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案》，命令中共扩大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扩充军队、改造国民党左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5月30日，联共(布)中心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即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命令中共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自己可靠的新军；成立以闻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1]；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在武汉宣布\”分共\”，并通过\”取缔共产党案\”。
在土地革命中，中共对地主等革命对象进行肉体消灭，为避免失去群众基础，默许、纵容对富农、中农甚至贫农的烧杀抢掠。1928年前后，广西左右江\”各地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凡在寨子里面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杀一个精光……对于边区外的群众，一律目为反动派，互相仇杀\”。[2]
疯狂地实践一种反人性的理论（消灭私有制）、建设所谓的黄金世界，必然引发惨绝人寰的灾难：土地革命、苏俄农业集体化、中共的土改和大跃进、红色高棉的农村集体化，直接导致大迫害、大饥荒、大屠杀的发生。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1927年）之所以破裂，首要原因就在于中共主导的土地革命不分青红皂白、无法无天地乱捕乱杀，致使倾向共产主义、同情革命的民国精英幡然醒悟，对苏俄和中共深恶痛绝。
在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研究史上，创立\”食货学派\”的陶希圣无疑是最早的大师级人物，他1924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退党[3]，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间表恰好吻合。
1927年5月，时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的陶希圣，在咸宁县主持农民大会，农会书记要求枪毙五个农会叛徒。\”那五个穷困乡民不过是先参加农会，后来不想干了，农会就把他们捉起来，枪毙示众。\”陶希圣大发雷霆，警告那个书记，如果还敢枪毙农民，就把他抓起来枪毙。农会书记急奔武汉指控陶希圣是\”反动军阀\”[4]。若非陈独秀出面，被五花大绑带回武汉的陶希圣性命不保。中共惨无人道的革命方式给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38年，陶希圣主持《政论》旬刊，半年里发表了陈独秀的6篇文章，包括《抗战与建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蒂》，猛烈抨击极权专制的所谓\”共产主义\”。1942年2月，陶希圣出任蒋介石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1946年5月，任民国中宣部副部长，并因此成为毛泽东钦定的43名战犯之一。
论及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灭，最富有戏剧性的莫过于鲁迅。
毛泽东对鲁迅的神化、党性化和以打倒鲁迅为时尚的当下，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鲁迅独立、反叛的精神特质。毛泽东过滤了鲁迅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以尼采个人主义为支点，反抗精神奴役之人的解放；打倒鲁迅者，只看到了鲁迅被毛泽东曲解和利用，完全没有考虑到鲁迅思想对当前中国的重大意义：
冷战结束之后，中共为避免成为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施行\”不争论\”，奉行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明目张胆地损害和掠夺民众利益；继续独裁统治的同时，在传统文化里寻求共产主义的替代品，填补乌托邦幻灭后留下的精神空白，在全球推广徒具虚名、贻笑大方的孔子学院即为例证。
在这种情形下，激烈地反传统、高扬个人主义和自由精神的鲁迅，令中共左右为难：容忍对鲁迅的批判，可能引火烧身，最终怀疑毛泽东歪曲鲁迅的用意；捍卫鲁迅曾经的荣耀，势必复活反传统、反权威等党文化的死敌。官方话语对鲁迅的存在只好日益归于沉默和淡化：
2001年鲁迅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与1981年、199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的纪念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规格、主办方的层级和宣传力度直线下降，内容更是惨不忍睹，竟以被鲁迅冷嘲热讽的爱国主义为主题。
在剥夺民众办报自由、组党结社自由、选举权利的极权统治下，爱国主义和宣扬党国、独裁的法西斯主义有何区别？
面对鲁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共心理之阴暗、龌龊和矛盾，已是路人皆知。在野时，需要鲁迅这样反强权、反体制、反传统、同情弱者的思想斗士；建政后，亦可借片面强调\”横眉冷对千夫指\”、\”痛打落水狗\”，对异己施行肉体上的消灭与迫害；一旦要维护死水一潭的和谐稳定，鲁迅这样的永远的反对派是多么地不合时宜！
2007年，北京版语文教材将《药》、《纪念刘和珍君》等鲁迅名篇换下，引起广泛争议。除了时间、地点和人名的不同，用《纪念刘和珍君》纪念六四大屠杀的英灵，可谓\”字字以血书者\”：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20世纪上半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的过程中，有人看透或怀疑其中的血腥与卑污，有人鬼迷心窍，把共产主义当成未来的黄金世界：
1914年10月1日，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恽代英在《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发表《义务论》：\”举天下之富贵之贫贱，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现矣。\”1920年10月，恽代英在《互助》杂志第一期发表《未来之梦》：\”我们的力量总要征服环境。我们的目的，是在造一个圆满快乐的黄金世界。\”
李大钊对共产主义充满了浪漫的激情：我们\”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5]
在1920年10月7日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毛泽东强烈要求人们珍惜湖南独立运动提供的大好时机：\”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6]
鲁迅以其对中国历史和人性的非凡洞察，对所谓的黄金世界满腹狐疑。1924年9月24日，他在《影的告别》里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我不愿意！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1925年3月1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写道：\”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书似的每本一律。\”（《两地书》）
1927年\”少共\”机关杂志《赤光》（《少年》）发表评论文章，以《影的告别》为据，断定鲁迅不愿去\”共产主义的黄金世界\”，是\”虚无派\”[7]。1929年3月10日，中共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第1卷第11期发表署名得钊的文章《一年来中国文学界述评》，将鲁迅列为\”犹豫\”和\”徘徊革命与反革命两者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因为鲁迅\”对现实的黑暗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固然不满，而将来的黄金世界（共产主义世界）里也有所不乐意的在\”，因此，鲁迅也是不愿去的。[8]
冯雪峰《回忆鲁迅》讲到1929年和鲁迅的一次谈话：冯同意得钊的批评，鲁迅则不以为然：\”他们（批评鲁迅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仍旧太不留心黑暗势力。\”冯因此认为鲁迅马列主义学习得不好，1953年回忆这次谈话时，冯坚持自己当年的看法，在《论野草》中对《影的告别》的分析里又一次重述了《一年来中国文学界述评》的观点。[9]
人的价值惟有获得自由才能得以全面实现，没有个人的觉醒与解放，集体或民族的解放不过是空谈或被野心家利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国家、民族的独立与强大才有正面价值。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鲁迅对愚弱的个人的深刻同情，对权力和革命始终投以疑虑的眼神。
在国共合作如火如荼的高潮时期，鲁迅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1927年4月8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
\”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
本身是反对派及同情弱者的立场，使得鲁迅同情中共，但骨子里个人自由、人格独立的强烈意愿，与党文化格格不入，注定了他与革命文学派（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并与中共把持的左联彻底决裂，进而对共产革命产生深刻的怀疑。
\”我经常感到我有背后有革命的工头在抽打我。我拼命做，他们还不满意。\”鲁迅以思想家的彻底性和胆识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革命工头\”，出现了\”奴隶总管\”；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名义上争取人的彻底解放，但实践结果却产生了新的奴役关系。鲁迅对自己的未来，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命运不抱任何希望。[10]
1934年4月30日，鲁迅致信曹聚仁：\”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1936年12月1日，李霁野在《文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忆鲁迅先生》：鲁迅告诉冯雪峰\”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发表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肉麻无比地吹捧鲁迅；1957年7月7日，碰到\”要是今天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提问，毛原形毕露：要么是关在牢里，要么不做声。中共党魁之虚伪、无耻和凶狠，呼之欲出！
1926年3月8日，鲁迅在《语丝》第69期发表《无花的蔷薇》：伟人\”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令人感叹鲁迅的先见之明，知人阅世之深！鲁迅之于毛泽东，如尼采之于希特勒，要么断章取义为我傀儡，要么迫害到底。
陈独秀、胡适、鲁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曾不同程度地误入共产主义的歧途。然而，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坚定信仰和伟大的人格，以及共产革命结出诸般恶果的事实，令陈独秀晚年醒悟：不是斯大林制造了独裁，而是独裁制造了斯大林；1954年春，胡适在台湾发表《从〈通向奴役之路〉说起》的演讲，对自己1920年代对苏俄情有独钟作公开的忏悔。仨人中鲁迅走得最早，已无忏悔的机会！不过，一度与左联合作的鲁迅，始终对\”黄金世界\”保持高度的警觉，从未放弃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站在弱者一边的立场，毫不留情地批判背弃文学基本规律、纯为政党服务的所谓革命文学。
他们仨人虽政见不同，屡有笔战，但相知甚深，彼此惺惺相惜。1934年10月，离去世只有两年的鲁迅，在《青年界》月刊第6卷第3期发表《忆刘半农君》，极表\”佩服陈胡\”之情：\”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以鲁迅的个性和在文坛的地位，写下这样的文字，不可谓不是真情流露。
鲁迅去世之后，1937年陈独秀于《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49期发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赞美鲁迅的文学天才，并认为\”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而胡适则更为坦白：\”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1972年7月23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蒋介石在台北中兴宾馆陷入昏迷状态，仍然念叨：\”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11]
先贤已逝，风骨长存。中国群贤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幻灭的历程，洒满了淋漓的鲜血。充满苦痛的幻灭，是个人和民族心智成熟的代价。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之后，自由世界对共产极权取得了压倒性优势，21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民主政权第一次全面超越独裁、君主专制的世纪，套用李大钊的话来说：
誓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自由的世界。
注释：
[1]肖甡《谁应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者？》，《百年潮》，2003年第7期。
[2]黄道炫《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3]陈贤庆、陈贤杰主编《民国军政人物寻踪》，\”陶希圣\”词条，南京出版社1991年。
[4]徐平《蒋介石的文臣武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7月。
[5]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年1月翻印。
[6]菲力普*肖特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015）》，《城市快报》，2004.3.16。
[7]李列《民文所举办\”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10.14。
[8]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
[9]闵抗生《鲁迅研究的误区并不是\”神化\”》，《粤海风》网络版，2007年第1期。
[10]钱理群《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
[11]何虎生主编《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的日子》，华文出版社，1999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