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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世界人权年某日，贵州部分人权捍卫者聚会于贵阳希腊广场，大家以人权为话题，深入研讨人权。研讨会由申有连先生主持。他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是《世界人权宣言》开篇载明的内容。西方先贤卢梭、斯宾诺莎等人在几百年前提出“天赋人权”。这实际是人们久藏心底的心声，引起了整个世界强烈的共鸣。我们生而为人，幸运地居于生命的最高端，是蒙上天即造物的恩赐。亚里士多德用灵魂阶梯的解析方式，把一个实存的，我们却为满足肉身躯体欲望而忘却的灵魂实在，详尽地告诉了我们。
 
他在《灵魂论及其他》这部著作中，把灵魂分为三个阶梯。第一级阶梯是生长的灵魂。植物就只具有生长灵魂，它使植物吸纳天地精华和阳光雨露。但植物被固着在生长地不能移动，不能有形感知大千世界，甚至不能感知自身。
 
第二级阶梯是感觉的灵魂。动物就同时具有生长灵魂和感觉灵魂。造物主赋予动物灵敏的感官和发达的运动肢体，使它们能奔跑，能飞翔，能游弋，自由寻觅惬意和躲避祸害。这是动物具有的灵，是上天赋予它们的权利。它们有感觉，有运动肢体，享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灵魂的第三级阶梯是理性。人是生物界中唯一拥有理性灵魂的生物。上天赋予人理性，能将来自感觉灵魂的思维片断贯穿起来，逻辑连接形成思想，并能将天赋的发声器官排列成语言，精准地表达出所思所想。理性灵魂既是人本身意志的支配者，也是造物主意愿的实现者。因此，理性权，即人权，是上天所赋予。剥夺人权，就是践踏造物主。人类的理性权利是自然界最神圣，最崇高的自然权利，它在社会政治中用“人权”这一有局限的名词来表达。人类组成社会并建立规则、订立契约，也是为使理性能充分发挥和展现。如果有哪一个社会限制甚至践踏这一天赋的神圣权利，那这个社会就是反自然法的。
 
张先生接着发言，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人的这一自然权利。其实，自然权利是自然界一切生物普遍固有的，它并不由法律或某种信仰来赋予，也即不能用法律或其他任何社会的方式加以剥夺。人权，是人人生而固有的权利。当然，人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中，需要建立秩序，这是人们一致认同的。但是，“社会秩序”是为共同的利益建立的。人们因为秩序自愿让渡的部分权利，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利益权利，这是“社会秩序”的根本。如果某些人以“秩序”为理由，强制他人放弃人的基本权利来满足他们的利益需要，那就不能叫“社会秩序”，只能叫“强盗逻辑”。
 
人生而就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构成人立足社会的根本。一个社会的秩序和法律，就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建构起来的。法律和秩序如果只为了部分人的利益，侵害大众的基本权利，那就不叫法律和秩序，叫强盗在打劫。
 
周先生说，人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辩自明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是受自然法则支配，人人都平等享有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等。当人们的群居生活方式逐步进入文明社会，人们对人所具有的利己之心会侵害他人权利的现实已了然于心。于是，理性的人们便联合起来，订立契约，让渡部分权利，组成国家，以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利益稳固下来。因此，国家权力的基础就是人权，国家权力的原旨和目标就是维护人权。
 
提到社会契约，人们首先会想到卢梭、洛克等人。但是洛克与卢梭不同，他认为，人们订立契约形成国家的时候，所交出的并不是所有权利，而只是充当合约执行人的权利。也就是说，当人们的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这些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遭到侵害的时候，这个执行公共权力的部门会充当保护者，而不必受害人自己主张，也即每个人都无须时时警惕，就都能保障权利不会受到侵害，人人都享有充分的社会安全。或者说，人们交付的这部分权利即构成执行人的权力，更是执行人即政府的职责。
 
洛克还强调，即使作为立约中执行人一方的政府暴虐无道，违反契约，人们将它推翻后，也不会出现无序的状态，只须另外择人执行就是。这就是人民主权的坚实性。这也回答了人类历史上战乱不断的根源，其实就是国家主权不清，以至你争我抢，胜者暂时为王。
 
从这些阐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应当是自然法的延伸和扩展，是人类享受自然自由的乐园，而不是囚禁人类，压制思想和自由的地狱。
 
刘先生说，追溯人权，由于我们失去它太深，以致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一权利下人的很多功能。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整个人类的不幸。直到今天，仍然有凶悍、顽固的强霸者坚持认为人权是他们的“家事”，是所谓“内政”。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对灵魂的描述中，无可辩驳地看到，理性拥有者即我们人的天然权利和理性的尊严、珍贵。理性即为上天赋予了人类，其构成的权利即为上天赋予了人。难道有什么样的统治者，有什么样的“主义”，能赋予人理性？能改变人的思维和思想？能有改变人意志的权利？因此，理性权能就是人权的全部，人权是社会政治的表达，理性权是自然法权的表达，它更加明确、直接地表明了人权的不可剥夺。践踏人权，就是践踏理性灵魂，剥夺人权，就是侮辱造物主。也因此，人权是人类的问题，它关乎我们人类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人权不是哪一国的内政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把人权归入内政肆意践踏、蹂躏，是反人类的罪行。
 
一个彰显自明的道理告诉我们，理性只有在自主的环境中才可能向高端升华，才有修为向上的意愿。如在压制下，理性必会堕落。作为理性基础的人权如被剥夺，理性将失去它的光华，人类将有愧于造物主。
 
楚先生说，我今天要讲的，和大家讲的有点不一样，我要讲讲人权灾难下的民族和人类命运。
 
是中国人就不会不知道当年的蒙元帝国。也不会不知道，中华自秦以后历史上无数次被外族征服、奴役的过去。当年的成吉思汗只是为了贪恋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精美绝伦的服饰、美食，才在屠杀了几千万汉人后，留下不到一千万汉人供他们像牛马一样役使。汉人竟然只是因为能做最好的奴隶，才存活了下来。否则，被灭种灭族只是蒙古人举手之间。这种求生之道，令人……痛心。
 
要知道，当年还处于原始未开化的蒙古人，只是因为享有充分的自由，人人都受到部族普遍、充分的尊重，每次征战，每个蒙古包都能分到一份战利品。就因为这些，他们轻而易举就灭掉了文化高度发达，经济高度发达，军队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人数几千倍于他的千年古国。这是何其悲催，惨绝人寰的人权灾难直接导致的民族灾难。当年踏破中华的蒙古铁骑，不过是临时召集起来的牧民武装，总计也不过二十万，成吉思汗的常备军，最多时也不超过三万人。而中国的常备军就有近百万，且装备精良。所不同的是，蒙古兵的强悍在于他们自由、自信和效命，而中国军队却是驯化日久，听命顺从的奴民武装。
 
中国人自古就以创造力超强而闻名于世，历代统治者都以奴役、驯服这群勤劳智慧，忍辱祈命的人民供其享乐而沾沾自喜。他们心中根本就不会有丝毫民族意识，有的只是统治意识，这才导致中国连连遭外族灭国。而这些祸害民族的统治者，甚至在大难临头时也不醒悟，还在责罚军队御敌无力。殊不知，国力、民心早被其为了维护长久统治而完全毁灭。
 
面对敌寇，汉人中的青壮男儿，只能像面对官军一样束手就擒，不但不能保护自家妻女，甚至要靠妻女献身来保住性命。这样被统治者完全分化，尚武和反抗意识被完全摧毁的民族，如何抵御外敌？如何不被弱敌灭国？当年的满人也轻蔑地说，其只须三千骑，就可踏遍江淮有余力。
 
中华沃土千里，青壮无数，可惜全被专制阉割成了植物人。因此，人权不仅仅关乎个人的利益和尊严，人权如残缺，对一个社会，必然导致社会堕落，对一个民族，必使民族性丧失，对一个国家，则必使国民性不复存在。剥夺人权的专制之下，只有顺民、奴民，“国”，只是统治者的家，对人民而言，形同监狱。
 
刚才很多朋友说到理性灵魂，我也看过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我国的荀况也有一些相似的论说。我赞同你们的观点，我也认为，造物主显然是用理性来提升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要我们人运用理性管理这个生物圈的，而不是相反，让理性破坏生物圈。但是显然，我们人违背了造物主的意愿。我们人不但使大量物种灭绝，使地球越来越不适合生物生存，而且，人相奴役，以致将理性堕落成了为奴的技能。
2018世界人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