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工作的同学告诉杨继绳，据说，有人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向胡锦涛告了状，胡锦涛不得不说：还得讲个时间、地点吧。但中宣部一位领导在2005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给这本书定性：是境内外呼应，是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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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但是并没有坐牢。过了很久之后，新华社老干部局打电话来，很客气地要杨继绳到社里来一趟，对他说，中宣部对新华社三件事很重视：前副社长李普对外发表谈话，另外一位80多岁的前副社长写文章，批评当局对赵紫阳丧事处理不当；第三件就是你出这本书。新华社对上表态说，我们在“保先教育”中自己解决。他们两人都80多岁，就算了吧，你是不是在“保先”支部会上说道说道？

像小孩放爆竹，吓着了一些人

杨继绳同意了。他告诉我：在会上，他先介绍了书的内容梗概；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作为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老记者，要对党忠诚，不可能不研究这段历史，既然研究，不可能不写，这正符合“保先”的要求——“保先”就是保持对理想的追求，“保先”就是保持对阻碍改革的势力的批判精神，“保先”就是……他一口气说了四五个排比句。

他说，我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我什么，我只能说反思：第一，没有想到这本书影响这么大，像小孩放爆竹，声音太大，吓着了一些人，我向他们表示歉疚；第二，这本书可能出版得早了一点，再晚十年可能更合适；第三，沉痛地检查：这本书还有错别字，有的名字也弄错了，再版一定要改正。

杨继绳说，过了几天，他们又打来电话：你的检查我们要整理上报。“他们在电话上念给我听，三点反思变成这样了：第一出版时间太早，第二出版地点不对；第三有不准确之处和错别字。我说，我没有说‘地点不对’呀？在香港出版，香港已经回归中国，这条删掉吧！对方说，老杨啊，你就别太较真了！”

后来他问在中南海工作的同学怎么回事？同学告诉他，原来是几个人在谈这本书时，有人说这本书讲的都是事实，说的都是实情，有什么错？胡锦涛说：还得讲个时间、地点吧。据说，有人向胡锦涛告了状，胡锦涛不得不这么说。

但中宣部一位领导在2005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给这本书定性：是境内外呼应，是泄密！

中央领导批示调查报告30篇

一个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制造专业的毕业生，竟然当了新华社记者，命运的安排让人好奇。杨继绳告诉我：

我上中学就爱写作，作文老得表扬，初一一篇小作文，老师拿到《中国少年报》发表了。1960年想考新闻系，但当时的两家有新闻系的大学，复旦大学那年不在湖北招生，人民大学新闻系那年只招调干生。学校就只好让我报了清华。

清华学制六年，期间加入中共。后来他在对一家媒体谈起过自己的大学时光：“我在清华的确学到了很多知识，但在人文教育方面却有很多欠缺。我们不知道清华曾经有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只能看到科技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记得当时校长蒋南翔在大会上说：你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就是两条，第一，要听话，第二，要能出活儿。回想起来，这个话作为父亲告诉孩子的人生经验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个教育家教育学生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但仿佛冥冥之中有安排：想学新闻，偏偏学不了；不想干新闻，偏偏甩不脱。他一心一意要当中国的红色拖拉机专家了，没想到，毕业那年赶上“文革”爆发，1967年，中央文革下令新华社、《红旗》和《人民日报》，要从工科院校招人。杨继绳当时已经分配到位于包头一家制造坦克的大厂，去不去新华社？他犹豫了半年，也苦恼了半年。最后听说当时在清华掌权的蒯大富将他的调令扣下了，学生组织的另一派不服气，将这个调令弄出来给了他，这才去了新华社报到，分到了天津分社。他呆了一个星期，感觉大名鼎鼎的新华社，队伍精神面貌和水平都不怎么样嘛，当记者只要两个字：紧跟。他想回清华重新分配，被母校拒绝；他又到天津的内燃机、汽车、拖拉机企业找了一圈，都碰了壁，才塌下心来干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