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晔:永远的翻译课——纪念马悦然先生

 

 

 

        

第一次听见瑞典人说起马悦然先生，是多年前在隆德。侦探小说家维里·约瑟夫松知道我来自中国，立刻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的瑞典学院里坐着一位了不起的汉学家。记得他在电台节目提起过，到中国的商店买烟，中文发音若是不准，店员递来的也可能是盐呢。” 我大笑，这个我懂！后来，我越来越多地发现，约瑟夫松的这份骄傲，很多瑞典文化人都有：我们的瑞典学院里坐着一位了不起的汉学家。

        

在瑞典南方过着缓慢日子的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去麻烦中部斯德哥尔摩的马悦然先生。

        

出于喜爱，我将瑞典小说《格拉斯医生》译成中文，也没觉得一定要成书，能分享给国内读者就很满足。于是，李玉瑶执行主编将译文登载于《外国文艺》杂志。限于杂志容量，刊出的自然是节译。不久，玉瑶突然来信，说可以出书，还发下军令状：争取获得马悦然先生的推荐。我只好硬着头皮把那一期《外国文艺》邮寄到斯德哥尔摩去。

        

马悦然先生的回复很快就到了：“我非常高兴给你特别精彩的译文写序。” 中间是提出了几个问题的：表达被动时，不建议用“被”字，最好用“给”；一种烈酒并非白兰地，等等。信末，马悦然先生再次表扬，强调自己虽说指出了瑕疵，但都是些小问题，完全不影响阅读。不过译文的某行某段因节译而有漏，必须把全本给他。我原以为，年事已高的他在决定是否给我写序时，感受一下质量就足够了，哪里料到老先生会一字、一标点、一行、一段落地和瑞典文原文一一对照着看过去。

        

虽然，马悦然先生的回信在一开头已定下基调，给了我一颗大大的定心丸，但我读着邮件还是十分紧张，更准确地说，后怕——简直有点后悔。我真是无知无畏：学了些瑞典语便翻译一本瑞典经典名著；不谙翻译界规则，单凭一个圈外人对文本的理解；然后，将处女译作摆在一位前辈名家如炬的双眼下。

 

 

         

和马悦然先生的邮件联系就这样短短长长地开始了。他提过好几次：“如果下一封邮件不再称我为马教授，我会很开心。”“假如你再写马教授，那我就只好叫你王女士了。”——诸如此类。当代瑞典确实是不论男女、长幼、尊卑，一律直呼大名，以示平等和亲切。然而，对于一位前辈大学者，我还是采用了瑞典旧式习惯及中国习惯。我们中国人，哪里有对前辈和教授直呼其名的呢，那岂不是不懂礼数！我变得无所适从。后来，在斯德哥尔摩见到马悦然先生和他的夫人陈文芬女士时，我竟脱口而出：“我其实不知怎么称呼您才好。”他俩都笑了，说是怎么称呼都行，或者悦然，或者老马，或者老爷爷。

        

马悦然先生时常自称“我这个老头儿”，他胃口很香，爱吃巧克力等零食；他是《唐顿庄园》里老奶奶Maggie Smith（下图右）的粉丝；他爱看英国足球联赛；他听得出夜莺的歌声里也是有方言的。按说是一位老人，他咧开嘴一笑，那笑容却和一个有着婴儿肥的娃娃神似。从这个特别的“老头儿”的言谈和文字里，我发觉，人生百年宛如一瞬，从精神上说，不存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差别，而只有这一类人和那一类人的差别——有些人，二十岁就衰老了，而有些人，耄耋之年也和青年时代一样。

 

 

 

我和马悦然先生的联系集中于文学翻译。最让我不安的是，他在九十高龄还不顾眼疾审阅我的译稿《海姆素岛居民》。再后来，我便不敢再用长篇译文惊扰他老人家了，但那种翻译不放过一个标点的谨慎，那种仔细感受原文，再推敲中文的手法，我也尽力模仿。点点滴滴地，他给我寄来翻译理论文字；他直言不讳地点评过一些学界翻译案例，告诫我引为前车之鉴；他在我的译稿上加红色批注。从文学研究及写作与翻译的关系，从辞典选择到译本选择，从地名的音译和意译，到注释的写法等等，他给予我宏观和微观的谆谆教导，等于给我上了不可多得的翻译课。我后来又翻译了更多作品，本来无心于文学翻译的人，继续做了“纺织女工”，也是因为潜意识里多少觉得，不可辜负这样一位恩师的栽培。

         

然而，我们的话题也不限于翻译。马悦然先生曾学习日语，后来缺少使用环境，口语是忘了，但不妨碍他饶有兴味地翻阅日文书籍和辞典。所以，他喜欢和曾经留学日本的我谈日语语言和文学话题，比如生田春月或俳句。他也会在收到美国学者Scott Minar教授 “关于马悦然教授的翻译艺术”一文后，兴之所至，在某一年的十二月23日也转发给我，分享“这一份收到的圣诞好礼物”。记忆尤其深刻的，是有一年夜深人静时，叮咚一声，电子邮箱里接到一封来自马悦然先生的信件。原来，那一天，他的夫人陈文芬女士因脸颊上一粒小囊肿刚刚动了手术。手术因种种缘故比预计的拖延了几小时。术后，夫人躺在病房里还未苏醒，他自己按医院规则，不得不在黑夜里独自回家——不能寐，内心被心疼和焦虑填满。次日知道手术结果，明白了实为虚惊一场。但等候结果的过程漫长，对于马悦然先生来说，实在是过于漫长了。  

         

 

 

马悦然先生在语言学、文学和翻译上的成就无需我来赘述。他谈起中国和中国文学如数家珍，谈起他的老友新朋爱才惜才——这是我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后学的个人印象。对于一个人的看法，因为每一个人和他互动范围的不同，观察角度便不同，结论一定会有差异。然而，所有的人一定都看到了，马悦然先生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有无限的热爱。

        

谈起马悦然先生和中国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总是为人瞩目的话题。与“马悦然先生对于中文作家得奖所起的作用”这个或显狭窄和实用的关注点相比，我以为，他对于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译介和推广的意义应该更重大。由于瑞典学院保密原则等种种因素，获奖推动力之多少难以为外人所知，更难量化；不过，压力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另类参照指标。中文作家获奖后，马悦然先生还来不及从欣喜中平静，便在瑞典和中国媒体及自媒体上遭遇了“秀才遇到兵”式的口水浇灌。有道是人言可畏。那时，我也曾劝高龄的马悦然先生“不必回应”，“可不能动真气”；他却轻描淡写：我不怕那些聒噪。马悦然先生似乎从不知老之已至——他不怕。他在九十三岁还翻译出《庄子》；三年前骨折，其后在医院屡进屡出，却还在去年的瑞典学院危机中主持了学院轮值主席的工作。我不了解他在学院的主张和个中曲折，不过，面对瑞典媒体，他始终以我口说我心，他的无畏和真实令人感佩。   

        

马悦然先生在九十五岁高龄，坐在自家熟悉的椅子上驾鹤而去。也许南坡居士知道，也不好让神交已久的辛弃疾等待太久，前去把酒欢谈的时辰已到。然而，这对于学界自是重大损失。马悦然先生在我们这个时空停留时，我们有时几乎习以为常；他走了，就是永远——世上再无马悦然先生，这一遗憾的结局无以改写。我们哀悼也无济于事，只能在此后的日子里，通过阅读马悦然先生的文字，想像他曾如何浓烈地活过，想像他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里有惊有险也妙趣横生的丰富细节。

 

2019年10月21日 马尔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