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是教父，赵才是真正的改革设计师

《动向》编者按：作者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赵紫阳录音回忆的英文版《序》。译文收入中文版。由鲍朴翻译。

我只见过赵紫阳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进他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他当时是四川省访英代表团的团长，房间里挤满了他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我知道，赵当时是四川省第一书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声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次国外之行是为了汲取经验。但当时我研究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历史。我问，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请他谈谈1960年代在广东省主政的经验？他说他很乐意。我向他的助手递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那次短暂的接触，使我形成了一个肤浅但又坚实的印象：这位共产党的老干部，开放，诙谐，有生气。遗憾的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进一步加深这些印象。当我下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之旅的时候，赵紫阳已经是国家总理了，我知道，试图通过北京层层官卡（去见他）是徒劳的。

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

这本书的内容，是赵本人作为总理，之后作为总书记，直到最后被软禁的经历。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北京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在那一段时间里，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佐助，正在为他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虽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学者着文论及，但赵紫阳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对扑朔迷离的内部斗争有所认识。

赵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总理生涯，其中涵盖着探索和思考，失误与失望，以及中国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在元老中，他有对头，陈云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当毛泽东出轨的时候，陈云总在经济方面发出理智的声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错误就行了；毕竟是计划经济把苏联搞成了超级大国。所以陈云建议中国回归正统。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的模式：就是说，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中之鸟。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不会失控。赵很尊敬陈云——（除了邓）陈是此书中唯一被赵称之为“同志”的元老，赵总是去访问他，同他讨论新的政策，希望赢得他的支持。即使达不到目的，好在后面还有邓小平去制约陈云。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赵似乎从来不大喜欢此人。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唯一同周恩来共事（没有被打倒过）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华国锋在毛的黄昏岁月中崛起之时，李成了华在经济上的最高顾问。如果华继续担任领袖，李一定能大权在握。李对此念念不忘，也没有忘记是赵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经常念叨自己在华的短暂过渡期间的成绩，认为应该被承认为当前进步的起点。“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其实华的“洋跃进”——大量购买外国生産线——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因为李是元老，没有人直接反驳他，赵当然也不会。所以李继续念叨，说赵喜欢而且学了太多的“外国的东西”，亚洲四小龙的东西，甚至西方的东西等等。后来得到国家主席这个安抚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对派。如赵所说：“李先念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

邓胡赵的“三国演义”

除了他与李先念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大将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如赵所说，这是因为胡是总书记，主管政治与理论工作，而保守派们发现胡对他们心爱的东西毫无兴趣。赵在写到胡的时候，流露褒扬之意，他认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识分子，不愿意象文革时那样整他们。胡心直口快，不计较影响。实际上，胡与赵之间主要的分歧之一在于，胡有鞭策经济快速发展的倾向，而赵主张宁可慢些，但要稳些。两人都有将市场经济带入中国的决心，但看起来胡还没有忘掉毛式的依靠运动发展经济的方式。1983年，邓召集二人开会，直截了当告诉胡，不要干预政府的经济工作。赵认为，在1986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邓就已经对胡失去了信心。学生示威只是（给邓）提供了搞掉胡总书记职位的机会罢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胡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已经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还有一个赵所不能比的优越条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机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有人脉，有老关系。正因为如此，赵告诉我们，胡被他的很多敌人指责扶植团派，因为胡自1950年代就领导这个组织。相形之下，赵一直在不同地区的省级机关工作，只在1980年才调到北京，没有什么老关系，或者，像他自己所说：“渠道不多，消息比较闭塞”。除此以外，赵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邓小平。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邓，面对元老们的强烈反对，他也必须左顾右盼，权衡折冲。因此，每当邓表示隐退之意，赵就坚持请留。据赵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离他政治生涯最后被毁只有一个月——邓还在向赵重申，他已经取得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同意，让赵做两届总书记。（总书记这个职位，是赵1987年1月从胡耀邦下台后接过来的。）但是，在讲到赵的悲剧之前，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改革当中所起的作用。

改革的设计师：不是邓，而是赵

人们常把邓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当初对改革和开放的强有力的推动，就不会有改革。后来，在中共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随时准备临阵督战，或者抵挡反对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进攻。但读了赵关于他苦心探索改革这篇朴实无华的报告之后，事实就明朗了——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是赵，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基层调研之后，才最终认识到邓1978年12月复出以后仍在坚持的农业的集体化已经过时。是赵，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农户包产责任制，用以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诚如赵所叙述，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但邓自己并没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这一突破的，是赵，不是邓。

也是赵，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发展战略。这和改革早期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不同，这是动员全部沿海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努力：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産，然后再同样大规模地出口所得产品。赵要应付很多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是，一旦他取得邓的支持，事情就比较顺利了。赵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结束后继续存在，只是在那以后，沿海发展战略同赵联系太紧密，因而这个名称被弃置不用，不再把成绩归功于他罢了。

对失败，赵也承担了责任。1980年代后期的大事之一是价格改革，但在后来的讨论中，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赵同意暂停。那是很罕见的：他居然同他的两个主要对头李鹏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鹏和姚依林利用了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排挤赵。邓的态度很明朗，赵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必须继续主管经济工作，但李和姚越来越不理会赵的意见。作为中国政治体制里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赵的权力在减弱。

赵的成绩是很可观的。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级别上，他几乎总是孤军奋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护改革的官员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软禁的助手鲍彤。但是，是赵，需要在第一线去说服或同元老们展开周旋；也是赵，必须自己去防备身后气急败坏的“同事们”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还是赵，必须说服中央或省里的官僚们，而这些人的思路，可能还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们念念不忘保卫固有的领地，坚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赵，在整个1980年代，直到他离开政治舞台，都在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调研，而讨论，而争辩。在选择赵作为他的改革的设计师上，邓表现出极佳的判断。

成了保守派眼里比胡更大的敌人

赵从来没有想当总书记。他喜欢做事，不愿意卷入争论，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理论方面的。如果邓有总书记的其他人选的话，赵会非常乐意继续做总理。但是唯一的人选来自耍阴谋诡计的保守派，赵天真地信以为真，邓却看破了他们。赵只好勉为其难，他也因此被迫处于困境。

他很快就认识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护航是多么幸运。赵现在接收了两个主要敌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小邓”，但同邓小平没有亲戚关系）。胡乔木是笔杆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书和得宠的捉刀人。邓小平已经同此人几年不打交道了。邓力群长期以来是左派理论家，同保守元老们密切联络。他掌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制造反对改革的观点和评论为业。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邓”非常倔，像头“湖南骡子”。但是他的支持者们无疑认为，他是在光荣地为真理而斗争。

赵以前对胡耀邦和胡乔木与“小邓”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赵态度中立，只关心别让思想理论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胡耀邦被迫下台以后，他们原以为可以大张旗鼓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却遇到了赵的反对。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做成了胡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瓦解了“小邓”的权力基础，关闭了《红旗》杂志等左派刊物。

作为补偿，赵建议“小邓”在下一次党代会担任政治局委员，给他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些都是经过同意了的，当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时——选举中央委员，然后从中选出政治局委员——小邓没有被选上。邓本来曾经表示同意提升小邓入政治局，但邓现在主张维持选举结果。支持小邓的元老们对此十分恼怒，从此把赵看成了比胡耀邦更大的敌人。

但是赵还是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贯穿整个改革年代的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现在反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呢？他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赋予它以全新的理论地位。这样，既不至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国从社会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还试图使所有的人满意，因而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这是邓1979年强调的，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赵把1978年使邓恢复权力的那次中央全会解释为，实际上既包含了四项原则，也包含了改革开放，二者同等重要，它们是两个要点，共同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这一论述，被鲍彤及其同事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头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礼，但邓小平喜欢，因而就成立了。这一论述，构成了赵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