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地球上发生了两场革命：一场是物理学的革命，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出现，引发技术革新，使人类生活彻底改观；另一场是社会制度的革命，以俄国和中国爲代表的共产革命，造成数千万人死亡，最终走向失败。中科大“永远的校长”管惟炎的一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时代洪流的漩涡裡，游走在物理学研究与共产主义事业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之间，他如此回顾自己的一生：“我不是什么伟人，满有写作传记的本钱。在这大变革时代的演艺圈内，我充当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配角，惟一可以自娱自乐的是，我把这跑龙套的角色演得很认真，自诩为有声有色。”
管惟炎早岁参与抗日活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到苏联留学，追随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卡皮查，研究低温物理。回到中国后，专研超导物理，卓有成就。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七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与副校长方励之一起推动大学改革，使得中科大后发制人、异军突起，学术成就堪比老牌的北大、清华，学术自由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八七年，管惟炎与方励之同时被免职。后来，管惟炎赴欧美作访问研究，又赴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他的童年是在中华民国治下度过的，晚年又领取中华民国身份证，正如他本人所说：“与其说我毕生经历过两次叛逆，不如说我毕生执著于追求真理，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必然会走向叛逆，这是人生的一个方程式。”
当年，管、方二人被免职时，全校职员被召集到省委礼堂，听取传达。介绍新校长时，全场一千多人竟无掌声。之后，校方向全校学生公佈方励之的“反动言论”。方励之平时应邀在外校发表演讲，其言论科大学生并不清楚。每当台上宣读一条，台下学生就鼓掌一次，“消毒”反而成了“扩散毒素”。听完传达，学生们情绪激动，反应强烈，彙集于校园，准备游行。学校关闭大门，当局派出大量便衣，围守校园。接下来几天，同学们络绎不绝地来到管校长宿舍请求签名留念，校园挂出大幅标语“管校长和方副校长永远是我们的校长”。一月十六日，管惟炎离开科大返回北京，学生闻讯，互相传告到火车站送行。学校和教育部生怕学生闹事，改用小车将管惟炎送到蚌埠，再换乘另一趟列车。当天，合肥车站戒备森严，学生不让进站，儘管如此，还是有人混进月台，捧著花到处寻找管校长。就在这一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下台。两年后的“六四”学运，就此埋下伏笔。
管惟炎晚年任教台湾清大，看到解严后的台湾，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经费充足，学术扎实，他也深受学生爱戴，荣穫“杰出教学奖”。退休后不久，他到台中访友，不幸遭遇车祸过世。此前，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雅明已整理出管惟炎的口述回忆录，却一直未能出版。居留美国的管夫人打电话给李雅明和清大老校长沉君山，反对此书出版，在电话中甚至硬咽起来：“你们外边人不知道，这书的出版，会给我们管先生的家属带来多大麻烦！”隔了三千里的重洋，还能让人感觉到电话中传来的恐惧和不安。
沉君山犹豫再三，为了慰藉老友在天之灵，毅然决定让这本“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回忆录与读者见面。他爲该书写了两篇序言，感慨万千地指出，管惟炎的梦想是“做一个有尊严的有自由意志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多么谦卑的愿望，但在今天不容易实现。“海峡彼岸，稳定压倒一切，什么自由意志，只要一点点牴触到稳定，哪怕只是某个单位某个人的稳定，就必须排除。”
苏共与中共哪个更坏？
在中苏关系最好的五十年代，管惟炎被选送到苏联留学。那时，苏联没有对中国封锁技术，管惟炎被安排跟随物理学大师卡皮查学习。管惟炎聪慧勤奋，卡皮查倾囊相授，师生关系情同父子。刚到苏联时，管惟炎发现苏联并不如国内宣传的那样繁荣富庶，除了莫斯科和彼得堡，其他地方市面萧条；学校食堂的食物种类不多，稍微晚到一点，就只剩下劣质的麵包。
苏联与中国同样是共产党一党独裁，同属“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社会运作模式却有所差别。俄罗斯自彼得大帝实行西化政策已有两百多年，算是半个欧洲国家，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深入人心。即便在史达林“大清洗”最猖獗的时代，社会上仍然比较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党和政治运动不会完全凌驾于专家之上。管惟炎指出：“苏联跟中国的特点，非常鲜明的不同是，没有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上层政治斗争都没有在下面发动群众，也没有把学校停滞下来，专门搞政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苏联有很多地方是业务挂帅。据我所知，像卡皮查、朗道这些人都不是党员，物理研究所裡有党支部，我参加过他们的党员大会。支部书记对卡皮查毕恭毕敬，还是卡皮查说了算，不像中共书记是第一把手。苏联的工厂裡也是厂长负责指挥。”
与苏联相比，中国是“党管一切”，“政治统帅一切”，这是毛泽东的创造。在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里，毛泽东特别强调“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仅以教育和科研部门而论，“中国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譬如学校，校长在党委领导下，党委最后拍板定案”。毛敌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不仅迫害文化人，对科学家也不信任。毛宣称，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毛的反智主义发展到不惜消灭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地步：“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五十年代反“右派”运动中，毛提出共产党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正因为“外行领导内行”的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间，科研水准及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苏联。
一九六零年，管惟炎从苏联学成回国，正好遇到大饥荒时期。他被安排暂住在西苑旅行社，“每天吃饭一块钱，十人一桌，集体吃饭，四个菜，动作要快，动作慢的就没有菜了”。情况继续恶化，“最严重的时候，根本没有肉，后来就发肉票，一个人一个月半斤肉，油票是一个月几两，到商店裡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所有的东西不知怎地全不见了”。在苏联生活的七年，儘管生活有诸多不便，至少没有饿肚子，回国之后他才尝到吃不饱饭的滋味：“北京的供应是全国最好的，但北京很多人都浮肿，包括我自己，腿都有点发胖，党委书记还算英明，说没事就回家休息，少消耗卡路里。”不久，中苏关系破裂，然后文革爆发，管惟炎这个从“苏修”留学回来的学者，当然受到衝击，无法从事科研工作，荒废了多年的光阴，他在回忆录中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反而回想起来苏联七年的生活，非常值得留恋。又没有政治运动，可以一心一意的读书搞业务，另外生活上也还可以，至少不像国内那么苦。”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只能深藏在心中，不能说出来，否则一定会被当作“苏修的走狗”受到严厉批判。
为什麽物理学家特别关心人权和自由？
管惟炎在书中提及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个老同学给他写信，说他比别的学校的校长困难，因为有一个方励之。管回应说：“你这样讲是错误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因为有方励之而为难。因为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做实验，如果看到黑的就是黑的，看到白的就是白的，从来不会因为看到是黑的就觉得为难，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譬如方励之，我看到他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丝毫不为难。你说的为难，就是为了保官，明明知道这个人并不坏，上面说他不好，为了保住职位，才会为难。……我反而希望我们学校有方励之，因为他的能力真的很好。”卑之无甚高论，却义正词严、掷地有声。
管惟炎被免职后回到北京，物理所派车把他送到中关村宿舍。在车上，他看到后头有一辆车紧跟著。这以后，在他家门口一直有便衣在站岗，当然方励之家也有。这跟台湾白色恐怖时代国民党特务监视殷海光等学者如出一辙。警察跟管惟炎的一个邻居商量，要派个便衣在家等待著，因为从他家窗户可以看到管家大门出口，大概当局怕管跟北京的学生有来往，再度煽动学生。但是邻居的母亲拒绝了，她说如果同意你这样做，我在中关村就没有脸见人了。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中国民众普遍良知未泯，有著基本的善恶判断，至少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不作恶。然而，“六四”屠杀之后这些年来，连这点社会的健康力量都被雨打风吹去，那些围攻维权律师王全章家属李文足的“大妈们”都是普通百姓，她们并不会爲自己参与作恶而感到羞愧。
管惟炎行事为人向来低调，方励之在纪念文章中幽默地写道：“管惟炎教授的专精是低温物理。他的言谈行事也颇具低温属性。”当时，管单身在合肥，平时全在食堂就餐，与学生一起排队买饭。科大食堂因陋就简，连桌椅也没有。就餐者，无论学生、教师、或校长，均托钵站立而食。在食堂裡，不难见到管惟炎与学生围在一起共餐，举钵论道。今天的大学，校长个个高高在上，哪可能如此平易近人？方励之还谈到科大举行圣诞节联欢会，有也有中外教师即兴表演。后来这也算是管惟炎的失职事件之一。在那个年代，没有一所大学敢公开在圣诞夜举办联欢，并由校长亲自坐镇——习近平时代，每逢圣诞节更是如临大敌。
管校长对学生关怀备至，科大教授阮耀钟回忆说，科大是淮河以南第一个给学生宿舍装暖气的大学。当时，科大老师家裡还没有暖气，有的老师很有意见，管校长就跟这些老师说，你们家裡有小孩的话，如果你很穷，有一点钱可以买点好东西，你是自己吃还是先给孩子吃？当然是先给孩子吃。在学校，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今天中国的大学裡面充斥著官僚气派的校长和品德败坏的“狼师”，谁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来珍惜呢？
管惟炎在书中还谈到王淦昌等前辈物理学家关心人权议题，签名呼吁政治改革的感人事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学物理的教授和学生最关心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第一个将普遍人权价值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中国的反右运动中，北大物理系中“右派”的比例，不亚于文史哲这些“重灾区”。八十年代以来，从许良英到江棋生再到杨子立，这些人权活动者都是学物理出身的。这个现象值得好好探讨。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讚歎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的道德法则。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法则，物理学家必定也会参透人心的道德法则。
八十年代中科大的改革与中国大学转瞬即逝的学术自由
本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管惟炎在中科大实行的改革，以及中国大学转瞬即逝的学术自由，字裡行间，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炽热的温度。
首先，管惟炎不顾国家教委的阻挠，废除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校长负责制。当时，官方正式任命的党委书记嫌合肥偏僻，不愿就任，管惟炎一直是“代理书记”，从自己开始改革，当然雷厉风行。校级层面如此，各个院系也是如此，院系的党总支书也靠边站了。管惟炎对党务人员充满厌恶之情：“他们是领导，但又不是真正的权威，因为没有业务，做领导只是空架子，人家不佩服你，所以这些人就喜欢搞运动。这些人如果佔那个位子白吃饭也就算了，实际上还要兴风作浪，所以我们去以后搞系主任负责制，把他们的权限削弱了。”
接著，管惟炎任命方励之爲第一副校长。原先几个副校长是併列的，副校长彼此之间是不能管的。第一副校长的含义就是可以代理校长来协调副校长。他放手让方励之做事，终于成就了科大在八十年代作为改革先锋的地位。
第三，管惟炎大胆让学生自治。中国的各大学，每一班或几个班学生配备一个专职的政工干部，负责政治思想、掌握情绪、彙报动态。管任校长后，第一项学生工作措施就是取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有学生提出来，学生是不是可以自己办报纸，管惟炎说，“我们允许学生集会结社及言论自由”，科大一下子就冒出几十种学生自己办的小报。
第四，管惟炎成立教授评等委员会，另外又设立学术委员会，专门讨论学校的科研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蔡元培“教授治校”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这些改革措施，成效显著，可惜昙花一现，仅仅实行了不到三年时间，后来又成为管惟炎的罪名。他被免职时，主要有两条罪名：削弱党的领导、削弱学校思想工作。多年后，管惟炎笑称，这确实是他的想法，如果说这是“罪”，他当仁不让。
那个年代，不仅科大自由而活跃，其他大学也都赶上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潮。方励之在与管惟炎的对谈中，谈及一九八八年北大九十週年校庆的情形：胡啓立去了，李铁映也去了。胡啓立是北大出身，他不在大会上讲话，他知道在大会上讲话会被喝倒彩。李铁映讲话了，他不知道北大学生这么厉害，讲一句嘘一句。方励之当天在校门附近的草地，学生看见他，就请他讲话，那天是临时性的，并没有事先安排，基本是是问一个答一个。那次促成了王丹后来组织“草地沙龙”。如今的北大，再也没有这样的自由风气了。
今天中国的每一所大学都如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监狱，学生如同坐牢。北大学生岳昕就“狼师”沉阳性侵女生的往事要求校方公开有关资讯，却遭到校方赤裸裸的恐吓。岳昕在一封公开信中抗议说：“学校在联系母亲时歪曲事实，导致母亲受到过度惊吓、情绪崩溃。因为学校强行无理的介入，我和母亲关系几乎破裂。学院目前的行动已突破底线，我感到恐惧而震怒。……二十年孺慕情深，我爱我的母亲。面对她的嚎啕痛哭、自扇耳光、下跪请求、以自杀相胁，我的内心在滴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大学的倒退和中国整个社会的倒退，正是“落花流水春去也”。管惟炎若还在世，看到大学校长宛如监狱长般凶狠野蛮，必定会扼腕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