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先生一九九0年參加了普林斯頓大學設立的中國學社，先後在普林斯頓地區住了八、九年。這個學社的經費是亡友艾理略(John B. Elliott) 先生獨立捐贈的。他是一位中國藝術的收藏家，一生樂善好施，捐了無數的錢支援學術和文藝的團體。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他不忍見許多中國學人和學生流離失所，決意在普大成立一個研究機構，讓一部分流亡者可以暫時棲身，繼續學業。由於這一機緣，我才認識了捷生。最初幾年學社常常舉辦文化和學術討論會，因此我和捷生在會外交談的機會不少。由於我們都愛好圍棋，談得更是投契。可惜當時彼此都太忙，竟沒有手談的閒暇，我至今引為憾事。現在捷生已移居華府，手談更是無緣了。但分別多年，捷生的爽朗、熱情、觀察細緻、以及擇善固執等等特性,祇要稍一回憶便仍然如在眼前。

捷生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便以寫中、短篇小説享譽文壇，並且多次得獎；他是當時所謂“知青作家”最傑出者之一。所謂“知青”是指“文革”中“下鄉的知識青年”。“文革”發生時他才十四、五嵗，但一九六八年便被送到廣東西江流域的高要縣農村落戶，兩年后又轉到海南島五指山區的一所農場去墾荒，四、五年后才回到廣州。他寫的雖是虛構的小説，其實都是以下鄉的生活經驗為根據的真實故事。七、八十年代之交，“文革”仍是禁區，不能見諸文字，所以許多知青都祇能寫自己的個人經歷。這才產生了一批“知青作家”；他們的作品聼說往往祇能在地下流行。捷生最近又以散文的方式寫了幾篇《文革瑣憶》，敍述他的下鄉生活，十分生動。從我的史學專業的角度說，捷生的作品，無論是小説還是散文，都是最可貴也最可信的當代史料。唐代杜甫的詩，後世稱之爲“詩史”，捷生的作品正可作如是觀。

捷生爽朗、熱情的性格中貫穿着一種強烈的是非好惡感，使他在面對着大是大非時，不能裝聾作啞。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兩次“天安門”運動他都是積極的參與者；第一次僥幸逃過，第二次則逼得他走上了長期逃亡的生涯。早在一九八0年代初捷生便已出任廣東省文聯委員和中國作協廣東分會副主席。祇要他肯泯除一點孟子所謂“是非之心”，採用老子所謂“和光同塵”的處世態度，今天他也許是大陸文藝界的風雲人物之一了。但在最重要的關頭，他在人生價值方面作出了最明確的抉擇。“六四”的血淚歷程是他刻骨銘心的人生經驗。關於這一段歷史，我當時讀了不計其數的中外報導，但在我心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則是捷生的《血路1989》和《最後的北京》。這兩篇既生動又富於感情的第一手證詞把我帶進了現場，至今記憶猶新。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的名言。這八個字的評語用在這兩篇文字上是再確當不過的。

捷生求仁得仁，對當年的人生抉擇無怨無悔。但讀了他三年前所寫《絮與根》的散文，他似乎有一股揮之不去的鄉愁。其實嚴格分析起來，無論説人生如柳絮隨風飄揚或落葉歸根，都是文學家的想象。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安土重遷，多少代傳下來，當然可以説是生了“根”的。但是現代社會的重心移向城市，流動性越來越大，“根”的觀念便動搖了。即以捷生而言，孔家多少代的“根”原扎在廣東南海縣洙泗村，但從他父親這一代開始，這個地域性的“根”已因遷居而切斷，捷生也祇能寫《洙泗村拾憶》了。捷生自己從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九，二十多年間上山下鄉、自南而北，他在中國大陸上又何嘗生過“根”？但是我並不否認現代人有“根”，不過這個“根”不存在於任何固定的空間。在現代流動社會中，個人的“根”大致是指他童年以來所逐漸形成的一套生活情調和價值取向，也可以統稱之爲文化。文化的“根”必然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所以人之所至，“根”必隨之。二戰期間，托瑪斯•曼流亡在美國, 有人問他懷念故土否， 他說：“我到什麽地方，德國就在什麽地方。”這並不是一句狂言，而恰恰表示他自信日耳曼文化已在他心中生了“根”，隨時隨地都和他同在，“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捷生流亡到新大陸，也同樣把他的文化“根”一起帶來了。他的“根”移植到新的土壤中，不但沒有枯萎，而且由於新養分的滋潤，變得更茁壯了。從這個更茁壯的“根”上，長出了一樹茂盛的花葉。今天這些花葉已開始飄向彼岸的故土。我這樣說，是因爲我最近才知道，捷生以“易大旗”的筆名在網絡上寫了不少雜文，針對着中國的現實作出了“鞭辟入裏的批評…時時引起軒然大波。”(見余杰《荊棘中的過客-評易大旗的雜文》。) 現代科技的發展不止一日千里，以訊息傳播而言，全人類都已生活在同一“地球村”之内。捷生不但沒有離開過他的“根”，而且也未曾真正和他的故土隔絕過。我希望這一明顯的事實可以稍稍疏解他的鄉愁。

捷生要我為他的文集寫序，以上匆匆寫出我的一點讀後感，聊答雅意。


                           余 英 時

（作者余英時为著名歷史學家）

（孔捷生紀念六四20周年的新書《血路1989》，已由香港夏菲爾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