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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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宁等人公祭六四英烈(网络图片)

 
 

安宁用他的破旧电动车载着我,用悠长浑厚的语调,轻声向我诉说着小时候,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念着街上标语识字的情景。郑州的街道早非旧日,而在他眼前,却似乎仍是挂满标语的灰色天空和人群,因为他们褐色眼眸,至今仍是那一片不知归落何方的迷茫?“我说:‘狼抓阶级斗争!’”口中发出吞咽唾液的滋滋声。我大笑:“原来你早看穿了那一切!”他继续回忆着,心头充满平和静谧,眼神温顺似绵羊,世间万般,除了他认准的事理,一切皆可相让。反之亦同样倔强。那种仅存于史册中,读书人的顽固不化,是他立身处世之根。

 

在安宁坐牢期间,有位同窗好友象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对安家二老百般孝顺。安宁出狱后视之为莫逆,但随后他向安宁坦称自己已经加入了“体制”,为它写“参考”效命。安宁悲痛欲绝,于私义其人无异于手足,于道义则摧人心肝。两人最后用手机短讯进行最后告别,一人曰:靠理想无法生存!安宁答道:那么相忘于江湖吧!

 

以其说是相忘,不如说是念念不忘,否则便不会再在多年后对我提起。他的掌故说稀奇亦不稀奇,因为人情并不通达,因此曾国藩式的仕途,必然与之无缘。他曾就读于北大考古系,并在1989年全心投入到民主运动中。远在学运爆发之前,他便已经是北大民主活动的重要积极人物。在当时,北大学生会系学生直选,并有部份人大代表名额,被派到这些直选中来。从事这些活动并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学生们也从未想过其中会有政治风险存在。虽然看起来更家是场过家家的游戏,但联系到北大这一特殊环境,则具有了某种微妙意义。人们将其视为社会活动的绝佳舞台,不少人甚至视之为仕途前程。

 

安宁与大部份人不同,他并不热衷于当候选人,吸引他的仅仅是选举形式本身,时至今日,他的投票情结仍未被埋进打磨生活的发月之下,每逢遇上争执不下的难题,他便不假思索地提议投票表决。

 

在安宁沉醉在为选举活动奔走时,他的“故乡”郑州大学,一位同龄人罗志峰,郑州大学化学系学生,正在“胡作非为”。此君身长八尺,腰有三围,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给团委捣乱。三月五日,团委号召学雷锋,寻常见闻的那种:拉上横幅标语,摆起桌椅板凳。罗志峰会同一“狗友”,大摇大摆而来。团委干部远远看见,不由得为自己捏着一把冷汗,好似蒋门神远远见到武二郎。果然,罗志峰来到他们塘口前,问:“这雷锋是个啥人?为啥要学他啊?”团干部打着寒颤解释说学雷锋是为了做好事云云。罗志锋又问:“是不是我们自己不会做好事,非要跟个啥人学着才行?我要做好事那是因为我自己想做,不想学什么雷锋!”

 

团干部们见状,怕被围观砸了场子,只好低三下四求这位大爷走开,放他们一马。于是罗志锋打着得胜鼓拔营而去。

 

几年后,世道已是另一番模样,学运已被镇压,凭借在北大从事民主活动的经验,安宁原本是学运早期重要人物之一,他个性收敛,崇向“君子敏于行讷于言”一类的古老信条,不爱拋头露面之事,专爱在背后默默替人效劳。

 

“如果一位默默无闻的同学和一位名声在外同学同时找到我,我一定优先考虑前者。”他对自己的本能颇为自豪。“在草根与精英之间,我永远选择前者。”

 

这本能令他逐渐淡出潮头序列,变成一个“被使来使去跑腿的”,他也因此阴差阳错逃过被通缉的命运。不过该是你的命中的劫数,迟早都会来临。学运遭镇压后,安宁成了地下学生组织“中华进步同盟”的重要成员。这个小团体本没有明确目标,只是群义愤的青年学生。随着这学生小团体与“中国自由民主党”相互加入,它很快成为“反革命集团”,早已被当局盯上,只待收网之日。

 

作为成员之一的安宁,如他一往的风格,认为反对派必须有其地方根基,于是自告奋勇回故乡河南,去联络志同道合之辈。

 

安宁与罗志峰之间的羁绊,似早已注定。很快,“自由民主党案”案发,1992年3月底,北京的一众党人被捕。消息传到河南,罗志峰被迫与安宁断绝了来往,各自等待着抓捕来临。他已经毕业,有一间宿舍和一份工资,但他的朋友们却未必,那些因种原因沦为所谓“社会闭杂人员”的朋友们,经常上他处来投宿、蹭饭,刘昆便是那些“社会闲杂”之一,他因为学运的关系,连派遣证也没拿到。

 

有天刘昆在广场碰上个卖一次性打火机的小贩,那人告诉他:一块贩来两块卖出,也多少能挣点。于是刘昆也去进了一箱打火机,挂在脖子上沿街贩卖。到了晚间,他愁眉苦脸找罗志峰投宿,一整天只卖出一个,卖了八毛钱,倒赔两毛。罗志峰说:“反正我抽烟要用,我都给你买了吧!”心里暗笑:“憨货,別人都几毛钱进的货!”于是买了这箱打火机放在床下。不久,安全局查上门来,要抓反革命份子罗志峰,把他的宿舍翻个底朝天,当他们发现那些打火机时大吃一惊:这罗志峰学化学的,他弄这么多打火机,不会是想造炸彈吧?安全局特务如临大敌收缴它们,然后抓了罗志峰上车。车还没起步,黑夜里看见刘昆又来了。更糟糕的是刘昆也看见了他,他恨不得喊出声来:“昆!你赶紧走!”他想假装不认识刘昆,或者使眼色把他支走,因为不知道刘昆是否在安全局的嫌疑名单上。但刘昆不仅沒意识到是怎么回事,还跑到跟前,满腹狐疑地问长问短。罗志峰暗自叫苦不迭,心头骂道:“你个憨货!”面上还只有满脸轻松与刘昆说笑,怕特务们就此怀疑上刘昆,称自己要和朋友们出去一趟。

 

这一去便是三年有余,作为自由民主党案在河南的两位受害者,安宁和罗志峰分别获刑五年与两年。但由于“审判”是在1995年才进行,罗志峰已经在看守所里被关押了三年半,也就是说有一年半是被“白关了”。这三年半在他口中轻描淡写,似乎象度了次长假。在看守所,他似乎得到了某种潜在力量的暗中帮助,当然那仅仅是自他言谈里流露出来。看守所院子上空,用铁网罩住防止囚徒们逃走,铁网结实得能让武警踩在上面巡逻。一日,铁网上巡逻的武警忽然对下面的罗志峰喝斥起来,罗志峰与他据理力争,认为武警管的是(铁网)“上面的事”,“下面的事你管不着!”武警大怒,扬言要“整死你!”隔着铁网两人相互大骂,罗志峰更是毫不相让,回敬道:“有本事你下来俺俩单挑!”

 

几个钟头后,几个武警抄着皮带、铁棍等物,但却没有和罗志峰冲突的那一个,在一名排长带领下闯进来,对看守所管教指名要带走罗志峰去好好修理一番。这架势罗志峰不死也要掉层皮,罗志峰也不含糊,要他们把和自己冲突那位找来与自己“单练”。管教们急忙把罗志峰拉走藏起来,随后他们又不知用什么招数把那几个武警打发走了。从此,罗志峰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和自己冲突过的武警,也许是故意把两人可能碰面的时空错开了。

 

刘昆并没有被牵连进自由民主党案中来,在河南,自由民主党案的受害者止于安、罗二人。其中原因,无法深究,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二人在受审时的顽强。档案中的黑材料,使刘昆好几年找不到正式工作,那时国有管制仍非常严密。直到一家德资企业在郑州落户,他大起胆去见面试官,面试官中有德国人,问他为何长期没有正式工作。他大起胆用被中国企业拒绝过多次的理由答道:因为自己参加过六四运动,因此四处求职被拒。德方录用了他,我相信并非因为同情。

 

而安宁则从受世人千骄百爱的北大高材生,瞬间沦为万人所指的“劳改犯”。“我本以为那里什么都没有,原来那里什么都有!”他并不象罗志峰样嘻嘻哈哈,无法言表的沉痛浓缩在这句话词中。人世中为何会有那些不可思议的黑暗,好象至今教他百思不得其解。一股令人惊奇的光芒在地狱般的磨炼后沉淀在眼中,仍旧一派天真固执。出狱后他想经营一爿书店,卖一些格调不俗的书籍。他很用心周全地设计了一套经营策略,这策略的灵感来自小时侯在新华书店里站着或蹲着,恋恋不舍阅读那些自己买不起的书时的记忆。他要把书店和阅览室合而为一,既是一个购书之地,又是一个文化休闲场所。这种经营模式早在西方普及了很多年,但在当时的中国,还从未有过先例。后来的事证明了并非无可救药的迂腐之人,书店取得了成功,经营和口碑皆蒸蒸日上。不过麻烦随之而来。安宁做为一位政治犯,又是死不悔改的广场学运“头目”,让他的事业兴起并在当地形成影响,自然不能让党高兴。

 

“有关部门”经常来骚扰,安宁据理力争,自己既未偷漏税务,所售皆合法出版物,更绝无盗版,一切账目清晰。于是地面上派出所的警察出现了,扬言:若不乖乖关张,“信不信我几个贼,偷也偷垮你!”

 

书店业务从此江河日下,不久果真被迫关张。罗志峰和他一样,党给他们定好了论调,只能在生存线上勉力挣扎,一旦发展起来,便不择手段将其打回贫困。他们只能以一种社会边缘人物的形态生存下去,二人相濡,形若同胞,若安宁有事,罗志峰必是他最有力支持者。

 

“同案之间,意味着无限责任。”他们在北京的同案康玉春如是言。他作为该案的第二被告,被判刑十七年。“当我坐到第十年上下的时候,经常想:’我的那些朋友们都在哪里?他们会不会想我?是不是已经把我忘记了?’”当他觉得自己已被忘记时,又会安慰自己:“至少,安宁肯定还在想我。”

 

有一次,安宁被一伙人约出去玩,到了发现是个乌烟瘴气的KTV,他急忙告退脱身,却走得急把外套落下。次日安宁再去取外套时,却被店方扣住。因为头晚那群人逃单跑了!店方抓住安宁要求他埋单,安宁无计可施,那群逃单的主要么联系不上,要么滑溜掉,更多的并不认识,无奈他只好电告“罗子”。罗志峰迅速赶来,担心店家会招来警察,当局正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学运头目”安宁,出入不三不四的场所还赖帐,这是他们最乐意看到的事,罗志峰二话不说,埋了单领安宁赶紧离开。虽不知金额细节,但一定不菲,他并无多少资财,更毫无犹豫之色。罗志峰从来不报怨安宁或者任何一位朋友给自己带来过什么不便,但有所需,他有求必应。其最为尚酒,千盅不醉,而每逢事关非己,却又从不贪杯,以事为重。此君从未有过忧伤凝重,每晚需要读几段书,方才睡得着。无论何时,只要是几个朋友出街,但有开销之时,抢着埋单的必然是他,掏钱动作自然而然,毫无做作,不知是习以为常还是天性如此。一次,他说起自己小时候养过一条黑背大狼狗时,忽然有些异样,在故乡平原上田野间,与大狗一起奔跑,那仿佛是他最遥不可及的远方。他对那大狗千宠百爱,忽然他不愿再讲下去,两眼涨红,话语嗄然而止:“后来它死了!”

 

安宁和罗志峰仍在郑州过着他们被边缘化的生活,全中国象他们一样的人不知有多少,他们曾经努力去牺牲自已,他们散落在全国各地,以其高傲的人生,为我们的时代挽回着最后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