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在卫国战争胜利 86年之际，缅怀抗战英烈，铭记抗日战史。日本战败却未亡国，民国胜利却败于共产。党派内斗使得同胞骨肉相残，军阀叛乱使得民族元气大伤。一个民族决不能篡改历史，泯灭良知，贪功篡德，愧对英雄，否则定有不祥，必遭天谴。过去 72年，大陆国人遭受的无尽苦难，已经是“党篡改史，党指挥枪”的惨痛教训。
—- 朱民泽 08/15/2021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得中国历史跨入了新纪元，时代进入了新中国。以此为界，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时代，1911年以前是帝制时代，1911年以来是共和时代。近代中国社会的初次转型，始于晚清的洋务运动，成于袁世凯的军制改革，结束帝制，迈入共和。第二次转型是始于中共苏区的土地改革，完成于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共和，堕入共产。第三次社会转型是始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完成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结束公社，步入市场。第四次社会转型，始于习近平的戊戌修宪，完于习党反动派覆灭，结束改开，走毛老路。鉴于历史的经验，中国社会的最后胜利转型，必定始于共产党倒台，最终成功于军队国家化，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由此推论，中国社会至少要经历五次以上的社会转型，前后历时近二百年，才能彻底完成其转型的历史任务。
从1927年中共在南昌起义，由起义部队发展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来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几经周折从井冈山北上辗转到了延安。中国抗战开始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1947年，中共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宗旨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其中有“民主联合政府” “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等八项基本政策。正如前段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划分，中共完成建政以后，很快由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回到了其专政本质的中共党国。鉴于此，中共武装部队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一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军队。
号称人民解放军的中共党卫军，自中共建军以来，已经有很多不顾民族存亡，不管人民死活，只为一党私利的不光彩历史。比如，抗战期间的“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策略；1948年长春围城；1989年北京屠城等。在后改革开放时期，共军必须面临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历史转型和现实挑战。这两个问题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历史转型是党指挥枪的问题该如何终结，现实挑战是台湾的统独问题该如何应对。
一、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在百年历程中，中共一直强调“党指挥枪”，那是主次颠倒，伦理悖逆，公器私用。以史为鉴，明朝自永乐开始，以宦官监军，宦官是皇帝的家奴，代表皇帝实施监督军队将领。红朝的党指挥枪是在古田会议确定的，政委代表中共，是中共党委决定的执行者，各级党委又最终听命党魁。红朝的政委相当于明朝的宦官，红朝的党魁相当于明朝的皇帝。所以，军队的政委是代表党魁在监军，和明朝的宦官代表皇帝监军如出一辙。红朝的各级党委相当于明朝的宦官组织。明朝著名的东厂、西厂就宦官组织，其高级宦官都是太监，皇帝贴身且信任的家奴。历史证明，最终明王朝毁于宦官乱政。红朝已经几次乱于党委败政，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往后还必将毁于此。历史再次证明，红朝的所有政治迫害，主要都是各级党委、支部所制造的。
人类早已迈入现代文明社会，任何个人或政党，都不应该，也绝不可以凌驾于国家和民族之上。任何政党都只是服务于人民和国家的政治组织，既然枪是人民的，也是国家的，就应该枪指挥党。否则，就是以党窃国，以军乱政，祸国殃民。论述党指挥枪的问题，首先要论证清楚，人民解放军究竟该对谁负责？既然是人民的军队，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军队就必须效忠人民，隶属国家，而不是服务某个党派政权。人民军队的神圣责任和使命是捍卫人民的自由与尊严，保卫民族的生存空间与幸福生活。尽管人民解放军最初是由中共建立起来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军武装就应该晋升改编为共和国部队，也就是所谓的军队国家化。那样才是真正的立党为公，建军为国，执政为民。因此，当今的人民解放军绝不应该继续是私党武装，更不能依旧是听党指挥。
归根结底，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转型问题，就是“党指挥枪”的弊政该如何终结的问题。若要论证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中共政权的性质。中共北京政府，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是瑞金苏维埃政府的延续，也是近代军阀割据政权极度扩张的结果。中共以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作为欺世盗名的幌子，既不容许其他民主党派壮大，也不绝让民主党派彻底消亡，以维护它表面民主，实则独裁的虚假状况。民国时期出现过多个军阀政权，叛乱政府。比如，有北洋军政府，伪苏维埃政府，伪陕甘宁政府，伪满洲国政府，南京汉奸政府（汪精卫政权）等。中国抗战胜利后，全国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随后又发生分裂，于是出现了后来的中共北京政府，民国台北政府等。
小说《三国演义》在开篇写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不可久，就必分。如果套用这句话来分析中国历史，可谓堪称经典。在中国历史上，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那是军人哗变以枪指挥皇帝，逼其退位而促进国家统一进程的著名历史事件。北宋开朝，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持续近八十年的混乱局面，那是“分久必合”的历史现象；明末，出现了大西政权，大顺政权，后金政权，最后是大清政权，那是“合久必分，分而又合”的历史现象；清初，明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又在云贵起兵反清，也是“合不可久，就必分”的历史现象。晚清，由于袁世凯的新兵起义，北洋将领联名请愿，逼迫满清皇帝签署《退位诏书》，使得五千年华夏进入了新中国时代。军阀混战，卫国抗战，国共内战，两府分治，使得当代中国，出现了“合久必分，合不可久，就必分”的历史现象。
如今，“一中两府”，即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分治已经超过七十年，最终是“分久必合”呢？还是会“合不可久，就必分”呢？这个历史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军亟待开启的历史转型。如果未来共军官兵有满清新军那样的开明务实和民族大义，就应该早日结束党指挥枪的监军败政，只有这样中国历史才能跨入新时代，进入新纪元。中共政权存在七十多年间，中共实行的愚民政策比曾经的满清朝廷更全面，更彻底，更恶劣，更无耻。经过百年共产病毒的祸害，如今中国大陆几乎沦落为愚民、刁民、恶吏、文痞、贪官、独裁者大混合的颓废社会。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只能期待人民解放军中的新生力量，海外华人的民主爱国力量，西方国家的支援与干预等。根据近现代史的历史经验，此观点笔者在《论中国社会变革的两个条件》中有充分的论证。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深入参与，中国大陆难以开启政治变革，更难以完成社会转型。
历史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习近平还在恬不知耻地一再强调“党指挥枪”。如此看来，习近平远不如袁世凯开明，也没有蒋介石明理，更不及邓小平务实。习二和毛贼一样，既蠢又恶，既阴又毒。按习猪头“党指挥枪”的论调，那么党又是谁呢？习的荒谬逻辑是什么呢？习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先分析一下中共历史上的反党集团。曾经很多所谓的反党集团，其成员都是中共的核心领导人。比如，高饶、习仲勋、林彪、江青、彭德怀、彭罗陆杨等反党集团。既然说他们反党，那么党又是谁呢？其实，按共产党的专政逻辑，毛就是党，党就是毛，反党就反毛。如今，习近平还在利令智昏地沿用这个荒谬逻辑，痴心妄想地灌输：党就是习，习就是党，党指挥枪，就是习指挥枪的迷魂汤。再如，媒体姓党，就是媒体姓习，两者都是同一个逻辑。
习葫芦里卖的药，或者说习的狐狸尾巴，就是幻想再蛊惑人民围成铜墙铁壁，军人铸成血肉长城，保卫习猪头在中南坑里继续做独裁梦。俗话说，打蛇打七寸，习猪头的七寸就是军权。军队潜在的政变风险正是习猪头最为担心的噩梦。虽然他名义上是军委主席，表面上军权在握，但毕竟他是空降司令，草头主席，头衔虚大根基浅，纸上谈兵人缘差。由于习近平反腐无正义，治党无公义，理政无道义，为民无仁义。政界怨声载道，军界仇敌众多。然而，官员并不都是糊涂蛋，将士也并不都是奴才种。如今，全国发生天灾人祸，习猪头不敢前去慰问，足见其刻薄寡恩，心虚恐惧。俗话说，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躲得了初一，难躲过十五。有朝一日，他必会难以掌控军队。将来一旦发生军事政变，必将是习猪头最惧怕的“七伤拳”，也是最致命的降魔十八掌。
二、错失统一机会，面临统独难题
中共军队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台湾的统独问题该如何应对。无可置疑，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概念是从1911年后才开始的。因此，中华民国是全球华人共同的祖国，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血肉同胞。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9年后一直偏安于太平洋中的台澎金马等海岛，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可漠视，且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中华民国。尽管，中国大陆的国土面积很大，台澎金马等岛屿的面积很小，但中国的统一问题，其核心是盘踞在大陆的中共政权如何回归中华民国的问题。哪怕中华民国仅存在于太平洋中的几个海岛之上，但中华民国从未消亡的历史事实颠扑不破。此外，中共的很多高级干部曾经在民国政府任过职，也是非常有力的证明。当年中共造反的口号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推翻中华民国。作为迈向共和的新中华民国，国家的渊源和传承无法改变，国家的法统和道统无法颠覆。
古语云，以史为鉴，能知兴替。近现代史上，中国已有几次海峡两岸统一的历史契机，但都错过了。第一个契机，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陷入朝鲜半岛的战事。那时国军在台澎金马立足未稳，如果毛泽东有制海权的战略眼光，共军一鼓作气跨过海峡强行登陆，统一大业早就完成了。第二个契机，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抛出了“一国两制”的统一方案。本来那是和平演变的最佳策略，却因中共顽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得台湾提出运用“三民主义”的和平统一方略受阻，最终错过时机而宣告失败。补充一下，满清朝廷从清兵入关到攻克台湾拖延了四十年才得以成功，实现了宇内大统一。当时台湾郑氏政权是大明政权的延续，代表的是中华正统，而满清政权是外来入侵者。如今中华民国在台湾，代表中华正统，共产党政权扮演着外来入侵者的角色。时隔三百年，历史再次重演了一番。不同在于，时代变了，台湾的国际背景雄厚复杂了。因此，历史命运很可能不会完全重复演绎了。
由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使得中共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的恶劣形象导致两岸缺乏政治理念和制度上的对接，使得和平统一遥遥无期。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的伊拉克很快摧枯拉朽地灭亡了。一方面，由于美军杀鸡给猴看的效应，另一方面，缘于共军叛将刘连昆等人的泄密因素，使得中共武统台湾的选项束之高阁。历史进入2000年后，台湾已经成功实现了民主政治，两岸政治制度相差越来越远，和平统一的谈判条件和筹码更加失去均衡。到那时，中共“一国两制”的构想已经不攻自破了。从另一方面讲，正因为海峡两岸未能实现统一，使得台湾留有中华文明的一片净土，存有中华文化的星星火种。中国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如今回顾历史，或许那是冥冥天意。
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抛弃了改革开放早期，中共制定的“韬光养晦”的对外策略，迫使欧美日澳等国家逐渐联合起来，以维护自二战以来确立的亚太政治格局。美国一直在努力捍卫美军航母自由航行于南海领域的权力，不时穿越台湾海峡，以打消中共武统台湾的企图。2021年7月2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美政府使用包含台湾的中国地图。这项法案正式废除了1972年《美中联合公报》中的“一个中国”的原则。2021年5月6日，法国参议院全票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法案，支持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目前，日本也明确表示：日本应与美国联合保卫台湾免受中共侵略。还有，近日东欧小国立陶宛已经设立台湾代表处等。如今，国际社会已经形成支持台湾的小气候了。
2019年，中共正式宣布《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期文件，是废纸一张。此摒弃承诺，撕毁协议的行为，导致如今中共已经搬起石头砸伤了自己的脚。面对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系列举措，中共党国丧失了法理反驳的依据，也没有了道德谴责的底气。用中国一句古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来概括目前中共党国在亚太地缘政治中的被动局面是再恰当不过了。过去中华民国在台湾完全独立存在的事实无法否认，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开始支持台湾的现实不可漠视，使得中共军队不得不面临来自台湾统独问题的现实挑战。那就是，共军是继续口诛笔伐，隔岸观火呢？还是兴师问罪，出海讨伐呢？此难题已经摆在了共军面前，习猪头将会如何抉择，全球华人拭目以待。
结语
早在远古蛮荒时期，自华夏民族形成城邦、建立国家以来，军人作为人民的守护神，军队作为民族的护卫军，其一以贯之的神圣职责就是守卫人民，保卫国家，捍卫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在帝王社会，帝王是家天下王朝的唯一代表，军队是皇家的私人武装，那时的军队效忠皇帝。唐代曹松的《己亥岁》云：“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王翰的《凉州词》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些诗词概括描述了帝王之师的残酷历史。
百年历程，早已不是家天下了；当下红朝，早就应该结束党天下了。随着高科技智能武器的出现，精准打击、定点清除的战术运用，使得曾经的帝王之师、党派之军，那种人肉拼杀的残酷场景应该不会大范围发生了。因此，中共军队的历史转型是不可阻挡，势在必行的。否则，它只会越来越反动，越来越落后。中共军队的历史转型，将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步伐；中共军队的现实挑战，将决定中共党国的兴衰存亡。笔者认为，毛邓等强人都没能成功登陆台湾，在当前内外交困、国际关系复杂的局面下，习猪头就更难了。
另外，据《南华早报》8月9日透露的消息，共军高层已表达出不会为土狼撕咬，海狼霸凌，外狼招惹，导致四面树敌而负责。军方公开拒绝为习党反动派打仗拼命的态度，再次揭示出了习猪头究竟害怕什么的致命底牌。如今，共军高层的明智表态是一个可喜讯号。期待人民解放军内部，能出现赵匡胤、袁世凯那样杰出的军事人物，为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而充当起该有的历史角色，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其所赋予的时代使命。
中国必须结束中共控制军队、蹂躏军人、苛刻退伍军人待遇的现状。海内外华人，期待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成为一支真正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