革后，兴於“徵地拆房”，将亡於“徵地拆房”的中共，在十八大前为平息“官逼民反”的局势，又新出台了一个维稳举措。其实中共“强徵强拆”之源何在？中共“缺钱”，缺乏长期执政、维稳和应对民生的资金来源，至使各地政府不停地使用五花八门的“强徵”措施，否则便会失去垄断权力的地位。
执行强徵拆土地法院政府踢皮球
二○一一年初，国务院出台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徵收与补偿条例》（下称《徵补条例》），各地强徵、强拆所引起的流血冲突不但未减少，且越演越烈。《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徵补条例》至今未出台，若《宪法》和《土地法》不作修改，“新条例”就无法出台和实施。国务院《条例》的法律效力远低於全国人大所通过的法律。中共的理念中，成熟的政策才上升为法，但实践中多变的政策其效力往往远高於法。
《行政强制法》和《徵补条例》之间就自相矛盾，给公权力侵犯民权留出了极大的空间.《徵补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由作出房屋徵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当局本希望减缓官民冲突，寄希望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遏制各地政府的非法徵拆。但现行体制是党政不分，党领导政府，司法不独立，法院实为政府的下属机构。谁会相信党和政府能够向儿孙申请强制执行？
四月九日，最高法院发佈的《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一般由作出徵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
世人惊呼：法院又把执行强徵拆的“皮球”踢回给政府。现实中，执行强拆确是个烫手山芋，北京律师王才亮博士称，其办理的拆迁维权案中，几乎没有法官愿意到现场执行。在“暴力抗法”前，法官的人身安全甚至会受到威胁，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姜明安认为：“让法官带头去拆房子，会让老百姓觉得法官怎么这么坏”。
最高法院的《规定》比国务院《徵补条例》是个退步，或是个“恶法”。政府在执行过程中若违法，被拆迁人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暴力执法，不可以上诉.《规定》，作出裁定的法院是市县级法院，但市县级法院往往是听命於当地政府，所以公民的权益实际上难以保障。政府与法院来回踢皮球，证明强徵、强拆之源就是中共自己。
前财长项怀诚批评九四财政
九四财政是“暴徵”之主因，中共在一九九四年前的整个财政分配中，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的比重不断下降，从一九八四年的百分之四十点五降到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各地腐败蔓延，也是“六四”发生的诱因之一。
邓小平“六四”暴力镇压之后，发表了九二南巡讲话，将中国引入无序的“坏”市场道路中。江泽民主政后实行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九四财政”。对此，中共高层内不乏有批评者，出自官方的顺口溜认为：
九四财政——“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
日前，前财政部长项怀诚接受《财经》杂志採访时认为，“这个顺口溜，很生动，但有些偏颇.县级财政确实比较困难……是甚么原因造成了地方财政困难的局面？最近在『两会』上，人大代表刘锡荣批评现在『官满为患』，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十羊九牧》，批评过这种现象。现在要养的人太多了，财政当然困难了。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政府确实拿了大头，但是后来这个比例不断下降，二○一一年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已经不到百分之五十，地方集中的财力则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为甚么会出现土地财政？根本原因在於许多地方政府不是专注於提供公共服务，而是忙於搞建设”。
众所周知，各地政府自“九四财政”后承担了百分之七十五的事权，所谓“搞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炒卖土地就是一条便捷及暴利的路。强徵、强拆何时了？当局若不改变“九四财政”，“血徵”、“血拆”不会停止。近年来，我在《开放杂志》等媒体中不止一次提到：
“一年不炒地，经济困难；三年不炒地，财政危机；五年不炒地，自动垮台”。
薄熙来唱红打黑钱从哪里来？
薄熙来倒台，继陈良宇之后，又除掉一个“政敌”，陈、薄二人为何“开罪”於中央政府，这与中共至今尚未釐清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有关，尤其是税制关系.
重庆唱红打黑的钱从哪里来？为开发红色资源，一座高二十点六米、重四十六吨的毛泽东不鏽钢塑像主体工程在重庆医科大学城校区竣工。连底座在内高达三十七点四米，其一只脚便可坐六人，是目前全国最高、最大的一座毛像。“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活动，仅两年多时间红歌就传唱十二点八万场，经典诵读展演二点八万多场，故事会七百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一点三亿多条次。二○一一年三月，在洋人街风景区“长城”景点红歌会有三千人参加，共唱近四十首歌。如此连续、持久和大规模的活动，显然每天都需要一笔数量可观的经费，难道归根结底不是来自五花八门的“强徵、强拆”吗？
以大规模集中抓捕、在临时场所关押数千人和数百专案组同时运动式打黑，必然发生严重的“黑打”。由邓小平下令的数次“严打”运动后果表明，处处存在严重的逼、供、信和大量冤、假、错案，这些成本哪里来？毛泽东、邓小平是重庆“黑打”的祖师爷，“九四财政”给薄熙来提供了资金来源的巨大空间，九四财政是暴力强徵、拆的祸源。
二○○五年一月，中共决定在全国搞新农村建设运动，需每年从沿海地区抽出七千亿元资金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土地财政”是上海帮发家的命根，为筹办二○一○年上海世博会的陈良宇必然会“顶撞”中央政府。陈良宇在“十七”大前倒台，薄熙来在“十八”大前倒台，这是中共政治游戏规则的必然结果。
清末以来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
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化始於清末的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处於同一时段。比较二者的成败，洋务运动的失败，官督、官办兼商办是重要原因；而日本的官督私有、即果断将官办事业私有化是成功的主因。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不同的是，各自建立了不同的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日本的君主立宪，开始走向民主和法制，议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节制政府的大手大脚“花钱”，督促政府做到预算基本平衡。因此，甲午战争尚未开打，财政“战争”已分胜负——李鸿章面临的局面是要说服要修园子的太后不要佔用买军舰的银两，而日本政府可以大举战争债务，迅速动员海内外金融资源，因其早就开始实行了藏富於民的政策。
甲午战争失败又导致了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因此，还觉得民气可利用而贸然一搏的清延却採取了“东南互保”的政策，其结果地方大员之间更加离心离德，加之根深蒂固的满汉“内斗”，终使大局不可收拾。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将传播人类文明的二千多传教士赶出中国，将流传三千五百年之久的《圣经》赶出中国……
中共建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会治理国家，税制相当淡化，中央地方间财政关系很简单，工业利润全部上缴，然后统一分成返还，农业则多年统购统销.
中共建政后至朝鲜战争，实行的是“战时财政”，之后仿苏联，才由“战时财政”进入“建设财政”。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后，中共党内才有人对“建设财政”提出质疑，呼籲进入“公共财政”，但至今仍处在从理论到理论的争论中。中共为避免管死，也曾数度分权，然而行政分权，或朝三暮四，或左或右，都陷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失败循环中。
“强徵”导致乡村全面破败
四月九日，《长江日报》刊登禾刀《清明祭祖见闻》：“清明祭祖回家。行程虽然短暂，却无处不切身感受到，老家的乡亲们正在淡去昔日对土地的那番深厚感情。许多未耕田地，一眼便可以看出，抛荒久有时日，因为用来维系水源的田埂早已千疮百孔。老家村庄不大，原本三十多户百来人口。此番返乡，从村子走到那头，居然碰到三五人，无一青壮劳力。
更让人感到纳闷的是，乡亲们谈论最多的不是如何种田致富，而是城里的那些事儿。比如家人务工收入情况、购房、购车等问题.在那些依旧待在乡下的乡亲中，很多人在盘算何时搬住附近的城镇……“。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发佈的《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认为：“农村常住人口减少，造成了农村人走房空，大量『空心村』涌现，面积达一点一四亿亩，将近五个北京城的面积.『空心村』中一个突出问题，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数量增加，农村主体老弱化严重。东部沿海一些省市，新一轮农村建房的热潮正在兴起，『只见新楼，不见新村』，今后一旦出现类似情况，未来恐怕想整都整不动了”。这是中科院专业团队历时四年，首次利用高分辨遥感影像，对山东等地四点六万宗宅基地，六千五百余农户调查的研究报告。官方数字，今年三月进口粮食已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如此下去，街头政治和全民直选的风暴，正在逼近中国大陆。中共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对不断上收的财权和不断下沉的事权，中央地方关系和官民关系面临重构的挑战。
最高法院《规定》，若没有配套的政治、行政、财税体制改革，必然进一步加剧各级政府对经济的汲取力度，或以政府投资公司收益的名义实行所谓“第三财政”──法外财政，此种杀鸡取卵之举，将损害市场的发展。当局若不将“建设型财政”转为“福利型的公共财政”，不构建法治为上的治国框架，而被各类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将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或被动地实行民粹式的“普惠制”，终致现行体制不可持续.中共体制是违法“强徵强拆”之源，若不进行自身的改革，人亡政息并非危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