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1
晓波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带有那一代人鲜明的烙印。一方面，毛意识已破产，他们对之弃如弊履；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未曾有过完整的教育，中国传统教育是空白；于西方文明也仅是读翻译书；加之文革中暴戾风气，那一代人满“野蛮”的。
青年晓波的中心词是：自由、个性。个人即中心。青年晓波的“个人”主要是叛逆，而有关“个人”的文明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有野蛮性。但他的叛逆针对极权统治，他的指向是“自由”、个人权利；因此该叛逆有文明意义及指向。
方励之先生记述晓波，有个细节：“1988年夏，CCQ和刘晓波二位年轻人闯进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刘皆治文学，同李和我的物理专业不相交。C和刘皆东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乡。共同话题不多。幸好，我的‘哲学是物理学的工具’一书，当时刚刚出版，刘拿起一本就看，……只有C同我们聊。……临走，刘撂了一句：哦，哲学最多只配当你们的工具，有用就拿来，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课上讲（批判？）。话毕，拿起一本‘工具’，转身就走，至今未还。”这确是晓波当年的风格。
八十年代，晓波作为一匹黑马，闯入文坛。他生命力旺盛，野心勃勃，锋芒毕露。其成名作《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发言），剑锋直指当时中国文坛。那个时期的晓波可谓狂人，其言惊世骇俗：“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1986年12月12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
今天再读这些文字，满可悲的！叛逆、唯我、狂妄不羁是当时中国青年的流行风潮，类似长发、喇叭口裤。他们的叛逆是对“共产”的反动，但却与红卫兵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批判、斗争、唯我唯是，只是在“新时期”有了新的指向和语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的致命处——狂妄、蛮横、自我中心、攻击性。中国八十年的文学当然有局限，“一党专政”下，思想解放仅仅是开了一道缺口。即使是晓波，当时也仅批文学，而不敢及“政治”。况且，当时的新文学毕竟是对“党文化”的反动，向人文精神复归，是废墟上嫩弱的青草，且遭当局摧残，需要保护和扶植，晓波当时对之发难，挺蛮横的。
青年晓波有野蛮性，但其中有需要肯定的内涵：1、他是个人的，以个人挑战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的集体化；2、立于真实生命，富有勇气；3.渴求自由、追求探索真理；4、而最根本的是对中国极权体制的叛逆和抵抗。青年晓波的叛逆、挑战，骨子里是对抗中国极权统治，只是当时不能明说，于是“文化”便成了发泄口。我们看到，晓波最终站了出来，成了该体制的公开挑战者和“敌人”。待他找准对象，也就不再提那些文化妄言。
青年晓波的“狂”有些戏剧化，那也是当时中国青年的“时代病”。长期的极权统治，一片文明废墟，压抑的青春生命赶上“改革”，一旦遇到缝隙便野蛮、扭曲、疯狂地生长。道理很简单，为了一鸣惊人，就必需蛮横、极端，挑战权威，耸人听闻。因此，我们说，狂人晓波是他自己和社会潮流共同制造出来的——文革废墟上自我戏剧化。他记述“我能意识到自己的种种弱点，意识到社会舆论的放大乃至虚假，意识到我沉浸到这种虚假角色的可悲。然而在内心的深处，在自己的具体行为中，我却相信这种角色的魅力，只要已走上讲坛，一面对人群，面对闪光灯、摄影机和记者，我就无法控制自己，全力扮演这种虚幻的社会角色。向那些掌声和欢呼献媚。”（《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后简称《独白》）如果说，晓波的生命本质是悲剧的，那么青年晓波上演的却是喜剧。真是不幸！如果不是“新中国”，不是“文革”，青年晓波大致不会扮演这个角色，他本该是哈姆雷特。
本质上，晓波是很真诚、严肃的：现实、理智、坚韧、担当，追求终极真理与价值。可以说，他的性格中有“大哥”、僧侣的成分。只是由于1949年后，中国恐怖荒芜的文化背景，这些健康的生命元素不得生长，而转为极端的叛逆及扭曲个性的膨胀。
熟悉晓波的人都清楚，“六四”之后晓波大变。是“六四”的血，唤起他的良知，他由一个抢风头、唯我的狂人，成为一个承担道义、担当公共责任的异议领袖，殉难者，“为了他人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2
1988年，晓波受邀访问挪威奥斯陆大学，之后到美国访问、讲学。1989年4月15日始，中国爆发“八九”学潮。随即晓波发表公开信，支持北京学生。4月26日，晓波毅然中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由美国返回北京，参加学生运动。当时在美国，众多中国作家、学者、留学生对北京爆发学运兴奋异常，慷慨激昂，但毅然回国参加运动的，仅晓波一人。
危难关键之时刻，方见人的真性情。晓波毅然“弃”美回国，奔赴“前线”，显现他的真诚、满腔热血、身体力行，敢作敢为。这是其生命的光彩一章。当然，晓波回国，也有“抢风头”的因素，要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机遇中，留下他的名字。行前他对朋友说“我们此生不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吗？”
有人当面质问晓波“你回国是不是投机？”实而言之，此问挺无理，怎么可以坏意揣测人家的义举？即使晓波是图个人风头，毅然回国参加运动，也是壮举，可敬可佩。那毕竟是生死之事，其抢历史之机，欲青史留名，但冒生死之险，担责尽力，无可厚非。
有关回国的内心考量，晓波在《独白》中有详尽的记述，包括他对危险性、返回美国的估算。晓波的考量也好，他人的评述也好，这些都在理性范畴。命运之择，远非是投机还是义举所能说清。在晓波的一生中，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仿佛冥冥中，命运一定要将他推上祭坛。那一场鲜血的祭奠已备好，等他“自投罗网”。人类各文明的建立和延续，需要一批批终极道义的殉难者和持守者。道义永远是以生命和血来滋养的。在一种文明体或族群中，有很少的一些人，他们注定是要殉道的。
命运关键之刻，人的选择实超乎理性——尽管给自己摆出种种道理，凡生死决断，必出于生命深处不可抑制的内在呼唤。晓波说他回国参加“八九”运动，“既不是犯傻，也不是壮举，而是我之为我的必然。”这个必然是什么呢？晓波毅然回国可谓是其一生的象征：面对死亡，冲向悲剧的中心，实现生命的神圣意义。这是一个殉道者的生命姿势及内心情结
有关生命，晓波在决心绝食的前夜，有反复的思考：“生活和人生就是悲剧，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生命的意义……是在正视无法回避的悲剧情境中，投身于其中，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去完成辉煌的一生，哪怕短暂，哪怕瞬间，也要投入。”在决定绝食时，他记下“看看我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苦难，我的生命能否在关键的时刻超越生命的极限——死亡。每次激动，每次痛苦，每次身处逆境，都会为一个人提供超越死亡的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就等于超越了死亡——不是死毁灭了生命，二是生命创造了死亡，创造死亡就是创造一种神圣的价值。……（这)是个人主义的登峰造极，……是超越性的、圣洁化的，接近绝对价值的个人主义。”“死亡提供了一种超凡的动力，在死亡中能够完成一种惊天动地的创造。”（《独白》）
“个人”最简单的形态就是唯己唯利，但这是生命的低级形态。而一个严肃的个人主义者，有意义的要求：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没有信仰，又分离于他人与社会，那么在茫茫的时空中，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陷于了虚无，要不要活下去。这是个人主义的根本困境。如果生命不甘抹去自身，即要为自己创造出意义；生命意志越强，其对意义的要求也就越高越强烈。
青年晓波的主要思想来于尼采。尼采将个体生命的张扬推到极端。既然上帝死了，“我”即要取代这个位置，创造自己，超越世俗、超越道德、超越人，成为超人。但这仅是精神上的妄想，做不到的。青年晓波受尼采的鼓励，狂傲不羁，惊世骇俗，且而取得了成功，成为突起的“新星”。但这是世俗的成功，却构不成哲学上所表述的人的意义。不是做超人，而是要是要实现人的终极意义——生命的神圣价值。由此，晓波告别了尼采。
晓波反复提到“生命的神圣价值”，这是他生命的核心，终极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慷慨激昂的知识人，唯独他毅然回国。“八九”学运是一场伟大的悲剧，感动了世界，代表了人类的自由、正义、勇气、理想。他要投身其中，提升创造自身的生命，以接近那个神圣的价值。即使是死亡，也是生命的辉煌创造和实现。
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晓波将个体生命提升到神圣的境界，或者说他赋予个体生命神圣之价值，并以此要求自己。注意，这里晓波关注的是“我”——我之个人的意义及价值。但是，什么是“神圣的价值呢”？它的内容是什么？你又怎样抵达到那里？难道这一场伟大的运动就是为了成就你个人的神圣价值吗？如果是这样，这还称得上神圣吗？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该价值就不仅算不得神圣，甚至是危险的，为了成就自己，你可以将这场伟大的运动及无数的生命作为赌注。于是，晓波陷于困惑，他自问：如果殉难仅仅是为了成就自己，”那么民主呢？大众呢？民族呢？如果离开了这些让人肃然起敬的辞汇，殉难又有什么意义？”（《独白》）
在此困惑中，晓波还有一段记述“我忽然感到世界上最美的杰作是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上的形象。人类的苦难由他一肩担起，他代表人类受到上帝的惩罚。但他的受难不是屈辱，而是荣耀，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从根本上说，人与人之间没有强壮与瘦弱、聪明与愚蠢、文明与野蛮、伟大彧渺小、高贵与低贱……之分。……重要的仅仅在于面对殉难的十字架，是否有勇气走上去。毫无惧色地背起十字架者即圣人。退怯者即庸人。绝食也许会是一次殉难，而且是千载难逢的殉难时机，我不下地狱谁下！我不做殉难者谁做！”
当然，这段记述还是关于他个人的：其个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但是在他的意识中，基督形象的出现，喻示了“神圣价值”。如果仅仅是为成就自己，走不到那个神圣境界。神圣价值必需是承负人类的苦难，替人类接受上帝的惩罚。也就是“神圣”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而为众人受难。虽然，此时晓波尚未走出“个人”，但基督的出现显示了他生命中蕴含的殉道情结——殉难者的命运。生命相对于死亡，无论怎样思辨，只要面对鲜血、死亡，晓波才最终完成了他的蜕变——由尼采到基督，舍弃个人，而为国家的自由受难。
今天重读这段文字，可体会到，殉道是隐藏在晓波生命深处的一个隐秘情结，这是他生命的核心，是他迎向死亡，走上殉难之途的力量源泉。是这个“秘密”在冥冥黑暗中引导他推动着他，让他把自己摆上祭坛。这个“秘密”自他诞生，便在他的生命中。晓波的一生曲折跌宕，但最终履行了这个“秘密”，实现了他的生命祈望：归属生命的神圣意义与价值。不是他创造了神圣的意义与价值，而是将他的血、生命奉献给了人类神圣的意义与价值，他的生命最终汇入了那里，而属于了那里。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获得了生命的神圣意义与价值。为此，他的死不是屈辱而是荣耀！
2017年 10月 于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