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劳动节，大家都喜欢说句套话：劳动者光荣。不过有不少劳动者似乎只剩下“光荣”二字，并没有因光荣的劳动而真正过上好生活。
 
劳动者光荣，可劳动者无产并不光荣，甚至可耻。但如果把所有虽然勤奋劳动却仍无产的人都看作无耻，那又大错特错了。这类例证在中国大陆可以举出无数。
 
真正的无产者大约是忌讳说自己无产的，这也人之常情。就像一个人，特别是中国人，只有在发达后才不怕对人讲出自己悲惨的身世，甚至还会总结出“苦难是一笔人生财富”。
 
不知诸位注意到没有，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学习的范例，而总是看到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学习。当然，也没看到贵族向奴隶学习。道理一样。一个无产者就算是后来富了起来，也绝不会反过来说他要学习无产阶级。说不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城市一些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即中国人喜欢说的富家子弟（中国人在几百年里没有资产阶级这个概念）跑到延安，似乎就是要脱离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后来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位置的韦君宜，当时父亲（参加过孙中山革命）想的是让她去美国留学，她不干，非要去延安不可，用她女儿杨团的说话：“这机会被母亲弃之如敝屣，她义无反顾奔向了延安。”（《〈思痛录〉成书始末》）而韦君宜自己说的是：“……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思痛录·增订纪念版》第8页）
 
现在想想，这些人跑到延安是为了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让更多穷人过上好生活？
 
“好生活”是什么生活？为什么穷人要过好生活就是对的，所谓资产阶级过好生活就是错的？“好生活”有阶级性吗？有部电视连续剧写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当年他到广东乡下考察，农妇告诉他，在他们那儿（其实是在整个中国），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4只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被“割尾巴”。
 
大家说说，剔除别的条件，是养3只鸭子的人家过的生活好，还是养4只或更多鸭子的人家过得生活好？估计只要会讲人话的都会说是后者，所以电视连续剧中邓小平告诉那农妇，不仅可以养4只，而且养的越多越好。可那些年事实上似乎就是不想让人民过上好生活。也就是说，有不算短的一个时间段里，这个国家非但不让所有资产阶级过上好生活，也不让无产阶级即穷人过上好生活。有人说这是“极左”，可当时谁有资格“极左”呢？大概是有人认为无产阶级（当然不包括有资格极左的“有人”）一旦过上好生活，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变成修正主义，所以当年大街小巷的墙上刷的大标语都是“反修、防修”。
 
现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了，如果允许说真话（这句话很悲哀，一定会上史书），我就觉得中国人其实还是生活在一个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4只鸭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环境中。很多中国人包括央视主持人，甚至他们请的专家、评论员，好像依旧还是这种思维，或者假装这种思维，以至于整个社会一直是个“说不通”。
 
回过头说，我们发现，在人类史上，贵族且不说，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而这个进步中就包括要让穷人也过上好生活。你翻一翻五百年来那些显然属于贵族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出版的著作，几乎都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像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密尔的《论自由》、《代议制政府》，绝没有说只是为了资产阶级。即使五百年前出版《乌托邦》的莫尔，现在认定他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可你认真读一读，《乌托邦》也要比后世的社会主义进步得多。《乌托邦》第一部中就说：“人民选择国王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原因，而不是为了国王的原因”。二十世纪至今哪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人这么说过？
 
反过来，无产阶级中的革命者，包括我们常说的“先进分子”，强调的也不过是要解放普天下无产者或叫“劳动大众”，而对资产阶级有着天生的厌恶；并且解放无产者的先决条件似乎就是要打倒资产阶级，推翻他们那种制度，把他们的财富拿或叫夺过来，不让他们过好生活。两相比较，孰高孰低，无需争辩。在这方面，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尊重事实。
 
事实上，所有无产者都不喜欢本阶级（如果他们确有这种阶级意识的话）。如果没有人给他们洗脑，他们一般是不会仇视资产阶级的，最多只是羡慕或有所嫉妒。要仇视也只仇视资产阶级中那些不良者，即中国人所谓“为富不仁”的东西。而我们看到，随着西方社会文明的进步，几乎所有已经实现高度文明的资产阶级国家中的人们，其善意往往大过这个星球上所有落后贫穷的地区——不管是亚洲还是非洲，特别是这些地区一些文明程度还不高的国家的人们，并不比西方人更善良更有爱心。
 
前几天在微信上见一短视频，一个脸部有严重缺陷的中国男孩，三个月大时被其亲生父母遗弃在天桥（不知是中国哪个城市的天桥，不能妄猜），在七岁时被来自美国的一对夫妇领养。这就是高度文明社会的一种象征或叫标志。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中国家庭肯领养这样一个有残疾的外国弃婴——当然我也不能说就绝对没有。
 
现在越来越的中国人大概也相信，一个社会，整体上越富足越自由也就越文明，再也不信有那么一个时间段胡说八道的“越穷越光荣”的鬼话。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我只希望这种进步再快一点，再大一点，不再有将自己亲生而有残疾的孩子遗弃这种现象出现。当然这好像需要国家社会或叫政府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扔掉虽有残疾却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一定有那父母的苦衷，而这个“苦衷”恰恰是应该由社会尤其是政府来了解并帮助解决的。
 
2020.4.3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