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人数达到四亿的中国新生代,也就是 “千禧一代”,近年来吸引到的中外关注越来越集中。中国官方的追踪数据显示,这些出生于85年到2000年之间的年轻人,倾向于在政治上“爱国”和不满西方的所谓“双重标准”,同时对文革和六四等历史包袱不甚了解;此外,他们的政治意识已经被经济利益所收买。而西方记者的观察则指出,说中国千禧一代不关心政治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一代人正在推动中国的代际和社会转变,这是政治没有能够做到的。那么,所有国家的千禧代都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中国的千禧代?中国千禧代如何承载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的使命?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是:1)知名中国青年作家赵思乐;2)中国时政观察人士、美国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懿
<iframe src=”https://www.voachinese.com/embed/player/0/4445257.html?type=audio” frameborder=”0″ scrolling=”no” width=”100%” height=”144″ allowfullscreen></iframe>
*赵思乐:千禧一代多数还未真正经历社会不公*
知名中国青年作家赵思乐说,官方数据所描述的大部分千禧一代不关心政治或不了解六四和文革,很正常。现在中国对于网络和言论的封锁程度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年纪小的人对翻墙还不熟悉,信息接收能力也还比较弱,所以他们很自然只能接受到官方和主流的信息。他们某种程度上也并不是这种现象的主要责任者,而是屏蔽信息的政府和自我审查的家长们。另外,由于他们年纪小,涉世未深,所以大部分还没真正经历过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和社会上、工作上的种种不平等和挫折,比如户籍歧视、小孩上不了学这些问题。所以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官方口中欣欣向荣、不断发展的国家。再者,该调查数据是官方提供的,所以这些孩子们对官方调查者说的是不是真话其也是个疑问。比如也有官方数据说民众对领导人的支持率达百分之九十多,那这种数据大家都知道有问题。另外,他们的父母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也会教他们自我审查。所以要对这类官方数据保留一定的怀疑态度。赵思乐举例说,她身边有很多青年运动者就是千禧一代,所以不能用刻板印象对中国的千禧一代一概而论。
*赵思乐:国际社会要更多关注中国青年运动者*
赵思乐说,目前中国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青年群体,但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她希望会有更多媒体和研究者去跟进。中国后发者一代的青年运动者其实也算是千禧一代,因为他们成长在千禧年。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遇到的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相对开放的环境,比如有《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这类市场化的媒体;中国为召开奥运会作出了一些人权方面的承诺;以及中国加入WTO后引起的一些经济开放上的影响。因此,理论上说,中国的千禧一代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他们当中其实也有不少人在基础上认可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我认识一些从事NGO, 劳工运动,性别运动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很多也都是千禧一代,那么他们现在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怎么看待自己国家的前途?怎么看待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这也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方面。所以,国际社会除了关注到通过主流或官方渠道所展现出来的年轻人以外,还应该更多地对中国青年运动者的这一代进行实地的、面对面的了解。
*赵思乐:80、90后和95、00后需分开研究*
赵思乐说,我们需要对千禧一代进行细分。如果笼统地看待这一代人,会产生很多误解。比如,80和90前期出生的人确实成长在中国最开放的环境下,那时互联网也才刚刚被引入中国,很多限制还未到位。但如果是95后和00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互联网封锁措施已经完善,主流和网络媒体都重回党的控制之下,比如《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已经很难再体现开放的、先进的普世价值。所以,所谓的千禧一代接受互联网之后思想开放,这样一个结论已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挑战。如果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和理解上再不对这个概念作调整的话,那么中国千禧一代中年龄更小的这代可能会退回到党国所希望塑造的样子:非常传统,非常民族主义,甚至与共产党主流价值观完全一致。这非常值得我们的警惕。千禧一代内部不同代人之间的区别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古懿:千禧一代生存压力大,但也有理想追求*
中国时政观察人士、美国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懿说,一方面,我们千禧一代确实面临着学业、家庭、就业等压力的束缚,很大程度上这仍然是个生存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代人成长于网络时代,也是中国相对较开放的一个时期。而且我们没有经历过像文革、六四这样很大的悲剧性事件,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相对比较敢于发声。但我们的发声和某些前辈们的发生也有所不同,我们更关注自己周围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比如2012年什邡中学生反对建化工厂的运动就是个例子。学生们上街说“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那是一次罕见但典型的现象运动。但一些较年长的反对派人士就会对此感到比较失望,因为他们希望的是颠覆体制,但他们又并不太关注体制颠覆后到底要怎样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比如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会认为,在民主自由的体制下,把几岁的孩子和父母分开,关进笼子里,这是可接受的。而我和我的很多朋友们则认为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古懿说,我们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虽然也面临着生存压力,需要解决“生存”问题,但我们确实也希望更好地“生活”着,有更深层的理想和追求。
*古懿:反叛是人的天性*
古懿说,反叛是人的天性,不能说是被娇生惯养的结果。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但是任何动物都要吃饭,所以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猪以食为天”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者看到别人受了欺负,他就会去追求社会正义。这是人的天性,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我们千禧一代有时对于不涉及政治敏感的社会热点问题,勇于发声,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人性复苏的体现,这非娇生惯养的结果。
*古懿:中国千禧一代的抗争更艰难也更瞩目*
古懿说,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里,中国的千禧一代和世界上的其他年轻人都面临着相似的压力、困惑和抗争。但是不同点在于,中国的千禧一代身处一个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由于他们背负着中国社会过去传承下来的和当下正在积累的恶,所以他们的觉醒、抗争和改变,尤其艰难,也因此尤其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