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未来，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为纪念上亿名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以1989年中国民运的民主女神像为原型建造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于2007年6月12日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了落成典礼，布什总统在讲话中，将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他们鄙视自由，压制异己，野心勃勃，谋求建立极权统治。\”
20世纪初，普世价值尚未取得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无可争议的地位，共产主义乌托邦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军政界一些著名人物的过程，或许能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有益的启示。
公元前386年，柏拉图《理想国》描绘的\”哲学王\”统治的国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421年，陶渊明《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间天堂，令人心驰神往；1516年，英国伦敦40岁的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 . 莫尔完成了《乌托邦》的写作，不存在私有财产的社会和城市构成了乌托邦（outopos）的基础，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并被用来比喻无法实现的理想或空想的美好社会。
\”如何净土华严界，由道花开见佛回\”（华严者，谓如来以万行因华，庄严法身果德也）。1903年3月13日，《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发表马君武的文章《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之华严界观》，首次将托马斯 . 莫尔（德麻司摩儿）的理论介绍给国人，以佛教的\”华严\”概念阐释乌托邦。
虽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但，欲速则不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建设天堂世界，人间地狱即在眼前。在乌托邦的诱惑下，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达到了顶峰。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用德文发表了共产党人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
1899年，汉文刊物第一次出现\”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用孔子最高的政治理想\”大同\”比附共产主义。[1]译者李提摩太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到满清传播\”福音\”，在宗教、科学、通讯、现代学校的创设和现代出版社的建立等领域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是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和高级参谋。[2]1895年3月，梁启超进京参加会试期间结识了李提摩太，担任他的汉语秘书达4月之久。[3]
1912年元旦，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战乱尚未结束，民主有待成熟，但已初具宪政模式，民间办报、言论自由、办学自由等民主权利获得空前未有之保障。怎样才能迅速建立一个强大、稳固的国家，实现社会正义，成为当时的精英分子考虑的头等大事。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共以确保\”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为名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美其名曰\”十月革命\”；1918年1月5日举行立宪会议之前，列宁就已打算\”用武力更正票箱\”，并最终用武力血洗反对党、驱散立宪会议。革命成了\”革宪政的命\”，导致内战全面爆发。[4]
子虚乌有、开历史倒车的\”十月革命\”（俄教科书已将其改为\”十月政变\”）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大增。民国舆论界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和惶恐，随着苏维埃政权的稳定也开始发生变化。1918年7月15日，崇尚英美政治的《太平洋》发表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彭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称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社会主义\”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11月15日，《新青年》发表李大钊《Bolshevim的胜利》，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研究者者发现：中国最早卷入共产党活动的人，并非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而是张继、戴季陶这些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的骨干。早在1919年6月，俄国背景的中共还未产生，中国警方即接获报告，\”目下共产党在沪，秘密结社，积极进行。张继、戴天仇等均为该党首领，即旧国会议员亦有受运动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19年6月8日，民国大佬、孙中山的秘书戴季陶于上海创办《星期评论》，除了邀请李大钊、陈独秀撰稿，自己也亲自操刀、翻译并发表了《〈马克思传〉(威廉*李卜克内西著)译按》、考茨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等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盛赞马克思是\”大思想家大实行家\”，\”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肇造者，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肇造者，是国际社会运动的肇造者\”，\”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以马克思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社会主义\”；\”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
戴季陶不仅将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地点，还以《星期评论》的名义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1920年8月，俄共远东局派遣来华的维经斯基提供给陈独秀2000元经费，创办又新印刷所，\”社会主义研究社\”得以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书名\”共产党\”误印为\”共党产\”，9月再印时得到改正），这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苏俄乱华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1921年7月23日，中共正式在上海成立。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召开，根据共产国际1月12日下达的命令（《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中共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1921年5月，苏俄入侵外蒙古；7月11日，外蒙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联合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为\”独立国\”，并与苏俄订立《苏蒙修好条约》。民国政府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不承认外蒙\”独立\”。北洋实力派人物吴佩孚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要求苏俄从外蒙撤军，苏俄遂决定弃之不用，孙中山开始受到重视。
东北强人张作霖通电谴责俄国分裂中国，并独自发兵与蒙俄军队作战，收复了部分土地。苏俄为借刀杀人，于1925年春拨给与张作霖交恶的倒戈将军冯玉祥1万8千支步枪、90挺机枪、24门大炮，甚至还有国内极罕见的10余架飞机，并派出军事专家，令中共通力合作，协助其开办各种军事学校。[5]冯1925年秋密谋进攻张作霖，以失败告终。
1923年8月16日，\”十分相信俄共\”的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对马克思主义非常入迷的他在10月18日日记里写道：\”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乐而不能悬卷。\”[6]
早在1920年3月，蒋甚至借上书孙中山的机会，用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批评孙中山应放弃对欧美日本外交之期待，认为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中国革命都只能\”师法\”苏俄才有出路，\”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党内一些同志对蒋亲共的倾向十分担心。[7]
然而，经过历时3月的考察，对苏俄极权有了切身体会之后，蒋介石改变了看法：
\”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8]
蒋介石12月15日回到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斥责\”俄共毫无诚信\”的《游俄报告书》，直接回奉化溪口老家为母亲做60岁冥诞，1921年1月16日才回广州复命。孙中山批评蒋对国共合作及\”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蒋对坚持\”联俄、联共\”的孙中山及\”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非常失望，隧于2月21日辞去黄埔军校校长职务，不等孙中山批准即离粤还乡。
蒋介石的访俄之行，为他1927年发动\”清党\”运动（肃清仰苏俄鼻息的中共），坚持\”戡乱\”方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若戴季陶、张继等国民党元老，热情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为国共合作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牵线搭桥，1925年11月23日却改弦更张，组织坚决反共的\”西山会议\”，一度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他们与蒋介石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可谓殊途同归。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毛泽东钦定的国民党43名\”战犯\”名单，为中共的建立及共产主义的传播贡献良多的戴季陶榜上有名，也算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吧。
1920年秋，诗人徐志摩在英国结识了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韦尔斯。是年韦尔斯曾往苏俄游历，写了一些记录苏俄外交接待虚伪、施行愚民教育的文章，徐志摩特意为之评论。[9]
1925年3月，28岁的徐志摩到欧洲旅游，途经苏俄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发现\”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莫斯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怕，惨酷，虚无的暗示。\”[10]徐回国后接办《晨报副刊》，10月8日以头条位置发表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的文章《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认为苏俄\”假共产为名，为自己私利，在我们情形迥不相同的国家，利用判断力薄弱的青年，智识寡浅的学者，和惟个人私利是图的政客，大捣其乱的人们，更是我们的敌人。\”
徐志摩索性开辟\”对俄问题讨论专号\”，引发了一场有张奚若、刘勉己、徐志摩、梁启超、张慰慈等人参与的政治大论战，持续两月之久。[11]
正在北京搞学运的陈毅（笔名\”曲秋\”）将一篇《纪念列宁》寄给徐志摩，后者不以为然，于1926年1月21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列宁忌日—-谈革命》进行反驳：列宁\”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在徐志摩看来，列宁主义\”决不是万应散。在政治学上就根本没有万应散这种东西。过分相信政治学的危险，不比过分相信的宗教的危险小。\”[12]他奉劝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因为\”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
肖伯纳云：\”一个30岁以下的人不信社会主义是良知有毛病，30岁以上的人如果还信是智商有毛病。\”肖伯纳是否是在暗示：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如果\”信仰\”乌托邦，就是在借共产革命谋一己之私利，属于人格问题？
注释：
[1]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今世景象》，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121期，1899年3月；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见《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
[2]《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3]陈启云、宋鸥《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4]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天益网，2007年11月11日。
[5] 李洁《文武北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6]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7]杨奎松《蒋介石走向\”三*二0\”事件的思想变化及其性格因素之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8]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二章第七节我的游俄观感\”，观察网，Thursday, August 09, 2007。
[9]邵建《徐志摩的别样见解》，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42期。
[10]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11]若凡《徐志摩的前世今生》，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
[12]杨建民《陈毅与徐志摩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百年潮》，2007年第8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