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中国风险投资人李世默上个月在亚洲协会的一次会议中表示,美国正在经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为“身份政治超越了理性,意识形态压倒了政治程序“。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随后引用这个说法并表示赞同。其实,有关美国正在经历”美式文革“的说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2016年川普竞选时,一些中外学者就称其为”造反派“,把他的某些主张与“发动文革”相提并论。川普执政一年多过去,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一些现象,的确让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产生联想。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说美国在经历“美式文革”,到底有没有道理?有人以川普和毛泽东都是打破旧秩序的人而将两人相提并论,是否恰当?

 

嘉宾: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Robert Daly戴博;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

 

陈破空表示,说到文化革命,如果从字面和内涵来说,每个国家都曾在不同时期经历不同的文化革命。但如果说到中国式文化革命,即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果说有分店,也就柬埔寨和北朝鲜有一些神似。把中国的文革硬往其他国家、尤其硬往民主国家身上套,可以说,不伦不类,风马牛不相及。

 

陈破空说,一个有趣而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是,往往是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中国人,如今动不动说别的国家“搞文革”,一会儿说台湾民主是文革,一会儿说川普新政是文革。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的文革情结。至于美国左派学者认为川普像毛泽东搞文革,也只是表象上的粗浅解读。其实,中国文革早期,美国左派曾经支持毛泽东的文革,以为那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后来才沉默下去。把今天川普时代与中国式文革扯在一起,大概是左派学者的另一种迷失。

 

戴博认为,美国搞文革的说法很肤浅,没有道理,没有说服力。美国与中国在文化条件方面、在法治状况上都截然不同;这样的说法只能反映人们的一知半解,他们只看到对毛的个人崇拜,而对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完全不懂。总之,这种比喻误导大众。至于川普与毛泽东之间在个性、思维和行为等方面的异同,我认为,他们的政治、教育、文化背景都不同。而在心理需要层面上,他们倒是有一些相似之处,比方说都自我陶醉、自以为是,加上唯我独尊和刚愎自用,总之就是自恋自大。

 

有人认为川普执政对美国内政外交的改变类似于文革的颠覆作用。对此戴博认为,川普担任总统之前,美国已经进入了一场重大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危机,而且是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美国对重新认识利益观和价值观的渴望,不是从川普才开始。虽然川普代表美国的部分价值观,但是他仅仅代表某些层面,而并不代表整个美国。我们不要夸大川普一年来的影响,而要看到,美国目前面临的危机已经酝酿了几十年。这场危机围绕的中心是,美国失去了凝聚力,一直由多数人赞同的价值观出现了背离甚至扭曲;美国一直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至上;美国的伟大在于富有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无法取得共识。

 

戴博最后说,川普与美国媒体之间严重对立,这并不是新鲜事。总统都不喜欢媒体,因为媒体总是限制总统的自由,甚至揭露总统的丑闻,所以他们之间总是有摩擦,这不奇怪。在我看来,主要问题不在于总统与媒体的摩擦,而在于有的领导人公然否认事实、否认逻辑。我认为,如果每天看媒体、追推特,总是会看到极左和极右之间的厮杀,会感到美国社会很快要撕裂。只有这样,媒体才能达到高收视率的目的。媒体的这种功利主义做法是我很不以为然的。如果不看媒体,而真正走进美国生活的话,你会发现,尽管人们互相之间可能政治观点不同,价值取向不一样,但是大家都相处友好互相尊重,没有纷争。总之,我认为,要少关注电视和推特这类媒介,因为美国的很多不实兴奋感都来自它们的夸大其词。

 

程晓农认为,要谈美国是否出现了“文革”,必须先弄清楚中国的“文革”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文革”有四个基本制度背景,第一,共产党的极权体制(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也没有人身自由);第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极端化;第三,当局用政治运动实行全社会范围的社会动员;第四,意识形态正确成为判断一切人言行的唯一标准。用这四条衡量,川普上任前后的美国,只有第四条沾一点边,所以,美国社会出现的支持和反对川普现象与中国的“文革”只有一点点类似,美国“文革”这种说法充其量只能说是个勉强的比喻,经不起推敲。

 

程晓农表示,有人把毛泽东和川普对比,这只是抓住了一点表象,忽视了最重要的本质差别。毛泽东是共产党极权统治的独裁者,川普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民选总统;毛泽东打破政治社会秩序是为了消灭政敌,川普的施政是为了调整美国多年的政策方向,而不是为了单纯的个人目的;毛泽东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和政治主宰,川普没有意识形态包装,也没有说一不二的权威;毛泽东颠覆的是他自己建立的共产党官僚体制,取而代之的是用军人和造反派组成的一个新官僚体制,中国的政治秩序并没有真正改变,改变的只是掌权的官僚群体,川普所触动的是建制派的奶酪和他们的价值观,但丝毫没有改变美国的基本政治结构。

 

程晓农最后说,一年来美国经济的明显复苏正造福于美国大众,而令一部分民众耿耿于怀的实际上是左派价值观受到了挑战,最典型的是川普当选后大学校园里许多学生表现出严重的失望情绪,以至于无法正常上课。这种现象的背景是校园里占主导的左派价值观在总统大选中被选民质疑,其根源则是左派价值观与民间的传统价值观的对立通过这次总统大选而公开化、尖锐化。这种对立会持续下去,但并未影响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

 
 
焦点对话:美国左派右派,谁更有“文革风”?
 
 
华盛顿 — 川普执政一年来,美国社会的对立和分化越来越严重。这种撕裂是谁造成的?美国左派指责以川普为首的右派挑战美国主流价值,试图推翻美国的立国之本如三权分立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右派则指责左派推行的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走上歧途,以类似中国文革中“破四旧”的方式抹杀美国历史及宗教传统。美国左派和右派,那一派的做法更像是搞文革?他们到底哪一方是在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
 
嘉宾: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Robert Daly戴博;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
 
程晓农表示,美国社会里左右两派的价值观不同,本来是自由社会的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其中有一方把自己的价值观挂上“进步”、“政治正确”的旗帜,而把对方的价值观贬低为“政治不正确”、“民粹主义”,这就把自己的价值观在政治上意识形态化了。所谓的把一种价值观在政治上意识形态化,就是强调只有自己是永远“正确”的,要求其他人必须跟从,对不愿跟从的人便攻击施压。
 
程晓农说,人类历史上纳粹、共产党都实行意识形态挂帅,现在美国也有不少人无意识地走上了意识形态挂帅的路,而意识形态挂帅可能诱发主张思想专制的情绪。少数民主党支持者在大选前后的暴力行为表明,他们确实把自己的价值观在政治上意识形态化了,认为只有自己是“政治正确”的,因此他们不能接受挑战自己价值观的社会现象,同时难以克制自己想要打压挑战者的冲动。这种行为的本质是潜在的思想专制倾向,从根源上讲,思想专制倾向来自左派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起源。其实,“政治正确”的那些主张,许多还有待现实和历史来检验,有些已经被现实所否定。比如,全球暖化这个命题这两天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寒潮的挑战。如果把这个命题的讨论越出气候变化的范围,戴上“政治正确”的帽子,那就可能得出荒唐的结论—气候变冷是老天“政治不正确”。
 
戴博说,觉得美国社会如今的极端化,左右两派都有责任。有个笑话说,左派觉得右派愚笨,右派觉得左派邪恶。但是,不管左右,人人平等应该更重要。所谓政治正确肯定有过分的地方,但是,政治正确的核心意义在于人人平等互尊。所以在“白人至上”和“种族平等”两者之间,当然有正确错误之分。
 
一些右派人士认为政府内部如司法部和FBI等,有专门针对川普的所谓“暗势力“。戴博认为,这么说没有道理。美国三权分治,司法独立、媒体独立,这是美国的免疫系统,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是 “暗势力”。暗势力不存在。有川普粉丝不同意联调局对川普”通俄门“的调查,所以编出这个说法,其实是污蔑美国的体制独立。
 
戴博还说,随着川普当选,许多华裔也成为川粉。这个现象很有意思。部分华人虽然经济保守,但是在移民等利益方面却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共和党的很多支持者基本是地地道道的美国白人,有种族倾向和反移民倾向。华人对川普的认同可以说体现了自己心理上的矛盾。
 
陈破空认为,不同观点,不同理念,是多元化美国的特征,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近些年,在意识形态上,美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让部分民众感到不安。鉴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处于人口与思潮的持续变化中,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对立,也可以理解。传统价值与时代变迁的冲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差距,处于动态博弈中。
 
陈破空说,站在左派的立场,自然认为右派不可理喻;站在右派的立场,自然认为左派偏激。互相认为对方就是中国式文革,都是肤浅的指责。好在有民主制度、有言论自由,人们大抵还是可以和平地竞争。当然会发生一些非理性的事件,比如,围绕拆除和捍卫历史人物雕像所爆发的冲突,甚至引发流血和人命伤亡。但这类事件,毕竟为数很少,并不代表美国社会的主流,也未动摇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大国的基本价值,绝对不会酿成中国文革那样的大动乱、大迫害、大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