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新: 社会主义制度的老问题导致了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巨大损失

 

 

 

中国在早期新冠病毒暴发的相关信息也就外国人不明白，国内不少人都知道，关键是由于是新病毒，而且有着无症状感染者、潜伏期长，轻症如同普通感冒且能够自愈等容易导致错误判断却难于正确判断的特征，导致中国的卫健委系统和中国CDC系统的专家们、官员们有着各自的看法、判断，由于看法、判断有所不同，因此出现了相互矛盾、冲突、混乱的做法，包括出现了不可避免和可能避免的各种错误。一部分人认为是传染病，一部分人认为不存在人传人，结果是：一、并没有向WHO、外国隐瞒疫情，按规定进行了通报；二是对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消毒避免病毒传播，但是导致可能找不到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了，因此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并要求曾经得到过病毒的实验室销毁相关病毒、并且不得接受病毒检测以免在获取、运输、检测的过程中传播病毒；三、中国CDC主任高福院士判断正确，有消息说1月6日打了报告提出了各种防疫的正确做法如减少聚集、会议等的报告，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四、中国的卫健委系统明面上是武汉市卫健委犯了极其巨大的错误，最大可能是徐建国院士的判断出现了错误，关键是湖北省卫健委的错误还可能包括武汉卫健委的错误，认为不存在人传人，并口头传达荒谬的入排标准，导致中国国内浪费了十四天时间。对中国内部，情况则可以说是昏庸渎职。后来，1月14日，国家卫健委也终于发现了问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至今，中国出现的三大常识性错误不仅令人愤怒，也导致国家民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外行训诫内行。2、卫健委这种对传染病半懂不懂的行政单位下发文件居然还口头传达有常识性错误的入排标准给医生，耽搁浪费疫情早期宝贵到极点的十四天时间（最大的可能性是徐建国院士的判断出了错误，还影响了卫健委领导；卫健委这种半瓶醋下发文件乱干扰专业医生的诊断，还口头传达，彻底坏了大事）。3、常识是密闭或接近密闭空间还人多最有利于感冒和流感等病毒传染，但武汉市的医院不少居然就变成了“病毒培养皿”。

 

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八位医生因为他们的发言警告被公安机关训诫的事情。这一点的荒谬极其明显，也导致了网络上的巨大怒火：外行有什么资格训诫内行？医生的同学群内的信息交流也能够成为谣言、被认定为谣言？这一点是一直扼杀网络言论自由导致的后果之一，只不过，这一次显现了巨大的荒谬，也部分导致国家民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什么情况属于公开发布疫情消息和什么情况属于医生内部的正常信息交流包括疫病信息内部交流，一定要明确地区分开。

 

需要坚决执行的是：保障医生等专业人士的言论自由以及学术自由包括自由的探讨，再不可出现外行训诫内行。

 

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卫健委这种半瓶子醋不能下发文件乱干扰专业医生的诊断，并导致长时间（14天）的延误疫情的错误判断为不会人传人，耽搁浪费疫情早期宝贵到极点的时间，最终导致武汉封城，国内不少城市封城封小区、大批民众患重病甚至死亡的巨大代价。这一次新冠肺炎武汉又一次出现了关键的常识性错误，类似于之前的SARS疫情。传染病的预防治疗“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非常重要。2003年SARS疫情时间延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洪涛院士违反科赫原则，错误地判断为原核生物导致的非典型性肺炎。这一次出现的常识性错误是，做科学研究的都知道，科研中切切不可出现：研究人员包括医生先有了一个假设、标准隐含着错误的前提，直接导致错误的样本选择、导致错误的结论或结果，然后是错误的样本选择、结论或结果当然加强了错误的假设、标准或自以为验证了错误的假设、标准。问题是，这一次是武汉市卫健委（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湖北省卫健委）下发给医院，医院院长口头传达给医生的新冠肺炎的入排标准就出现了这样的巨大常识性错误，即确诊标准中的：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

 

从动物传染给人的病毒并不一定都能够人传人，如果病毒不能够人传人，或人传人的能力很差，那么，就无须担忧这种传染病和病毒；1月3日武汉多家医院医生收到了通过口头传达的武汉市卫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入排标准即确诊或排除标准三条：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其中的：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意味着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人才可能是确诊的肺炎病人，没有接触史的人就一定不是确诊病人，但是，人传人的判断依据就必须来自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也就是确诊标准把最重要的确定“人传人”的病例排除出了确诊病人的范围，即实际上确定传染病病人的标准本身就隐含地排除或者接近排除了武汉病例的“人传人”，即实际上这个确诊标准相当于隐含地确定了病毒不会“人传人”或能力很弱，也就是根本不必担忧这种新型病毒；问题是，没有进行实验等经验基础来证明这一隐含的前提，更大的问题是情况恰恰相反，新冠病毒的人传人能力超强。这是一个巨大的常识性错误，麻烦的是，这个巨大的常识性错误还是隐含的，不易被发现。这个错误既否定（或极大低估）了新冠病毒的人传人，又同时导致了确诊病人数量在早期一段时间的一个都没增加，更加导致麻痹大意（病例一个都没增加方面，确诊标准中的病毒检测呈阳性这种苛刻要求影响更大。此外，网上有相互矛盾的说法：由于武汉市在1月2日到1月16日，标本源源不断地发给CDC，CDC没有回音，CDC没有发检测试剂盒给武汉导致。换专家组（第三批？）后，下发试剂盒后，武汉市用三天时间一口气报告了近200个病人；网上有媒体消息说1月11日CDC就已经给武汉发了PCR检测试剂；那么，是否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CDC与武汉市的相互配合不力导致这个结果？）。等到第三批国家专家组确定人传人和巨大危险（媒体上说那时钟南山已经知道好几个香港广州的病例，绝对能确定人传人。第二批国家专家组的部分专家已经先意识到有问题），就已经出现大问题（网络上有提到有医生的估计1月20日病例达一千多也有估计更多）而导致武汉封城了。

 

具体的时间线是：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3日通报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1月5日类似，但数量变成了59例；1月11日，武汉卫健委通报41例新冠肺炎，称1月3日后无新增病人，直到1月17日，都通报零新增确诊。武汉整整14天没增加病人并错误判断疫情，原因在此。

 

根据三篇文章的报道：《从专家组抵达到武汉封城 探寻新冠疫情“谜”之20天》、《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之变》、《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进行分析总结，情况就是：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到达武汉后与湖北当地专家组共同制定了绿皮手册的病毒肺炎病人入选标准没有问题；在此基础上的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下发的白皮手册，比绿皮手册多增加了入排标准，而且，确诊标准大大提高，需要同时满足4条“临床表现”，再满足“流行病学史”4条之一，入排标准已经有标准变苛刻的大问题和确诊标准已经排除一部分人传人病人的大漏洞了；但是，1月3日，在口头传达到医生而且武汉市卫健委要求口头传达的情况下，入排标准变成了既苛刻又荒谬又简单的确诊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否则排除。至于情况是口头传达时就已经出现巨大而荒谬的错误还是由于口头传达易出错、医生的记忆有简化而导致出错，尚不清楚。如此疫情大事，采用如此容易以讹传讹出错因而极其糟糕的方式口头传达，武汉市卫健委昏庸胡闹到极点。

 

结论很简单，武汉市卫健委犯了一个巨大荒谬的常识性错误。为什么？而且，武汉市卫健委制订的文件上的病人的确诊上报标准本来错误巨大但是不算太荒谬，但由于是口头传达的错讹，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由可选标准变成了必须还简化了，进一步变成了极其荒谬的标准。为什么还要口头传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国家卫健委第二批的专家组都没有发现这种巨大错误？我看到说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的部分专家意识到了不对劲，但出现了错误判断，与湖北方面交流时暗示湖北方面隐瞒，湖北方面领导也不高兴，直接反问，因为湖北的情况是标准出了巨大荒谬的错误。

 

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在武汉调查时，武汉市已经出现了好几例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已经完全足够证明人传人，武汉市的医院向第二批专家组报告那几个医护人员病例就立刻能够确定人传人，但是，入排标准决定了那几个病例不是患新冠肺炎也就没有报告。

 

这常识性错误是谁犯的，为什么会犯？第一种可能：武汉市卫健委的领导犯下了全部可怕荒谬的常识性错误。第二种可能：根据武汉市卫健委的领导没有被撤职消息而湖北省卫健委书记张晋与主任刘英姿全部被撤职来看，有可能是湖北省卫健委为了那时候的武汉市、湖北省人大开会，因而要营造良好气氛，粉饰太平，乱改确诊标准导致，但病毒不会配合营造良好气氛，出现了捅破天的大漏子。第三种可能：国家卫健委的第一批专家组中的徐建国院士有着乐观的判断，私下的谈话和判断出现了巨大的错误，湖北省卫健委领导或武汉市卫健委的领导听从了，粉饰太平，口头传达入排标准而且简化了，变成了荒谬。理由是湖北省卫健委书记张晋，基本上是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助理期间获医学博士学位，完全没有足够的专业权威和胆量来乱改入排标准，湖北省卫健委主任刘英姿，专业压根与医学无关，毫无权威、胆量来乱改入排标准。这一判断的证据还有：2020年1月14日，卫健委专家徐建国院士对《科学》杂志表示，763名密切接触者无一感染，疫情程度有限，如下周无新增病例或将结束；当然，判断错误的原因之一在于新冠病毒的潜伏期长，还有无症状感染者、轻症就和感冒没什么区别等情况。还有，钟南山院士主张提高中国CDC地位要有行政权的主张，记忆里，有已退休原卫生部高官反对，主张关键还是专业水平重要。

 

我个人判断：最大的可能性是第三种，问题来源于徐建国院士的判断出了错误，还影响了湖北省卫健委领导；卫健委这种半瓶醋下发文件乱干扰专业医生的诊断，还口头传达，彻底坏了大事；

 

2、做防疫的事情的思路（原则）和干科研工作、写论文来发表的思路（原则）是完全不同的。做防疫以及很多做类似的事情的思路，是必须事先（提前）根据（按照）最大的可能性来做好准备、确定对策并落实各项行动，当然，并不因此认为其它的各种可能就不存在。而干科研工作、写论文来发表的思路（原则）是必须科学准确，只回答最大可能性是远远不够的，通常必须有百分之百确定的结论。

 

那么，12月30日已经发现了冠状病毒而且确定了类似SARS病毒，按道理应该按照最大的可能性去提出报警、意见、建议，也就是预判人传人概率很大，由此必须制定出保护好医护人员、提出早隔离等措施并执行，包括无奈之下封小区甚至封城，但实际情况却是武汉方面反而死板地坚持病毒检测呈阳性，别处看到说类似于死板地要求100%的确定（大意如此）。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向中央打了报告，提出了正确的一系列对策，但是，没有得到批准执行（也就是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没有任何错误，却在民间被当成了替罪羊）。

 

当然，这意味着又是一个常识性错误。也就是说，没有赶紧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保护，没有禁止万家宴以及人员集中的各种集会等，是一个巨大的常识性错误。当然，封城是一个代价和难度都极其巨大的举措，一般情况不必要考虑（作为人口第一、劳动力富余、人口密度大的大国，无奈之下封城并非完全不可接受）。当然，政府对民众通报、沟通交流必要清晰的信息，怎么样做到最好，这也是一大困难问题。一是担忧谣言满天飞问题，这一点不必担忧，正是政府未能够及时向民众通报必要清晰的信息，才会导致谣言满天飞，而且民众还信谣。二是民众恐惧导致的某些物资甚至超市被抢购，被买空问题，这一点会有麻烦，但可以解决，因为中国已经不是生产能力低下的年代，而是生产过剩的时代了。而且，交通运输已经相当不错，能够及时调配了。曾经中国有过抢盐、抢醋、抢板蓝根等风潮，都轻松平息了。当然，如果是抢蔬菜，就需要说清楚，不要抢，多抢到的，吃不完会烂，蔬菜烂掉多了的结果就会导致蔬菜真正出现不够的情况。当然，未来能否提高技术水平让蔬菜的储存更好更加长久而使得储备量提高，是一个困难问题。

 

三是武汉市的医院、政府部门怎么没有注意到一个简单常识，中国大学纯应用的学科、学院（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怎么在如此重大疫情中看不到一点作为？封闭或接近封闭场所人员密集再加上新冠肺炎病人，是新冠肺炎疫病传染的最有利环境（不论普通感冒、流感病毒，还是SARS和已知的冠状病毒情况都是如此，这是已知的常识，解决办法是首先确定哪些是封闭或接近封闭场所（医院、很多店铺、车站、机场、公共汽车、火车、出入境关口等等），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如全部进入密闭、接近密闭场所的人员都必须戴口罩（未来可能成为戴透明面罩加口罩的要求）、开窗、加电风扇等加强空气流通，还有就是想方设法降低密度即保持空间距离（有至少一米、一米五、两米距离的处理），包括医院甚至政府做好与民众特别是病人的沟通包括在医院门口、医院内广播通告、微信通告、短信通告、各种办法通告医院已经太满，如若进入各家医院需要等待时间大致多少小时等，而且太容易被传染和相互传染，病人不要来医院挤包括不要在医院办公室或医院过道处挤在一起导致可怕的相互传染）。武汉已经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医院变成“病毒培养皿”（有人说实际上武汉一些药店、超市也出现了这些情况），按道理是可以避免的；几乎肯定是、疑似的、有点可能是新冠肺炎（其它感冒或发烧）的病人全部冲进少数的医院这种封闭场所，尤其是全部冲进医院的相应科室以及在办公室外的楼道中长时间等候在这种很小的封闭场所，还有的情况是病人的亲属带着病人连续奔波在好几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医院以求得到医疗乃至住院治疗，就是流动的传染源；再加上新冠肺炎传染病本身就是一传四、四传十六这样爆炸性增长，传染了实际上的健康人，还相互交叉传染了患有其它病的病人，进一步极大地加剧了疫病传染；有人说：“在武汉，感受的最深的，就是在医院交叉感染人群非常庞大！！”而且，大量病人雪崩般地冲向医院还立刻压垮了医院，导致了重症率、致死率的极大提高，进一步地，大量病人雪崩般地冲向医院还导致了大量医护人员被传染，尤其是初期，缺少了医护人员的各种重要的辅助治疗（新冠肺炎病人患有的其它疾病是导致重症、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进一步导致了重症率、致死率的极大提高。由于新冠肺炎没有有效药物，更何况绝大多数的人可以自愈，实在是悲剧。新加坡等国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轻症病人不要挤着去医院，在社区诊所解决；医院的医疗力量只用在重症病人身上（但是，实际上关键还是要保证不要出现病人数量快速的指数增长，不要超出医院的医疗能力限度，这样才能够不压垮医院）。

 

这两点也是武汉民众的最大悲剧，也是国家民族的悲剧。由于中国在2003年曾经经历过SARS疫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些可以避免的糟糕情况，实在是令人不满。我认为，这种呼吸系统方面传染能力极强的疫病，中国又是人群密度极大的国家，政府、大学、疾控中心、卫健委、医院都必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并做好各种预案包括对民众的告示以及各种物资（口罩、医用手套、护目镜、防护服乃至药品、呼吸机等）、人力（医院增加医生护士的数量）、各种必要的知识（如隔离医院包括方舱医院、重症医院的相关图纸等）的战略储备，不要再出现类似错误。

 

华中科技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据说是实力极其强劲，武汉市遇到如此大疫情，居然毫无作为。

 

 

外行训诫内行这个错误当然来源于中国网络言论自由的被违法破坏，具体地说，来源于长久以来国保、国安、中宣部的政策以及习近平主张的“亮剑”。

 

卫健委这种半瓶醋下发文件居然还口头传达有常识性错误的入排标准给医生，耽搁浪费疫情早期宝贵到极点的十四天时间。这个错误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历史悠久的老毛病也是大问题即政治干预学术，由于历史上这个古老问题的极其明显糟糕后果，很被人反感，因此卫健委偷偷摸摸地口头传达，反而更加坏了大事，还不如光明正大地下发没有达到荒谬程度的文件。

 

在三月份我看到网络上由于中国CDC主任高福院士参与署名的一篇回溯性论文，即事后的论文研究确定实际上12月武汉早已出现“人传人”病例，顿时高福被千夫所指，变成了罪大恶极的替罪羊，实际上，中国CDC在1月6日的报告中的主张是正确的。而且，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也就是说，最早正确判断并提出正确对策的人高福院士却被当成了替罪羊。有媒体报道，高福在2019年12月30日夜晚网上查询到武汉出现不明肺炎，发现武汉未遵守法律规定上报，连夜给多名国家卫健委领导打电话报警并导致了国家卫健委第一次派出专家组。

 

高福院士至今还是替罪羊，原因何在？最大的可能是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习近平在疫情处理上并不存在的伟大光荣正确背黑锅。

 

武汉市的医院、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徐建国院士出现常识性错误（如果那个最大的可能性是真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政治胡乱干预学术，包括导致在中国，论文数量、发表刊物的等级和写论文最重要，做好实际的事情，提高学者水平不重要。这又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历史悠久的老毛病。很久很久以前，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抓在自己手上，导致了外行领导内行的批评；在1957年反右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之后的毛泽东等人认为这些批评是要夺取共产党的权力，外行领导内行变成了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邓小平被打倒重新上台后，部分纠正了这个错误；但是，很快地，1989年的六四事件，又导致了党政官员重新紧紧抓住这个权力。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很清楚中国需要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当然，他们就是不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还给学者，党政官员他们又没有相应的科学鉴赏力、技术评价能力、知识水准和经验等等，毕竟，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分成了极其繁多的专业，还隔行如隔山；那么，办法只有实行量化考评制度，也就是大学、医院等，数论文，根据发表的刊物级别数论文，导致了大量垃圾、抄袭、造假等论文；后来还有数专利，导致了大量无用专利的泛滥；此外还破坏了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技术创新以及应用等，因为这一切口头上说重要和重视，实际上并不重要也不重视。一句话，中国的教育与科学技术，效率在降低，实际水平上在退步，此外恐怕还与科技人员收入偏低有关，但由于从事人员数量和资金的增加，总结果还是进步。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表现和《韩非子》寓言中《郑人买履》的郑人表现一样：

 

有个想要买鞋子的郑国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想要科教兴国），他先量自己的脚，并把量好的尺码放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具体办法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订了各种数论文的标准，其中外国的SCI特别重要）。到了集市，却忘了带量好的尺码。已经拿到鞋子，才想起自己忘了带尺码，于是就说：“我忘记带量好的尺码了。”就返回家去取量好的尺码。等到他返回集市的时候，集市已经散了，于是就没有买到鞋（结果是科学技术没有得到效率进步，教育等还更差了）。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脚试鞋呢？（为什么不实行自由民主或者相信自己的科学家、技术专家，把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还给学者？）”他说：“宁可相信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宁可相信论文数量、外国的SCI，实质是相信不懂科学技术的官员，也不相信自己的科学家、技术专家。）

 

如果真是徐建国院士出现常识性错误，那么中国顶级科学家一再出现常识性错误，只能说明中国科学家群体的科学鉴赏力有着明显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政治干预学术，加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没有还给学者，导致学者们运用科学鉴赏力的机会少或很少，不用怎么提升？由此部分决定了中国科学家群体的科学鉴赏力存在明显问题。最终，损失极其惨痛的全球性大灾难，这也是部分原因之一。

 

当然，对此网络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一些年轻人主张，只有数论文，量化考评制度才公平、客观。但是，科技成果的水平基本上要经过长达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后的才会能够看得非常明显（客观），但大学却要在科技成果产生后的一两年到几年内评价判断科技成果的水平，这种评价判断本身就必定是主观的，不可能客观；权威学者的高水平包括科学鉴赏力的高水平，对科技成果评价判断的高水平是公平公正的基础，不存在低水平反而公平公正；因此，这些年轻人的主张极其荒谬，相当于认为外国、中国的审稿人、编辑才公平。如果真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还给学者，一般来说水平更高的本大学或本系的权威学者、教授们的评价和决定一定相对不公平或者不公平。这隐含的意思是：学者水平越高，学者的道德品质越坏。再引申一点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实际上，由于中国大学的近亲繁殖极其盛行，高水平学者对待自己的徒子徒孙以及对待外来的人员，完全可能难以做到一视同仁；因此，这一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中国大学要实行把学者入职、评价、晋升的权力还给学者，前提必须是不留本校生，绝对禁绝近亲繁殖。当然，在完全杜绝中国大学的近亲繁殖所需要十几年时间里，磕磕碰碰、各种麻烦在所难免。此外，还需要同方向的专家外部评价参与，常常还需要学者的自由流动，共同营造公平的环境。这样才能够真正提升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

 

还有，一些年轻人主张，老家伙有什么资格评鉴判断年轻人研究成果的水平？关于这一点很简单，高水平学者的判断力，一般就是高于没有显现学术水准的年轻人，尤其是还有同方向的专家外部评价可以参考，年轻的天才学者这种例外有，不多；因此要按照大概率的对科学技术发展明显有利的规则来进行。这一点类似于高考的高分考生的知识能力一般就是高于低分的考生，有例外，不多，因此，必须是高分学生进入好大学，低分学生进入低水平大学。

 

总之，中国在疫情初发期间出现的三大常识性错误，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历史悠久的大毛病。

 

 

在中国的疫情完全得到控制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又出现了三大常识性错误：

 

一、没有把相应情况的必要信息透明地告知国内民众与外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中国犯了三大错误，尤其是早期判断以及应对错误，应当及时公开，但是，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习近平的并不存在的伟大光荣正确，偏偏却把它隐藏起来，此外应该还与中国共产党常常出现的政治习惯有关，出现了问题，第一步先捂盖子；有人发现、报告了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的原因是（网上传说是俞正声转述习近平的话，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在抗击疫情的时候：“当前的关键是救人，而不是倒追责任，责任要追，但不应是当前注意力集中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团结鼓劲，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否则将影响士气，影响团结。这就是总书记多次讲的正确的舆论导向。”还有就是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都不能够说成是体制性问题，包括警告财新网的可能被关闭。看一眼这个说法就知道它的荒谬之处，习近平的错误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直的错误，对媒体的要求如同对党政领导或下级的要求，实际上是把国家公器媒体当成是一党之私宣传的工具，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舆论导向必须是听命于上级要求如吹嘘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中国人和西方国家因为自身遭受如此疫情惨状，不少人自动会产生不满、愤怒、追问、追责乃至推卸责任，中国共产党却在不停地对内对外宣传自己并不存在的伟大光荣正确，简直是政治、社会经验无知幼稚的举动，只会导致不少国家民众媒体乃至政府官员等更大猜疑与愤怒、追问、追责乃至索赔等。还有，谣言就容易被欧美国家的民众媒体乃至政府官员等相信、被西方各国不少媒体追着痛骂和追着诘问，包括部分原因在于这些隐瞒，导致西方国家等世界各国的媒体乃至政府认为或者宣称中国一直在隐瞒疫情，甚至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媒体主张索赔，要求索赔的及声音越来越响亮等，效果尤其糟糕，极其愚蠢。向国内民众与外国民众媒体政府等简单地说一句：由于新冠病毒是新型病毒，研究判断需要时间，病毒有着各种容易导致疏忽、错误的特点如无症状患者、潜伏期长、轻症如同感冒，研究者与决策者们在首次面对中出现各种不同判断、出现各种错误、混乱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等在所难免是绝对不够的。问题是，我看到的中国官方回答，如中国驻美国大使答记者问等，比我写的这句话还要简略；尤其是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浪费14天的错误，到底情况是主要来自武汉、湖北省的错误，还是包括来自徐建国院士的错误，应该说清楚，不能够让高福院士一直当替罪羊。尤其是，如果习近平也曾经出现过错误的话，不要以为让高福院士替习近平一直当替罪羊是正确的处理。谁都知道，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存在明显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明确告知外界，会引发更大猜疑与愤怒等，况且，西方发达国家不少人很清楚疫情当前，西方和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目前大部分不会翻脸，一旦疫情结束，问题必定全面彻底大爆发，最终当然是国家政府、中国共产党包括习近平来承担后果包括背上实际上不存在的黑锅。

 

然后中国共产党的总结又是：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些提出问题揭示真相的人，目的都是要灭亡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当然中国人也一样有着愤怒，谁都知道中国在疫情早期出现了明显错误，中国和全世界都遭受了惨痛损失，还在宣传包括对外宣传并不存在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的伟大光荣正确，中宣部和外交部等愚蠢到极点。对内，同样导致了很多的不满愤怒甚至导致了任志强的愤怒的檄文。

 

任志强被抓进监狱是由于他写的一篇文章愤怒地谴责习近平想当没穿衣服的皇帝，里面有提到（大意）：1月7日习近平对疫情有一个批示，为什么不全文发表？现在的情况看得出来，习近平的批示明显是没有意识到疫情的恐怖；原因有两种可能：一，因为徐建国院士他们有乐观的错误报告，报告与高福院士的意见相反导致。这种情况习近平的表现称不上错误，习近平当然没能力判断中国两大顶级科学家相反的看法谁对谁错，选择了相信徐建国院士的看法也属于正常反应；二、如果实际情况是没有卫健委的相反观点报告，习近平没有在意中国CDC在1月6日的报告，这可是习近平明显的重大错误。面对疫情，外行领袖不相信内行尤其是顶级科学家是错误。任志强的文章中对习近平的表现极其愤怒，原因何在？恐怕是因为任志强认为习近平出现了大错误，却自我表扬甚至制造个人崇拜。

 

不管习近平的表现是哪种情况，都应该放了任志强；首先抓捕任志强破坏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其次，刚才说了，在疫情导致损失惨痛的情况下，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的并不存在的伟大光荣正确，导致了全世界各方面包括国内人还有任志强的怒火，错误在于中宣部等部门，习近平也有领导责任；每个人都是人，不是神，都会犯错误，包括习近平自己；武汉的在一月底二月初那段时间的情况太惨烈，被隔离尤其是新春佳节被隔离大家都很难受，任志强火气太大，导致说了过头的话（我不认为习近平想当不穿衣服的皇帝），可以理解；再者，连我们这个小县城，身边的人偶然提到习近平，常常就会说到党政机关中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的荒唐故事，还有他身边吹牛拍马的家伙太多。

 

还有，放了那些维权律师包括许志永。那些维权律师包括许志永，都是在要求或努力让政法系统依照法律来执法，但是，结果是被抓入监狱；

 

二、新冠病毒是否来源于美国军人通过军运会传给武汉，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身为政府官员，赵立坚的推特发言太过于急躁和草率。由于这个原因，网上传言，官方下达了命令，新冠病毒来源问题论文的发表必须经过官方批准，这一点很糟糕，政治干预学术导致武汉疫情错误判断、错误决策的惨痛教训还在眼前，老毛病就又一次发作了。学术问题、科学问题，还是交给学术界、科学界讨论决定（根据这两点，我判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很可能犯了错误三）。当然，在这方面，美国密苏里州的检察长做的事情起诉中国政府更加荒谬可笑。中国网络上谣传的还有美国病毒实验室泄露导致，电子烟肺炎就是新冠肺炎。

 

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很可能没有派出科学家医生去印尼甚至马来西亚去追查到底穿山甲是不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间宿主。如果没有的话，这就又是一大常识性错误。这是武汉市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和全面消毒的错误所遗留的问题；派出科学家医生追查到底什么动物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间宿主、新冠病毒的直接来源，这一点对于全世界包括中国的防疫极端重要；如此惨烈、损失惨重的全球性疫情大爆发，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未来全世界好不容易防疫成功之后，新冠病毒消失后，某些动物突然又把新冠病毒传染给人类；根据已有的研究，可以判断新冠病毒有两个可能来源（蝙蝠和东南亚的穿山甲），可能性一、来源于蝙蝠，但是，接近程度只有96%，当年确定SARS病毒来源于果子狸可是有着99%的接近程度；中国早有谣言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研究蝙蝠病毒的泄露。但是早已经辟谣，谣言中泄露病毒的人早已经毕业离开，不可能传播病毒。还有，武汉人的说法是：武汉P4病毒实验室在武昌东南部，华南海鲜市场在汉口西北部汉口火车站附近，两者直线距离至少12公里（也有说50公里的）以上。而且，武汉市是一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中间是人口稠密地区，病毒要从病毒实验室一路泄露到华南海鲜市场，偏偏中间不泄露不可能；美国以及欧洲国家都对此关注（网上消息好几个欧美国家的媒体在传谣，而且美国官方也在传谣，不清楚真假）；还有，谣言（网上传说连美国卫生部发言人也在传谣）说武汉人吃蝙蝠，但实际上应该是没有人吃蝙蝠，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中寻觅蝙蝠都极其困难，尤其是是武汉市这种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之中（山野之中有没有极其特殊癖好之人另当别论）。我个人判断，这个谣言在外国又死灰复燃了，而且被西方各国密切关注此事，；如在4月21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问：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要求中方尽可能在新冠问题上，尤其是早期新冠病毒暴发的源头及其相关信息上保持“透明”。问题是，如果中国自己都不知道也没有派出科学家医生去查清楚病毒到底来自蝙蝠还是来自东南亚的穿山甲，怎么保持“透明”？道理上，蝙蝠传播新冠病毒的几乎唯一可能是蝙蝠的粪便污染其它动物的食物从而导致病毒传播。而承认这一点，立刻把新冠病毒的直接源头指向穿山甲。

 

很遗憾，新冠病毒来源于蝙蝠的证据确切程度不够，必须进一步追查和研究。

 

可能性二、根据管轶等人的研究，新冠病毒可能来源于东南亚的穿山甲，此外其他团队也有支持性的研究结果；但是，情况不够明确；我判断，新冠病毒最大可能是来源于印度尼西亚的穿山甲（印尼的山多，而且被海洋相互隔离）；由于回溯确定的2019年12月1日发病的中国武汉第一例病人完全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可能，道理上，很可能是印尼的穿山甲把新冠病毒传给了印尼人，武汉的第一例病人的病毒很可能来自携带新冠病毒的印尼人，印尼人传给了第一例病人的亲人，而这个人无症状，然后传给了第一例发病的病人；由于这个印尼人到武汉卖穿山甲药材（穿山甲鳞片是历史悠久的中药药材），或者进行穿山甲的走私食用，或者以卖穿山甲药材为名实际上是穿山甲的走私导致华南海鲜市场产生了最多的病人；其次的可能性是来自马来西亚。张文宏医生认为疫情不会是外国传入的理由是，如果由外国传入，应当是中国好几个地方都爆发，现实是只有武汉爆发。但是，我的看法是由于新冠病毒有着无症状患者以及轻症类似于感冒特性，热带的高温抑制传染特性，而冬天的武汉易于传染，印尼人只来到武汉或者包括卖穿山甲药材、走私穿山甲等导致仅仅武汉爆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欧洲的新冠病毒，是来源于中国武汉，还是来源于印尼传播，目前无法得到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国和全世界都付出了极大的惨痛代价，穿山甲、蝙蝠这两条线中国都必须派出科学家医生努力追查包括派到印尼、马来西亚去追查。尤其是，新冠病毒是否来源于印尼的穿山甲恐怕不能够指望印尼、马来西亚。当然，派出科学家医生努力追查穿山甲，不是在病毒的起源问题上甩锅给印尼和马来西亚，而是必须对全人类负责，查清楚到底什么动物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间宿主，尽可能避免下一次的爆发。

 

总之，没有把疫情之初相应情况的必要信息透明地告知国内民众与外国，以及没有派出科学家医生去印尼甚至马来西亚去追查到底穿山甲是不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的中间宿主（我个人的判断），部分导致了中国实际上在前所未有地帮助世界各国以及武汉封城等对世界和中国负责的举措，却前所未有地在世界舆论上乃至各发达国家政府那里处于极其被动的被怀疑、被追责、被索赔的极其糟糕境地。在4月8日，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说：“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意思就是要做好应对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怀疑与愤怒、追问、追责、索赔（索赔基本上是媒体的主张）等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必须自己改正错误，尽一切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面对新冠病毒出现各种错误和混乱，尤其是美国病例数达到四十万的时候，国内明显又一次出现了自以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错误，忘记了疫情初期的可悲错误以及目前的外交、舆论困境。另外，实际上，中国的封城，代价很大。而且，穷病也是会导致死亡的病。此外，东亚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的表现都还不错甚至优异。

 

对于目前欧美国家与中国防疫情况的对比，我的看法是：不少欧美国家出现了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外国政府都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根据中国在创新和面对全新问题时的低水平表现大大低估中国在常规事务特别是应对灾难上的强大能力（毕竟历史上中国形成第一个国家是来自大禹治水即应对特大水灾），如外国政府看到中国的防疫情况低估了抗击新冠肺炎的艰难程度；同样也会根据中国在常规事情上的强大力量与表现大大高估中国在创新和面对全新问题时的能力，如美国对中国开打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能力，以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宣布的产业升级能够真的做到；

 

在这一点上，最新的例子是中国银行在中国推出的来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原油宝」产品穿仓，出现了-40美元/桶的原油价格。4月21日，中国银行发公告称，正积极联络CME，确认结算价格的有效性和相关结算安排，同时将原油宝产品“美油/美元”“美油/人民币”两张美国原油合约暂停交易一天。次日，中国银行再次发布公告称，该5月美国原油合约4月22日结算价格将按照4月20日CME官方结算价-37.63美元/桶结算。看一眼就知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原始契约被突然修改，而且是规则极其巨大的变动，把期货价格破天荒地允许了负值，实际上还把多头的风险从价格最低为零变成了无限的负值。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做法毫无正当性、合法性，中国银行还愚蠢地继续伸头挨刀。这种情况即如果随意地乱改规则能够真正地成为现实，这个世界将不再有期货市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必须具备起码的契约精神。

 

与上一个错误相关，第二个错误是不少欧美国家居然没有从1918年大流感中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也没有从一百年后的科学技术进步中提高个人的防护；关键是没有做到强制人人出门戴口罩；实际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目前的口罩的阻挡病毒传染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了，不仅仅是没有强制地要求人人出门戴口罩是一个大错误，还有，护目镜或防护面罩、一次性手套等已经很廉价了，但是，还是在宣传勤洗手；尤其是，实际上上，人人佩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一次性手套、口罩能否良好保护民众正常地工作是非常值得进行试验并研究的，尤其是复工的情况下；已知中国的复工情况，仅仅强制人人戴口罩，就很好地保护了那些必须坐公共交通去到工作场所工作的人。

 

与此相关的第三个错误：政治本身就是要达到自由与权威的良好平衡，但是，一部分欧美国家太强调自由了，在疫情面前，必要的权威行动偏慢甚至太慢。我至今记得，中国广州因发现非洲黑人中的新冠肺炎患者而隔离相关非洲黑人，中国人在救他们的生命；但是，结果是美国媒体宣传中国方面歧视黑人，七八个非洲国家正式向中国抗议中国歧视黑人。至于美国，一些地方黑人的患病率明显地高于其他族裔，甚至有死亡率是其他族裔的七倍，当然，这一切，媒体和非洲国家却视若无睹。

 

附：

管轶团队：穿山甲带新冠相关病毒 但未必是中间宿主，论文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1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