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称谋：启蒙火炬，百年接力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史上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百年，但至今中国大陆依然还是一个专制文化下的集权社会。由于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其启蒙的历史使命，使得五四的文化火炬，需要几代知识学人持续百年的接力。这是一个跨世纪、越千年的文化战略和社会转型工程。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要焕然一新，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要融入骨血，可能需要百年的岁月，几代的光阴，才有可能造就。

 

晚清甲午海战失败后，引发了旧式知识分子—603个举人的公车上书。从那个时候起到五四运动爆发以前，社会先贤们对晚清社会改良的探索已经形成不可遏制的巨大潮流。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1903年邹容出版《革命军》，陈天华出版《猛回头》、《警世钟》；1904年《女子世界》月刊提倡女权，男女平等；1905年《民报》刊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06年蔡元培着《国文学讲义•叙言》，斥书面语与口语不一的怪现象；1912年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提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一律废止”等；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杂志；1917年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人成立“国语研究会”等。

 

史学界对近代新文化运动，从什么起始又到什么时候结束存有不同观点。但不管怎样界定，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重大政治事件，这应该是毫无争议的。有观点认为，后续的新文化运动，因军阀混战而停滞，因救亡图存而压倒，因中共整风而废止。比如美国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认为“救亡压倒启蒙”，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认为“整风压倒启蒙”。笔者认为救亡在前，整风在后。整风只是发生在中共苏区，而就整个中国而言，“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应该更为恰当。回顾百年，中国大陆至今依旧处在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文化启蒙无从谈起，社会转型遥遥无期。中国社会其茫茫然，戚戚然的彷徨心态，始终挥之不去；其昏昏然，蠢蠢然的民族晦气越来越浓烈；其孤傲矜持，僵化腐朽的专制戾气，至今驱之不散。

 

近七十年来，中国大陆专制的党文化代替了帝制时期的龙文化，崇拜权力的臣民思想根深蒂固，文化糟粕非但没有抛弃，还改头换面，变本加厉，大行其道。当年，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敢要求，各种报刊媒体必须官办。如今，中共党国的各种媒体不仅官方督办，竟然蜕变到媒体姓党。千百年来的历史教训得出，一旦某个历史时期没有言论自由、思想遭到禁锢，民族必然会很快走向没落。因此，毋庸置疑，媒体姓党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愚蠢作为。当年的北洋政府是中国一百年来社会环境最宽松，人文环境最民主的政府。这缘于北洋时期的当政者们，毕竟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他们多数人心中尚有“礼义廉耻”四个字，还保留着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北洋政府是一个权力受制约的政府。因此，民众有言论自由，有人格尊严，学术繁荣，大师辈出。 

 

回顾辛亥革命前，满清于1909年将一个三岁孩童扶上紫禁城太和殿里的龙椅，幻想继续实行皇权专制。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竟于1916年将宪政共和的中华民国复辟成君主立宪的中华帝国，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企图恢复已经废弃的帝制。1917年，张勋与陈宝琛、康有为等三百余人拥立满清逊位皇帝溥仪复辟登基，妄图实行君主立宪制。1931年，中共在苏俄势力支持下成立苏维埃专制政权，其性质在学术界颇具争议；1932年，废帝溥仪和郑孝胥等人投靠日本关东军，成立满洲帝国，幻想实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但终究是一个满奸、日奸和汉奸混杂的傀儡政权。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党天下偷梁换柱为毛家天下，企图以接班人的方式，羞羞答答地以党独裁为名，行夫妻店之实。其历史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解密档案的公开。2018年，中共一小撮当权派不守政治规矩而妄自修改宪法，删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再次将集体领导演变成为个人独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出现反复拉锯的现象呢？学者秦晖在其著作《走出帝制》中也在加以探讨。在笔者看来，对管理人的制度探讨，必须回到人性的问题上。不管是帝制时期的家天下，还是专制时期的党天下，都离不开“贪权”二字。可以说，贪是人性中最大的罪，私是社会中最大的恶，而权是国家的公器，两个结合在一起，“贪公权为私有”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罪恶。

 

然而，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社会根源又是什么呢？祸根在于清帝退位诏书沦为废纸，共和政体没有稳固实施，不断地出尔反尔搞各种不同形式的复辟；遗憾在于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使得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被边缘化，没有平稳的社会环境和足够的力量去完成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不幸在于马列主义的入侵和共产运动的兴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造反占据了历史主流，士绅和地主阶层逐渐被消亡，贵族气息和传统士大夫精神荡然无存，而使得玩弄枪杆子的流氓无产者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中国历史上，周朝是由西伯侯姬昌父子建立；唐朝是由唐王李渊父子建立；宋朝是由将军赵匡胤兄弟建立。这些朝代有个共同特点，开国帝王不是贵族就是士大夫官僚出身，有贵族气息和士大夫精神，相对开明贤达，所以在王朝前期就能成为少有的盛世。与之相比，明朝是由和尚兼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建立；太平天国是由落魄秀才、贩夫走卒和异端信仰的洪秀全等人建立；红朝是由乡间痞子兼山大王的毛泽东建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低贱，有小农的狭隘意识、自私与自卑心理交杂，就算一朝贵为统治者，也难以去除社会底层的匪气和痞气。不仅如此，三个统治集团的主体都是由社会底层的游民、暴民、刁民所构成的。所以这三个政权从建立伊始，统治者就贪图享受，残暴多疑，社会专制黑暗，吏治腐败不堪。剑桥学派历史学者坡考克(J.G.A. Pocock)曾谓“好的制度使坏人行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中国古语亦云，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有什么样人品的当权者，就会有什么样性质的政权，有什么样素质的统治集团，就会有什么样文明的国家。然而，这些统治者都缺乏诚信，没有契约精神，在政治上出尔反尔，乃是流氓文化和痞子政治大行其道的结果。

 

与中国人相比较，西方人的贵族精神和契约理念来自于《圣经》，源于上帝与人的立约。由于人对上帝的敬畏，使得人的权力也就有了约束。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签署的《自由宪章》，后来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成为西方文明一脉相承的，有公信力和约束力的，全民遵守的法律文件。美国是由一群有虔诚信仰的，追求上帝的公义与平等，自由与博爱的传教士、基督徒、农场主、知识分子而建立的国家。他们制定的宪法有着无与伦比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且坚如盘石，一以贯之，不易篡改。因此，美国成为地球上始终维持宪政民主典范的文明国家，成为世界各族人民的民主灯塔和自由火炬，绝不是偶然的。美国引领世界的地位是源于上帝的权威，它引领世界的力量，也绝不是徒然的。 

 

与美国的建国者们相比，早期中共是一个由知识青年领导的无神论者群体，主体是由社会边缘人员和部分无产者构成的，受马列主义迷惑以及苏俄外部势力支配的，崇尚暴力造反且西化了的政党组织。1949年中共建政后，很多人认为前三十年是个流氓政权。毛泽东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有满脑子的流氓文化和厚黑的权斗思想，他当政期间实行痞子政治。由于毛的强大淫威，他的追随者们慢慢都成了庙堂里的木偶，无人敢说真话了。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才总算迎来了党国历史上的春天，思想得到部分解放，人民获得发财致富的自由，但期间发生过暴风骤雨。未来三十年会如何转变，还有待观察，但还是抱有美好的愿望，期待中共能如国民党一样，自我超越，涅盘重生。

 

历史学家艾克顿（Lord Acton）的至理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过去十几年以来，中共政权已经进入系统性、体制性、全民性腐败，而且势态越来越严峻，金额越来越巨大。由此得出结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凡是权力不受制约的统治者，多半会是一个坏的独裁者；凡是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必定会是一个腐败的政府。凡是有上帝信仰和契约传统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权力受到制约的政府，而且多半容易转型成为现代文明政治。 

 

当代中国大陆，由于遭受太多政治运动的冲刷与折腾，多数人猥琐恐惧，冷漠自私，乖戾淫巧，道德堕落。中共政权，名为共和，实则专政，嘴上民主，实则独裁。所谓专制，有其实而无其名；所谓共和，有其名而无其实。对于中共百年史，最后可以用四句话来总结：以共产的名义造反，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维稳。 

 

因此，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也是历史文化的病根问题，就是国家公权力从原来的一家私有演变到一党私有，当下需要解决如何从少数人专制极权制度转变成全体公民参与的社会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要解决当权者的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那些有志于促进民族进步、社会转型以及人民幸福的人们，只有认清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最大罪恶以及病根问题，才好对症下药进而有方向、有目标、有步骤地去解决。 

 

鉴于前面已经论述，中国的顽疾症结是专制思想，直白地说就是统治者“贪权”的问题。那么回过头来看，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口号是“科学与民主”，显然这个口号既不合理也不恰当。有人认为，五四运动呼喊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久后德先生被囚禁，而赛先生竟然成了看守。如此看来，“科学与民主”解决不了“贪权”的问题，就如感冒药无法去除朽骨烂疮之毒一样。当年陈独秀提出的“科学”，更多的是要解决当时社会物质文明落后,从而反对孔教的问题,其主要并不是指社会科学。而“民主”是解决社会的管理问题，如果先没有法治而直接谈民主，则没有法理保障和社会基础。唯有“法治”才能解决人性的贪，唯有“宪政”才能规范国家的权。不管是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宪法，其根本目的不仅是要制约统治者的权力，同时也要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是人，无论是谁，都无法也不可能把权力装进笼子里，只有合理而完善的政治制度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既然当年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没有做到完全对症下药，既然它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百年后的今天，新一轮的新文化运动就依然需要继续接力完成。对于中国人来说，遗留的历史问题没有解决，新的历史挑战又迫在眉睫，该如何纪念，又该如何反思，更又该怎样接力启蒙，那是一个摆在每个海内外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华人面前的艰巨任务。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或许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海内外华人接力曾经燃起的文化火炬，继续努力完成其未竟的历史使命。或许最好的接力，莫过于承前启后而又超越历史的局限性，坚持不懈地传承火炬，接力启蒙的历史任务，直至完成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实现真正宪政民主的那一天。因此笔者认为，一百年后的今天，或许只有提出 “法治与宪政”的口号，才显得有意义，有使命，有希望。

 

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依旧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而半个世纪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质是一场反人类、反文明、反人性的民族浩劫。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不可否认，百年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也是超越历史的。当然，这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所致，更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共享。如果把当下中国大陆，依旧作为前现代的一个朝代国家—-“红朝”来评判的话，无疑它有成功的方面。但如果把它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主体，作为曾经的世界文明古国的社会转型来衡量，那它无疑是迟缓的。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或与东亚大陆板块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在民主政治方面，它无疑又是落后的，而且是失败的。

 

时下中国官方流行“初心”一词，虽然利用国家机器在主观上鼓噪宣扬，但不见得久远，不见得深入人心，更不见的有多大效果。共产党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当今中共政治局的那几个头头们，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能说清楚。共产党的初心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南辕北辙的，如今百年树人的目标与新文化运动的预期也越来越远。由此，新文化运动在大陆的失败，从中共建党开始就已注定，那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其原因乃是中共先以有暴力倾向的五四政治运动替代整个新文化运动，之后又夺取诠释五四运动的话语权，再以马列意识形态去曲解历史，以致它至今仍旧奔跑在专制的歧途。以笔者之见，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或许可以简单概括为：树立平等自由人格，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民族的文化革命，也是知识学人上下求索的历程。五四以降，几代知识学人的研究成果，出版的书刊，发表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天问学会的学者团队本着读书人的良知与使命，遴选出部分优秀文章汇集成册，编辑出版发行，将是对新文化运动一种承前启后的纪念、反思、接力与启蒙。 

 

下面本主编将录入《文化启蒙与制度重建—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文集》中的文章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上部为“探索与接力”，收录有11篇文章；下部为“回顾与反思”，收录了11篇文章。现将文集的文章做个简单介绍，以便读者阅读。

 

上部第一篇收录了大陆学者应克复的《中国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作者将辛亥革命及三民主义称之为第一次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1915—1919）的新文化运动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当下和未来告别马克思主义神话将是第三次新文化运动。此观点可能在学术界可能是首次提出，文章内容丰富，逻辑清晰，观点独特，值得读者思考借鉴。第二篇《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是由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首任所长严家祺先生与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王军涛、李进进等三位博士共同发起的一个倡议。宣言认为，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孔家店不能彻底打倒，未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应该要把儒家精华发扬光大。第三篇是旅美文化学者罗慰年在《中国现代化的歧途》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敌基督，把中华民国引入迷津；同时传入马列主义病毒，中华民族遭受百年荼毒。信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更把中华民族带入信仰瓦解、道德崩溃的灾难境地。华裔学者刘慧娟的《价值重估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负荷——五四百年重探鲁迅思想的特质及其西方资源》，文章把一般学者不太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厘清，是从传统到西方资源的汇合与总结。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一文，从五四运动的五项决议谈起，来展现那个时代的中国骚动。从重点讲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历史人物来回顾那段历史。知名思想家谢选骏的《五四百年等于五四已死》在文中将五四运动与纳粹主义进行比较，认为苏俄十月革命乃至五四运动都是凡尔赛和约的产物。他还认为五四运动无耻，如今五四精神已死。文章观点独特犀利，值得读者深思甄别。著名史学家余英时的《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章指出五四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提及一个著名论断：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传统。作者进而引发出追问：何以中国的“封建”和“专制”，竟能屡经“革命”而不衰？ 

 

旅美学者丁证霖的《“五四”志未竟》则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四大贡献：全盘西化、白话文运动、民主理念、实验主义等。同时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从何时开始是个模糊的史学概念。大陆民盟学者陈锐的《从思想到行动——略论五四运动与启蒙》指出，从五四到六四，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中国启蒙与欧洲启蒙在道路和趋向是一致的，只不过在速度、力量以及形式等方面有不同而已。《剑桥中国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张灏的《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中，认为五四运动是个多层多面的运动，其复杂性有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以及和传统思想的错综关系。旅美台湾历史学者林毓生在《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一文中认为，入世的使命感是要承继、发扬的五四精神。激烈的反传统运动是一种五四综合症，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意识危机。他认为毛泽东一生都陷入在这种意识危机中。

 

文集下部“回顾与反思”，前四篇文章对于回顾与反思新文化运动有举足轻重的份量，属于重要的历史文献。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的回忆录节选《我的回忆：五四运动》，向读者展现了当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壮阔场面。《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王若水写的《整风压倒启蒙 —“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文章中有大量的史实论证，他认为延安整风压倒启蒙。中共复辟了专制文化，大兴文字狱。作者在文中勾勒出了毛泽东，那种不易觉察出的，乡间痞子的形象。《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原中共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在五四运动86周年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后受李锐的建议整理成文后公开发表的。可以说“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李锐、李普、胡绩伟、张定这些两头真的共产党人在临终前最后的绝望呐喊。他们的初心和理想没有实现，但失望与绝望却伴随长眠。

 

文集收录了另一位曾经第一个把共产党比作妈妈的老共产党人任彦芳，他撰写的文章《“我无言！”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从个人角度的人生不同的时间点，来讲述五四的回忆。在1949年的中学时期；1957、1959的北大时期；1979 、1980改革开放时期，以及2009、2019的两次北大校庆。作者在一系列纪念活动的比较过程中，从曾经恰同学少年的激扬文字，到耄耋之年的无话可说，亲身体会并证明了五四精神是如何丢失，五四传统是如何没落的。作者记录的七十年史也是北大的堕落史，更是党文化的专制史。历史学者袁伟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历史逆流》中，力图澄清各种思潮对《新青年》杂志的误解甚至攻击，陈述《新青年》的历史贡献，撇清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同时指出，五四运动失误在于暴力行为被爱国热情所裹挟，是学生运动失序的先声。作者认为，只要法治健全，自由讨论中有任何错误或偏激言论都不足惧，而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多数公民养成了倾听和讨论的习惯，才会趋于理性和成熟。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当代“复古”与“五四运动”再反思》一文认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越来越低调纪念五四运动，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否定五四运动的暗流，进而兴起了复古的风潮。从前扫荡的“糟粕”回来了，而“精华”却没有出现回归的迹象。不管复古还是抵制西化，对执政党中共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即有与世界脱轨的危险。他也认为中国亟待一场新的文化运动。独立学者余宗超在《纪念五四必先匡正误区》一文中，认识五四的误区，在于如何确认新文化运动的源头，以及五四运动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北洋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府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

 

历史学者石钟扬在《“五四”传统是如何流失的》中，先讲了一个发生在1957年的“罗毛对话”的历史公案。毛出其不意的回答从此让识时务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五四传统就是这么流失的。文章从毛泽东对五四主要人物的评价，来论证中共建政以后，红色恐怖下残酷的人文环境。比如说，毛对陈独秀的态度，随着他的经历与地位的变迁，他对陈独秀有个由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乃至鄙视的过程。建政前后，毛对鲁迅、胡适、陈独秀、马寅初等人的评价和态度的反差，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大搞出尔反尔的痞子政治。

 

大陆学者智效民在《胡适当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中，讲到胡适是反对学生运动的暴力倾向的。胡适提倡个人主义，认为一种批评评判的态度与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念，此乃是五四新思潮的意义。日本华裔学者日吉秀松写的《五四百年，文人该自省――评知识分子应有的作用》中，从分析五四运动后的百年历史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的状态与弊病，在文化启蒙失败的历史与现实的层面上，提出知识分子需要反省。本文集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山东大学教授黄玉顺的《儒学与中国之命运》，本主编之所以这样安排，此文正好与严家祺先生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做个前后呼应。在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僵化，思想禁锢的时代，如何界定儒学的复兴与复古，如何甄别儒学的精华与糟粕，必将是中国学术界长期难以处理且存争议的焦点问题。

 

虽然儒学是集上古文明之大成，但儒学却是在夏商周时期大道淹没，《诗经》《易经》中的上帝远离神州后的一家之学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将中国道统给碎片化了。黄玉顺在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周易》经文作为注释，这就足以说明，中国的道统渊源不止于儒学，而是远在儒学以前的易道哲学。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如何运用鲁迅的“拿来主义”，将世界上不同文明的优秀文化元素融入到中华文明的体系中来，应该是当下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火炬百年接力的关键。虽然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尝试过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失败了，但不妨碍后来者们的重启与奋进。

 

在《文化启蒙与制度重建—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文集》文集中，文章的作者简介、内容提要和关键词部分，多数是编辑们在编辑过程中附加上去的。如果有不妥或不完全符合文章的本意之处，敬请文章的作者和读者们海涵。

 

有诗曰：

 

 

2019年8月3日

于美国东部 特拉华州

 

注：

本文是为《文化启蒙与制度重建—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1919-2019）文集》写的导论。此文集与《中国变革之路—戊戌变法120周年（1898-2018）转型学术文集》，一起将于2019年秋在美国印刷出版发行。

本导论在排版印刷前，可能还会有新的投稿文章入选。以天问学会网站发布的版本为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