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绕不开的课题

如果一个学者想投入（而不是泛泛而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那么腐败问题作为重要分支是绕不过去的。它有文化积淀的因素，即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和价值体系，是全世界诸文明中腐败最烈也最受民众认可的奇怪的政治结构。在另一方面，由于腐败导致的国家战乱、社会解体在历史上也最频繁，亦高居世界之首。

现代化以来（以1860年洋务运动为标志），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过若干个强势集团，但它们无不以腐败而终结了自己的命运，北洋政府、蒋记国民党无一不深陷历史而未创造历史。今日大陆主体政党中国共产党亦无法摆脱历史的惯性，并且它有一个国际案例为参照–苏共因腐败而彻底丧失了人民的信任，让中共认为是现代版的\”殷鉴不远\”。因此，从价值砥砺层面上，它开始讲开一个自己历史上的重大禁忌–中共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今天有并不意味着明天有，更不意味着永远拥有。[中共中央，2004；吴伟，2009]

但是，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腐败与执政地位关系命题以来，近五年的时间，中国的腐败却呈现出速度上的加快、规模上的膨胀、结构上的纵深三大特点。人民对主体政党的信任进一步丧失，以至于主体政党党魁不得不再议此题，公开宣称\”以反腐败新成效取信于民\”。[胡锦涛，2009]

一、权力传承与监督有效性二律背反

主体政党在党内进一步强调纪律与道德的约束作用，具有相当的技术上可操作性。不过，本质上，还有一种权力传承的合法性问题，以及监督的有效性问题，此二者是反腐败的道德性根基的两种表现。传承合法性是隐性的，监督的有效性是显性的。对于前者，早有中共党内理论家著书立说，否指定继承人模式。吊诡的是，主张\”以反腐新成效取信于民\”的主体政党党魁至少党内地位得之于指定制。

一个名为《中国反腐史话丛书》书系中之一种《他山之石–其它地区、国家反腐败的经验和教训》，在讲到政党监督机制时以华盛顿本人的政治抉择为例，说道：\”他在退休前也不指定继承人。他认为，指定继承人会引起各种势力利用阴谋或暴力篡权，造成政局动荡。华盛顿认为，那是在共和制的名义掩护下的君主继承制的专制制度。\”[李凌，2005，P31]这本小册子在继承制度与选举制度的冲突上表达了一种倾向后者的意见，并且它由当代文化名人王元化题写书名、由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策划。简言之，它虽未直指胡锦涛党内权力的合法性疑问，但却将上指的隐性与显性的不协调状况公诸公众。

隐性与显性之间存在逻辑不自洽，那么整个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肯定是以傲慢为特征的低效运行。即便没有腐败，它在细节上也是不道德并令人生厌的。[见图1：傲慢的警察权]

主体政党党内权力传承的合法性基础缺失，是因为它将革命的非常态视为革命后的常态，所以，它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脱魅于革命性而寻找世俗身份与回归革命性而治理自身腐败的矛盾之中。所谓的非常态，是革命时期的委任制，按原教旨列宁主义的说法是：干部任命制与委派制是\”国内外形势严峻，阶级斗争仍很激烈\”的情况下的非常措施。[王长江，2004，P296]但是，等到苏共迎来革命的胜利、政权稳固之后，却将这个非常态正常化，即\”把干部任命制和委派制固化、制度化了\”。[王长江，2004，P296]中共在革命胜利后，在民主协商制度虚化形势式掩盖下，作为主体政党迅速复制了苏共固化与制度化的委任制度，并建立了至今仍在高效运行的组织体系。当然，这个\”高效运行\”只是针对其内部权力分配而言，对于外界既无效率性可言，也无道德性可论。

非常态向常态转化带来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所谓的协商中监督职能完全虚化，所谓的民主党派对主体政党的行为没任何约束力（–这是一个世纪性政治玩笑，甚至连北朝那样的国家政体里也有\”民主党派\”！）；第二，主体政党权力格局内部的分支机构，出现了\”一把手专政\”问题即毛泽东所赞许的\”班长崇拜\”。于是，\”一把手专政\”在所谓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成了腐败的最大动力。仍用前指的那本小册子里的话来印证，它说：\”由于目前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比较封闭，权力主要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于第一书记。党内重大事项的决策，重大工作的部署，重要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处理，一般都是常委会或书记办公会研究决定，谈不上党代会决策，造成党内监督体制软弱无力。\”[李凌，2005，P41]

一言以蔽之，主体政党腐败的根源是最高权力继承的指定制与权力分配的委任制。

二、又一个五年：速度与规模的简单算术

这里的\”五年\”时间概念与上节的\”近五年的时间\”有重叠之处，但相对于前节更具样本分析意义。由于有可对照的样本，也使本文的价值（规范）判断依赖于计量（实证）之支持。我将尽量将学术含义通俗化，尽量以\”讲故事，说道理\”方法来进行描述。

\”又一个五年\”概念之前，有一个著名国情学者胡鞍钢提出的\”标准五年\”–1998至2002年那么一个区间。他在《中国腐败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一文中说：\”从犯罪类型来看，非常突出上升的是经济犯罪，就是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和腐败搅在一起，这些案例比五年前上升了68%。\”[胡鞍钢，2003]所谓搅在一起的状况，更通俗地说是权钱交易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它也是\”以腐败换团结\”官场潜规则的一个纯经济版本。胡鞍钢继续描述道：\”令人吃惊的是，县处级职务犯罪人数比前五年上升了65%，这个数字太高了！这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才45%。这表明腐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胡鞍钢，2003]

1998至2002年作为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腐败最烈时期，以后的历史书写自然会有其正当评价。在其后，2003年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学家胡鞍钢的计量化研究确实有董狐笔的道德含义；在此胡之后，彼胡又以党魁身份警告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此论有类于西周\”世袭罔替\”之外的\”天命不于常\”之训诫，即具有其内部人的道德砥砺作用。遗憾的是：2003至2007这又一个五年的状况根本不是\”微循环的改善\”，以至于\”雪上加霜\”之状使公众根本就不再关心何者为雪、何者为霜。

2008年12月27日《参考消息》第15版〈观察中国〉，转引了一则来自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改写题目为《中国经济繁荣更须警惕腐败》），文中说：\”据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的研究表明，中国2007年的腐败规模是GDP的3%。\”

在这个被主体政党自己认可的数据的基础上，结合胡鞍钢的国情研究中对腐败速度的专项研究结果，可以做如下简单计算：

（一）依据裴敏欣的数据，我们设定2008年的腐败占GDP的百分比仍然不变，那么：以2008年30万亿人民币的GDP乘以3%，是9000亿元。

（二）根据胡鞍钢的速度数据，我们将上项略作高估–简单地用\”县处级职务犯罪人数上升了65%\”与\”45%的经济增长速度\”轧差出的15%作为校正幅度，那么：2008年的可能腐败规模则为（1+15%）×9000亿元=10350亿元。

（三）以9000亿与10350亿为既定参照区间，来看待2009年赤字预算即报道的9500亿[席斯，2009]，那么：毫无疑问，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部分，恰好是上年被腐败拿走的那一部分。

三、腐败，作为一种暴力行为

中国的腐败现象及行为结构，不只是主体政党本身的党文化问题，或者说它的党文化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负面暗示。比如说，中国古代官谚有云\”千里当官为了吃穿\”，现时则有\”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换言之，腐败行为是可归为行为经济学范畴的炫耀性消费。

此类炫耀性消费在一定条件下又转化为社会暴力倾向，从而诱发群体事件。具体案例，比比皆是，本文不予详列。倒是应当说一下暴力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这方面，可以引证对卡尔·马克思始终怀有敬意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约翰·F·A·泰勒在《市场的伦理基础》中的论断，他说：\”强制手段可以建立起监狱，但无权建立社会，它可以凭借暴力保护别人建立的社会，但它不可能凭借任何一种暴力使别人不去建立社会。\”[泰勒，1988；王诚，1996，P288]

在这项制度伦理上反溯，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腐败总是具有炫耀与暴力合一的特征？\”与此同时，腐败在制度伦理上也是一种暴力行为，正如当今的语言暴力对人的尊严的伤害一样。尽管腐败特别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实物崇拜性腐败–礼单行为，可以形成一个低端的分利市场，然而，这个低端的市场除了隐含着暴力信号之外，它不外乎如同警察权力傲慢一样的\”道德傲慢\”–接受礼单的各种利益集团\”无言地\”宣称：\”我们拥有获取别人贡奉的道德优势！\”普遍的信号存在于衔头巷尾[见图2：礼品烟酒的循环系统]，轰动的案例则是南京一位局长的天价烟与豪侈腕表。

按刚引泰勒所论述的暴力与社会建立的关系讲，暴力哪怕不是直接的肢体行为与大规模武装行动，只限于它被新赋予的语言含义，它仍然是本文第一节所指的脱魅革命与回归革命之矛盾的内在张力。简单地说，在利益集团观念日益中性化[王长江，2004，P117]的当下，社会重新构建中的腐败力量至少是其保护者，总倾向于以革命性宣示的暴力语言来维护自己的腐败利益。虽然说，腐败的获利或/和维护力量并不直接宣布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他们的暴力化语言总能让分析家找到其背后的真实意图。较为明显的，是希望用军事力量捍卫革命性价值，如有人对胡锦涛井冈山之行的评价曰：\”看了这则消息，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感觉，觉得这就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在向人民展示着，不忘老一辈打江山的艰辛，向人民暗示着，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许国远，2009]较为隐晦的，则以政体的\”宪法性诠释\”来抵挡外部监督的可能。尽管比较隐晦，其暴力化特征还学习通过借用军事术语来表现出来，如称曰\”巩牢抵御西方多党制的防线\”，云云。

（未完待续）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2004：\”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转引自《人民日报》2004年9月28日。
[2]吴伟，2009：\”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成不变的–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一点体会\”，载于天益社区（http://www.tecn.cn）2009年1月14日。
[3]胡锦涛，2009：\”以反腐败新成效取信于民\”，载于新华网（http://www.xihua.net）2009年1月13日。
[4] 李凌，2005：《他以之石–其它地区、国家反腐败的经验和教训》，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31。
[5] 王长江，2004：《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296。
[6]李凌，2005：同[4]，P41。
[7]胡鞍钢，2003：\”中国腐败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载于阿拉丁网《海阔天空论坛》（http://www.itpub.net）2003年3月17日。
[8]席斯，2009：\”9500亿赤字预算上报，规模为去年的9倍\”，载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23日（第3版，〈北京消息〉）。
[9]泰勒，约翰·F·A，1988：《市场的伦理基础》，载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主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国际经济增长中心1988年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王诚等译，P288。
[10]许国远，2009：\”胡总书记井冈山这一走，人民又平添几份信心了\”，载于人民网《强国论坛》2009年1月28日。

 

图1，傲慢的警察权：2006年初冬，铁路天津客运西站的警察在检查旅客的身份证和车票。他翘着二郎腿，坐在本该是旅客休息的椅子上。我之所以拍下此张照片，是因为他在半小时内两次看检查我的身份证。我反问其原因，他说：\”你穿西服、打领带，外面还套了风衣，不是普通乘客，不像坐火车的人。\”也就是说，他可以对他认为的身份特别的人如记者采取侮辱措施–半小时之内两次检查你的身份证。当我拍下他无礼执法场景时，他还说：\”随你便，我见过的这个多啦！\”

 
图2，礼品烟酒的循环系统：2008年年末，在我住的小区对面的一个电线杆上，新旧贴出的名烟名酒回收广告–它告诉人们：这一带是一部分权贵人物的住处，看似朴素的一座座院落里面有多少权钱交易，难以准确计量。他们获得的礼品可以经过一个低端市场进行流通。这样的收购广告也告诉人们：中国的许多腐败是写在电线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