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在杭州城一隅，曾经有这样一个家庭：丈夫在家中料理家政，一边写作；妻子在所在小区里的物业处活计，女儿则在家附近上班。他们家来客络绎不绝，有的前来求助，有的是挚交好友之间的走访，有的则系不远千里慕名而来。
汪雪娥是这家里的女主人，和很多政治异见者家庭一样，她需要在家中承担更多的男人角色。那个家局促而狭小，原本只有一间屋子，因为在一楼的缘故，负责一日三餐的“主男”吕耿松又搭出一间小简易房来，大约4、5个平米。白天做自己的工作室，晚上把沙发铺开做女儿的卧室。整个小区，一楼的住户们家家皆作如此。
前来找吕耿松的人很多，有时会坐到很晚，占用了女儿的卧室。这时候女儿吕飘旗会过来彬彬有礼地打招呼。熟悉他们家情况的客人，会向飘旗报以歉意，因为占用了她的闺房。而飘旗则告诉对方，自己要外出去和伙伴们锻炼身体或者有其它缘由，叫客人大可继续安坐，不必为她分心。
在中国，“政治受害者”这个概念，完全可以放诸全体国民。即便取其最狭义，它也远不止某位直接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而是指整个受到政治迫害的家庭。
二十多年前，汪雪娥女士曾经有一个不算宽裕的家，她的丈夫吕耿松是浙江省公安专科学校的老师，她自己亦有一份工作。好景不长，1993年，吕耿松被公安专科学校开除了公职，那个以“讲政治”为首要的学校，容不得吕耿松的“反动”思想。被逐回家中的吕耿松以撰稿为业，有时去摆摆地摊，夫妇二人勉力抚养女儿。
未久，汪雪娥因工厂破产失业，靠着父亲写作，母亲做些零工，吕飘旗渐渐长大，她从一个小女孩时代开始，嘴角总挂着一份心满意足的笑容，小小年纪，便一派洒脱自如，不羁于世情的豁达大度。父亲因为替人维权，家门中常有蒙冤的告状者前来求助，请教各种法律问题。那个家附近耳目林立，监视他父亲的警务亭就戳在家对面，附近不停地有人晃来晃去，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每一位进出者。而她竟然丝毫不以为意，好象那些东西全然不存在一样。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方才十六、七岁，天色已黑，她刚刚放学回来，看见自己的闺房被陌生人占据，非常有礼貌地向我问好，抱歉说自己刚回来，要把身上衣服换掉，因此不能久陪，嘱我大可安坐如故，过一会再来和我打招呼，一派小女主人的样子。
一忽儿功夫，她果然换了一身运动服，过来和我问长问短。她问：“那么你是民主党吗？” “民主党”这三个仿佛一脉清泉，从那少女唇齿间叮咚而出，教人情不自禁想要汇入其中。听到我回答说“不是”，她好象有些许失望。哪怕我随后又补上“我有很多民主党朋友”，也无济于事。随后她便出门，与同学跑步去了。
后来我又去过他们家几次，在那个家里见到汪大姐的时候很少，她每日早出晚归，行色匆匆。而飘旗则屡屡将自己闺房让出给我，好教我可以省下几文住店钱。我不晓得他们一家三口是如何因我而挤着入眠的，他们的表情轻描淡写充满善意，教我不由自主在那小沙发上沉沉睡去。
真正的考验在2007年到来，吕耿松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入狱。他常年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整理《中国维权大事记》，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呕心沥血。罪证系他所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称：台湾的中华民国才是中国正统的合法继承者，而中共政权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法统上，皆不具备正当性。
“以前我老婆胆小，后来她也什么都不怕了，我就放心了。”
我不知道汪雪娥女士，以前是如何“胆小”。她那小小的家庭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果警察找到她的用工单位，马上就能饭碗不保。用工方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一位雇员得罪警察，更何况是政治警察。而他们那点自建的小屋，屡次三番受到拆除的威胁。有一次真的来了一群人要拆他们的小屋——飘旗的闺房。吕耿松一人持杖对峙，宣称自己将以命相搏，居然斥退了拆房队。
她所谓的“不怕”了，和吕耿松的被捕直接相关。多年以来，为了艰难的生活和那阴霾的前程担惊受怕，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恐惧变成了必须面对事实，便再也无需恐惧。她为丈夫四处奔走呼告，置警察的袭扰若罔闻。她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为夫呼吁，干了许多警察不许她干的事。政治犯的家庭要经济无经济、要平安无平安，全赖一家人日积月累的亲情维系，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熬着等待吕耿松归来。
待到4年后吕耿松出狱，曾经发生在汪雪娥身上的命运，又在女儿身上轮回。年岁见长的吕飘旗，也被因为安全局调查的缘故，被用人单位辞了工。一个为他人维权的家庭，居然连自己的权益都无法保障。不少看热闹的人们，会拿着这样的事实来当笑话。
对吕耿松的监控越发严酷了，出狱后他成了一位“有犯罪记录”的人，身份比入狱之前更加敏感。他的出行时常有警车和大队人马如影随形。家庭越发陷入困境，汪雪娥决定为自己维权，争取属于自己应得的权益，改善这岌岌可危的处境。
这位曾经的“胆小”女子也走上了“上访”之路，因为前工厂破产，档案被毁，她应得的社保金无处着落。对“有关部门”而言，补齐被毁的档案并非难事，但普通老百姓的权益从未被重视过，刁难弱势，迎逢强势，是这个国家里基本逻辑。天下不知有多少老百姓求告无门，除了诉诸漫漫上访路，他们别无它途。这漫漫长路的艰辛，一言岂能道尽？
汪雪娥刚到北京，便被截访的拦住擒回，后来她不断找机会四处申诉。她们家本来就是严控对象，要想绕开那些监控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那些日子，在她家里，经常可以听到人们问吕耿松：“你老婆找到工作了吗？”或者“飘旗找到工作了吗？”
不知道是命运作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汪大姐居然就在她的小区里当起了“保安”。有一次我去看吕耿松，从他们家出来总感觉背后有一双笑盈盈的眼睛一直在注目着自己，我回头看时，见背后除了几个坐在一起聊天的女保安，并无他人。那些女保安中，有一人正向我投来和善而怜惜，甚至略带惊喜之色的目光。而其正自顾聊着什么家长里短。我满腹狐疑，不知何故。后来得知原来汪大姐做了小区保安，才恍然大悟，原来那道目光居然是她！心头一阵大乐：“好你个老吕，居然把老婆‘打入’到监控你的人中去了！”
这日子随着吕耿松的再次被捕而烟消云散，2014年吕耿松再度被捕，获刑11年，对他的迫害很可能来自一场阴谋，几乎同时遭到重判的，还有他的民主党同仁陈树庆，获刑10年6个月。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她的家，她的生活变成了何种模样？我亦不再知晓。日复一日，我越发地明白，在我们的世道里，离他人的苦难越远，心中便越发不安。但愿我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为义受难的人们，他们是我们前路上唯一倚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