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世界报网站上刊登有关该报举行一项经济论坛，讨论中国体制是否适用于他国的文章。此前，习近平在宣告中国进入一“新世纪”时，提出中国统治制度可给其他国家当借镜的模式。果真如此吗？
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大学教授巴尔德汗(Bardhan)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模式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很难在别处实施。”
巴尔德汗在论坛上指出，中国领导人似乎忘记了邓小平的其中一项忠告是：“韬光养晦（也就是保持低调）”。习近平主席在宣告中国进入一个“新世纪”时，认为中国统治制度应该可以给其他国家作借镜的模式。习近平表示说，所有那些想要“加速国家发展，同时又要保持国家独立自主的领袖们”，应该把中国模式视为一个“新选项”。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甚至认为西方民主的式微，还说“开明的中国民主将可建构成一条未来的新道路。”
这名印度籍的经济学家驳斥那种认为中国模式有效率且可转移到到其他国家实施的看法。
他说，中国经济及政治发展的模式具有不同的特征，一个寻求稳定扎根的专制政府，一种由国家引导的工业及金融政策，在基础建设上的大规模投资政策，一种基础建立在小规模农业的乡村工业化，以及一种对外贸易及科技的开放。这种模式必然带来中国过去30年来的经济迅速成长。
但根据这名教授指出，那种认为要迅速发展所必须的第一要素是“专制政体”的这种主张是一种错误。
他例举了中国的邻国，如：日本、韩国、台湾，他们透过国家工业政策而达到一项强劲成长；这政策就是农村工业化及开放贸易。但是日本在战后是在民主框架下达到这些目标，韩国与台湾30年来实施民主政治。专制模式对于他们的现代化并非必要因素。
肯定地，民主经常是有冲突性的，成长速度会变得绝望的缓慢。但是审议的过程及选举过程的特性，可以降低冲突。在中国，缺乏公开的辩论清楚地会产生反面效果，例如针对西藏人及维吾尔人的族群种族紧张关系所表现的差劲处理。
缺乏政治的守卫机制会导致滥用权力，以及极度贪腐，这些都带来深度的不公平。
在缺乏一种牢固的公民社会，缺乏有能力监控国家权力的独立司法，中共领导人好几次都犯下严重错误，例如大跃进(1958-1960)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
习近平先生也犯下畸形的变化，例如2015年股市大跌时，他命令过期支撑股市。当，由中央银行掌控的外汇储备，停止向那些极度困难企业贷款，市场中干预前就跌落到同样的水平，几千亿美元被浪费掉。
创业与创新迟早会窒息而死
缺乏政治的守卫监督机制同样也会导致滥用权力，以及极度贪腐，而这些都带来深度的不公平及许多其他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经营因过分不透明而产生严重问题。监管过分脆弱，甚至不存在监管，治理那些由国企或接近政治权力圈企业的债务来推动的投资，带来了资本的分配不当。这种管理的失败成为一种宏观经济不确定的原因所在。在一种愈来愈复杂化的经济状况，缺乏透明的政府操作程序，再加上经常打压公民社会，这迟早会掐死创业及创新。研究及开发的支出肯定是代价很高的，但他们主要是涉及中国的公共领域。
缺乏开放政策将也会影响到国家政治的稳定。中共领导人在面对危机时，倾向于过分采取封口围堵异议人士。即使数十年来集体及务实的领导相对地消化处理了这些问题，但习近平权力的巩固，以及围绕习近平四周的个人崇拜，都会加剧这种执行手段。
与习近平官方讲话依法治国原则相反的，习近平所夸赞强调的前朝帝国，或是初期共产党统治下的丰功伟业的大部分体制的性质都是：习近平是踩在中国红二代身份的基础上得以前进，他强调有下而上的集体效忠，以中央集权又结合着经济及行政的分权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