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民国当归”的抗争试图截然打断1949年以来的武装传销集团，持久性转嫁成本给民众和青年的政治经济秩序，为八零后九零后的生存危机，挣回生存空间话语权空间乃至政治空间。这是一种退无可退的挣扎和最后反抗。
由于来自政治经济全面总体的剥削和压迫，八零后九零后都把自己的生存空间退到想象中的乌托邦。中华民国构成大陆沦陷区他们自己真实的乌托邦。不断后退濒临死亡地平线的过程，每后退一步，就更靠近真实的乌托邦中华民国。民国当归是天国降临靠近的叙事，不会太远，而是伸手可及。
移民美国获得美国绿卡，与当下中国八零后九零后渴望获得可以一百多个国家免签的中华民国护照，都是获得自救的通路，据我所知，民进党在预备提出难民法案，为大陆将来动荡中产生难民移民台湾做规划处置，那么给予中华民国护照，也可以算作其中一个部分。
“民国当归”是一种中药，民国当归把陆独当做一个恶性肿瘤，如果我们的视野局限于1949年之内的猪圈，就会认为恶性肿瘤等于我们全部，我们逃不出生天，中药治不了恶性肿瘤，可是我们应该忘我，否定猪圈给予我们的种种规定性，把我们当做民国人，就像基督徒把自己当做天国子民，这样就天然政治正确。
八零后九零后记得民国，远比前面的父母兄长记得共国具有原罪的，要深层正确。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垃圾堆，并不是垃圾堆般的1949年之后的历史，就是民族价值观和信仰的传承，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下水道。共党就是一个武装的金字塔型传销集团，或者老鼠会，生产虚假希望，兜售未来，毁灭一切。
我是一个民国派，拒绝接受任何来自1949年之内的左右翼坐标系，我自己背叛公知，抹掉右翼色彩，为微博头像为民国象征的年轻民国派走上台面，说出自己彻底的没有带有一丝专制病毒的政治主张，以及为拯救沉湎1949年猪圈而沾沾自喜的知识分子，尽一份力气。
柏拉图说过，社会从来不会被完全摧毁。它有着自足的根基。不能以为公民社会是古代女人，被强奸一回，就用永远属于强奸犯的。如中国农民，就在党国之外，作为党国的殖民地。作为殖民地农民，就是中华民国沦陷区人民，这二者是一致的。
八零后九零后沦为经济性政治贱民，与农民之间具有同质性。建政六十年来，把中国农民当作殖民地，作为国家的黑暗地基，这个足以包揽一切矛盾，最后可以看到成本都转移到农民工身上。我在这里看到革命的载体，而且农民工也算工人，也可以用马克思的反抗资源。
所以站在农民以外，也就是国内殖民的被殖民地人民之外的立场，在我们看来以市民为标准的评价尺度，要被我们推翻。所以是过去三十年，还是现在三十年，都在我们全盘否定的范围之内。以农民的角度来看六十年，才是彻底的，否则都是特权意识的发作。
大陆地区作为新满清的国内殖民地，与作为中华民国的沦陷区，站在“民国当归”的高度上来看，是一致的。王朔说在纽约，一位国民党老兵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对不起大陆人民，当年没能力守住国土。
没有利益分赃的地方，就是党外性所在。党内性有着自足的根基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奴役性，需要利益作为灵魂的通道，就像阴道是通往女人灵魂的。不靠党国发工资，自我保存在自己手中，就在党国之外。
未来是现在之母，自由主义，或者从民初五四以来，必然走向未来。它是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关切。这种体认从清末到今天，甚至到未来，坚定如磐石。对于我们，要的并不是现在就如何，而是中国的未来。在于打开未来美好的可能性，不在于对政权的渴望。
我在政治上考量比较长远。我不会站在一个即将在政治消亡的，愚蠢的一些人群中间。改革三十年中塑造坚固的一切，即将烟消云散。会存留下来的，都是本来高于改革的。且我思虑的，是一个共和国如何再造和维持，并不基于任何已有的派别站队。
将来的历史会证明改革三十年这段日子无关紧要，其标志是耻辱，而不是做出重要贡献。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所处在的时代，是最为关键的，充满着自我为义。放到世界历史去看，谁会将一个成为“猪城邦”当做重要的时期呢。一切围绕着猪圈，以猪圈为不可避免前提的主义，现在对当下的权力结构和体制性疾病，已经没有任何推动作用，将来会一文不值。
随着岁数的增长，我慢慢感悟到：解药与毒药同在，毒蛇的巢穴才是出口。在戾气与冲突中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当可以精致地讨论的东西，已经距离僵尸不远了。黑格尔说在黄昏起飞，已经黄昏了，哪还有什么用呢。
傻瓜才去沉湎于对专制的历史情况说话。我只对构成将来秩序的力量和潜在力量说话。无需和专制他们辩论，他们已经判了死刑，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执行判决，需要的是建设你自己，让你有能力执行判决。
压倒老一代的天然正确性
84年初生的新浪微博“民主潮”说，好像很多都是天生的民国粉。吾为什么对民国有好感，好像也没什么原因。
民国粉是一种天然政治正确，没有政治原罪，出于人性本能。1949年之后是一个鳄鱼吃大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土的掠夺分赃体制，不外乎一个具有强大武装和意识形态迷惑能力的传销集团，不断地把特权的成本转嫁给更底层。这时候我们作为1949年之后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灾难的承受者，我们的解放就是民国目标的总体实现。我们可以模仿西耶斯“第三等级就是一切，就是法国”，我们可以呐喊，民国派就是一切，就是中华民国”。如此为八零后九零后的生存危机，挣回生存空间乃至政治空间。
我们将我们的眼睛当作望远镜，看向不远的将来，就会发现改革意识形态会带来这样一个促成袁世凯式独裁的局面，一贯将道义权威放在开明改革派的身上，他们有权有钱有人，加上道义权威，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都在他们身上，而民间穷的一无所有，无法形成制衡的局面，就会再次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为了避免如此，必须将开明改革派置于原罪之中，迫使其忏悔交出非法财产，对体制倒打一耙，然后才有双方合作的可能。
八零后九零后有道义权威在手，才有挣回生存空间乃至政治空间的筹码。且前进一步总是通过年轻人标着未来，压倒过去的新陈代谢来完成的，如果八零后九零后没有“民国当归”这样天然将1949年之后的一切，置于原罪和耻辱之中的压倒性力量，就不能最大最快的推动前进。
“改革之死”这可是一个崭新时代，完全与共党脱离关系的时代起点，要坚决坚持。这是对党外性的扩展，消灭压缩党内性，包括党内民主派。
八零后九零后他们试图活在当下。这是渴望，得不到的渴望，飘飘忽忽的当下，不真实的当下。抓不住的当下。他们没有当下。更加遥远的他者如民国美国，反而更近。于1949年之内找不到认同感。
八零后九零后的生命状态是天生地否定1949年之内的规定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力群说，他们是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一代。这是一个与体制上断掉精神脐带的新人。跳舞体制的约束和磁场之外自足的新人。他们可以做到以民国的“超我”为自己，把自己认同与中华民国的国民，吐尽狼奶，就像基督教中基督徒把自己当作天国子民，从而超越否定1949年之内一切规定性。
对他们来说，与未来无关的事情，少谈。1949年之后这样的历史与改革时代的历史，都要埋葬掉，中国方有出路。总之1949年之后的中国，必须当作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中国才是有希望的。
民国对于1949年之后的陆独小王朝，具有无形教会，或者先验的性质，在宪政中许诺了上帝拯救。1949年秩序玩偶山庄之内一切的事物，都是临时的自我瓦解，不可长久的，其存在就是促进其消亡，内在于死亡的，读一下毛泽东的《卜算子》就可以知道。在玩偶山庄之内，就意味着有限和原罪，意味着死亡。1949年秩序作为死亡焦虑的敌基督式安慰，就像欲望的满足，将带来更大的虚无。只有民国因素空降于其中的，才是坚固的。
任何和平秩序都是吃红利和透支才得以和平的。过去三十年的有序，是对过去一百年的糟蹋和未来的严重透支，才得以维持，人类历史以来改革从来超过三十年。这是世界历史的资料所证实的。有序的时间越长，未来子孙的活路越没有。进步论是奴隶指望不上的幻影。除非专制集团能发动对外战争，学习英国法国建立殖民地，或者学习德国纳粹掠夺犹太人，用来吸纳八零后九零后继续加入传销分赃体制。除了对内殖民，也就是继续殖民，成本转嫁给八零后九零后之外，他们啥都干不了。
所有的意识形态欺骗洗脑，将在生命本能面前，不堪一击。当生命本身陷入危机，自我保存和正当的上升空间消失，濒临死亡的最危险时刻，就会形成最为一致的政治立场和塑造新的秩序，这就是的死亡与再生。
八零后九零后都是天然的民国派，也是天然的最后成本转嫁处，食物链最末端，终局处退无可退。自然如此，肯定会如此，非此即彼，不能参与分赃，就肯定站在对立面，二十世纪中国至今只有提供了两种选择，要么站在宪政民国，要么参与分赃的专制共党。
在他们身上最苛重的成本转嫁，和最自然的生命存在诉求，自我保存和上升空间的渴望同在。也就是最黑暗之地，就是将来的光明诞生地。最短板处是未来的最首要处。这是政治中必然性逻辑所支配。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暴力与自由》中有关世界历史的思考，如是说，我们应该从我们所能接受的那一点出发，这就是一切事物的永恒核心——人，受苦的，奋斗的，行动的人，现在，过去以及将来永远这个样子的人。
八零后九零后关于改革绝望的生命体验以及对出路的渴望，会投射在“民国”之上。正如他们的父辈从文革走出奔赴改革，通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同种人，根据生命体验不断控诉文革，赞美改革才有这三十年的精神共识。八零后九零后也需要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控诉改革，追问民国当归出路。
“民国当归”这一次的情况，并不是四五，西单或者89能比拟的。毛泽东的“儿子”的造反，都逃不出毛泽东如来掌心，反对毛泽东，其实也是在彰显毛泽东。这次可不同。不是一家人的斗争，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
50年出生之后的太子党及其左派知识分子奴才，觉得理所当然在毛泽东的猪圈里面，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他们在这个之上自我为义，并且教导下几代。他们觉得他们必然征服台湾，征服自由文明，把自己等同于中华的化身。他们必然等同中华。当然他们唯一不知道的，就是他们仅仅玩偶山庄的偶玩。
右派知识分子奴才复杂一些，他们确实有冲出玩偶山庄的冲动，但是他们是用玩偶山庄的武功来冲击。他们的目标因为洗脑，认为民国格局不在了，同样认为自己是自由中华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这个世界跟随他们。他们所努力的，就是让民众跟着。
八零后九零后不再作为对四五一代展开弑父情结的弑父者出现（参见我的《五四运动的三代人》。两种八零后，爷爷辈与孙子辈的共和，否定1949年之后父亲辈分）。韦伯试图阐明，今天占主导地位的信仰和制度都是过去“受苦，奋斗，行动的人”之间所进行的斗争的遗迹。由于永恒的不安全感和死亡焦虑，无法在财富（不再是过去现代性早期的财产）和官僚体制中获得平息，四五一代觉得自己的自我保存还是没有满足，且把自己的无限扩张的欲望当做自我保存，因此八零后九零后就必须同那一些伪装成“受苦，奋斗，行动的人”的人，进行搏斗。
改革意识形态对于四五一代，可能其命运或生命的意义，全盘纳入，而八零后九零后的生命在于自己，并不需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而存活，获得人生意义。安息日为人而设立，而人并非为安息日而设立。从不需要外求的生命意识出发，来否定改革意识形态，寻求新的意识形态，且必须防止意识形态奴役生命。
基于生存的正当性
八零后九零后在将来政治中的优势在于整体地被体制排除出来，那么具有数量巨大，具有同一性的生活语境，一个合适的口号就可以团结起来。要想搞出一套能表达自己生存处境，且能找到出路的主义来，如改革已死民国当归。
八零后九零后要不断地去掉自己小资情调，以大多数人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因为他们基于生存和幸福。八零九零后只有自我保存和自我生存而自卫反击的渴望和努力，他们对权力没有诉求，要求的是“别来干扰我抢我”。
基于生存和幸福诉求的政治立场是天然正确，这是生命本身，除非否定生命。站在此地，会爆发最为强大的政治立场，并且顺畅地促成宪政转型。八零后九零后必须两手抓，一手抓生存，一手抓基于生命的主义。必须颠覆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譬如改革，不管初衷怎么美好，实质上是迎合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政治正确，是加入军事强制传销集团，这是关乎结果的政治批判，因为初衷如何都不会给人民带来美好，而只有这种手段的恶劣后果归于人民，理想的蜂蜜不归人民，但有毒之树开自由之花还是结出苦果归人民。需要不顾一切打断体制旋涡的吸纳。
大陆就是我们的他乡，我们是暂住的流民，只有身处他乡之人，才有故乡，没有他乡就没有故乡。除在他乡与故乡之间张力中的人，矛盾中的人，无法被他乡承认的人，被抛弃的人，才对故乡念兹在兹。这里有着承认的危机，但是必须予以升华，才能有民国当归的精神高度。
民国派，一半是人数众多而稀释的污染海水，一半是火焰。因为自我保存的资料和发展上升的机会都掌握在知识分子——权贵官僚统治手中，我们必须向他们索取，向他们索取，就可能有了暧昧性，有一种加入他们的向心力。同时保留有一种求而不得愤怒妒忌的离心力。但是自我保存和正当的上升空间是生命本身的内在规定和自然法，那么就可以自我克服，从必然性中走出，奔赴自由，诉诸于生命本身的内在规定和自然法，有着民国当归或者类似“天国临近”的叙事，自上而下赋予正当性，就本来是精神性的火焰。
考公务员并不是政治倾向，而是生存之需要，不能从中塑造出政治立场。弗雷关于法国大革命研究表明，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一个很大原因是贵族将门缝开得很小，开得大或关闭都不会有这个问题。数千万年轻争取少数职位，就会积累大规模的怨恨，从而成为掘墓人和定时炸弹。不给开这个门还好一些。
新浪微博“武陵人”说：青年们的考公务员热，这种融入体制的迫切并不出于我们对体制的渴望，而只是表明了我们对自身生存危机的极端焦虑，也从另一面表明了出路的狭窄，向上之路被封死。在我硕士毕业时，博士师兄都以能进学校图书馆当毫无技术含量的图书管理员为荣。在越来越多的人流堵在那狭窄的门前时，终会愤而打破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