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过去了，每年都少不了说“五四”。党的教育长期宣传的“五四”以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代表。 经过巧舌如簧的瞎编，那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文化和思想革命运动，竟被党化意识改造成了“跟工农相结合”，后来干脆成了逼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论依据。五四被政治势力劫持的现象实在怵目惊心。五四发生的1919年，科举早已废止，帝制已经推翻，发辫也已剪去，中国已经是一个有总统、有议会的共和国。市场经济已经基本确立，人民可以自办银行，自办学校，人民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北大中文系（国文门）一个班级就办了三本影响全国的杂志：《新潮》、《民国》和《国故》。九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党政宣传每天夸口说我们如何与时俱进，党如何先进，国家如何进步。当此“五四”九十周年的时刻，我们回头看去，发现今天的中国很多地方竟还不如九十年前进步。细节不胜枚举，且说荦荦大端。
领土主权
五四是爱国主义的爆发型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仅有街头政治示威，更有暴力过激行为，火烧赵家楼，群殴章宗祥。当时的巴黎和会牺牲中国利益，将战败国德国的殖民地青岛转让给日本。北京学生奋起抗议，留法学生甚至在巴黎写下血书，谁敢签字，以死相拼。运动的浪潮使得中国外交代表拒绝签字。捍卫了中国的主权。九十年后的今天，再看中国版图，台湾算是回到了中华民国的手中；外蒙古已经独立；外兴安岭和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图们江出海口、唐努乌梁海、伊犁地区被苏俄正式合法地享有领土主权，江泽民、胡锦涛连毛泽东、周恩来所坚持的“必须承认是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原则也不坚持了。只要争议的邻国“反美”，中国当局就愿意拿领土做交易。越南取得白龙尾岛，缅甸取得南坎，印度实际占有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原属西藏、气候最温和，物产最丰饶的地区，并已成立了新的行政区阿鲁纳恰尔邦。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被邓小平“搁置”，东海石油开采权将跟日本共享。而且毛周江胡等党政领导人的卖国行为是迷而不宣地进行的，事后才予以公布，远不如巴黎和会那么透明。当年巴黎和会的屈辱条件在报刊上曝光，学生奋起，全国响应，北洋政府诚惶诚恐，外交代表立刻缩手。“五四”后的1943年中华民国政府废除了同英美（法）等国家的不平等条约，五四后三十年的1950年毛泽东刘少奇跟苏联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密约》，五四后六十年的1969年中苏两国重新交战，五四后八十多年，政府承认了苏俄霸占的领土主权，仅取回了半个黑瞎子岛。人民无权过问，更没有学生和人大代表敢提出问责。
学术自由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提倡兼容并包，功在千秋。当时北大教授阵容既有自由主义的胡适，也有主张共产主义的陈独秀。钱玄同、鲁迅怒斥文言八股吃人，黄侃大骂白话文混帐王八。今天，中国的大学全部都受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北大领导公然宣称，学校只教“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真理的知识”，等于承认中国高校没有探索未知科学领域的学术自由。2005年发生了吉林艺术学院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向党委举报卢雪松（女）老师上课介绍北大右派分子林昭轶事，议论法轮功，导致卢老师被劳动教养的事件。2008年又发生华东政法大学女生检举杨群先先生讲课内容不符合党政宣传口径，指认杨为反革命，被公安局立案调查的事件。国民党统治下大学仍然是自由的天地，所以才有西南联大的大师辈出，硕果累累的黄金时代。台湾大学接续了北大传统，也有多人获得诺贝尔奖项。中国大陆的大学从建立党委制以后，跟国际学术水平渐行渐远。只要党委制存在一天，中国的大学就不会有赶超世界水平的希望。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1918年李大钊可以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歌颂十月革命。稍后瞿秋白可以作为晨报记者写出《饿乡纪程》介绍苏俄的饥饿和新政。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殷夫可以在散文中高呼革命暴动万岁，红军万岁。（左翼青年作家被害不是因为言论过激，而是王明康生借刀杀人）。今天，中宣部依然是中国新闻界的阎王殿。中国作家刘晓波因为撰写《零八宪章》竟遭逮捕关押。中国人民只听说达赖喇嘛制造分裂，却从无机会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自治主张，只听说法轮功是邪教，却从无机会阅读法轮功的书刊文件。只听说海外民主运动是反革命，却从无机会阅读《北京之春》和海外中文网路。中国报刊至今仍然不准民办，地方官员更是严格限制记者的采访。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王帅因揭露家乡司法不公竟遭河南公安人员抓捕绑架关进原籍地方看守所。汶川大地震死难中小学生的名单不准公布，豆腐渣工程的真相不准调查，民间志愿调查人受到警方的扣押和威胁。
游行示威自由
五四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游行示威。嗣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成为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表现。但是1949年以后，群众游行示威几乎全部被官方所操控。1976年四五运动起先被镇压，后来被纳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1989年的六四学生运动遭 到了血腥的镇压，成为中国政治和舆论的禁区。1999年的425法轮功和平请愿引起中国党政集团的恐慌，展开了针对法轮功信众的长期迫害。奥运期间官方假意宣布设立公园示威区域，然后拒绝所有的示威申请人，甚至将申请示威的两位古稀老人处以劳动教养。人们发现五四运动三十年以后，中国人丧失了示威的权利，“五四”七十年周年时数以千计的六四学生和市民被解放军杀害或打伤，大量参与者被逮捕判刑，“五四”八十周年时，法轮功信众遭到迫害，“五四”九十周年时还有所谓六四暴徒和法轮功信众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受苦。维权和上访的公民不断被军警和各地的截访人员堵截和抓捕；甚至被北大教授孙东东宣布百分之九十九是精神病患者。
科学精神
五四欢迎赛先生永驻中国。可是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披露的真相告诉人们，标榜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高领导毛也听信命相，其他军警高官也多是迷信之徒。六四血债让李鹏和家属子女们惶惶不可终日，烧香祈福，略匀赃款聊作善事，买取“功德”，欲以补罪消灾。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到处求神拜佛，起先大骂儿媳妇拜佛心地不纯，所以佛难保佑，后来她因贪污受贿自陷囹圄，伤心哭诉菩萨不灵。党政干部“不问苍生问鬼神”，人民更不信马列是什么科学，于是普陀寺、玉佛寺、文殊院，灵隐寺，举国上下所有大雄宝殿无不人满为患，甚至因拥挤不堪，怕酿火灾，竟常常不准燃点香烛，作无香烛膜拜。
技术科学在中国当然已有进步，热核爆炸，神舟飞天。可是“五四”九十周年的今天，毛泽东共产主义的“试验田”河南临颖县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在电视节目中承认，他们花费了七八年时间和两千多万元试验发明永动机，现在认识到制造永动机是上了两名骗子的当。在科学实验田里研制永动机，应该是对毛泽东思想最大的讽刺。因为人民的愚昧和干部的反智（读书越多越反动）倾向正是毛泽东提倡阶级斗争，摧残基础教育的逻辑结果。党政领导的实用主义和言而无信，造成了人民强烈的信任危机。科学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一般不被视为一种世界观，一种严谨的作风和方法，而只是一种技术进步的手段。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缺乏科学献身精神的利益集团，必将在愚昧的黑暗中继续折腾。
文学革命
五四也是现代文学革命的滥觞。当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发表了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向封建礼教，向旧道德发起猛攻。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白话诗“我手写我口”，白话小说不仅语言直白，而且内容涉及直言社会矛盾。“五四”九十年过去，语言更加直白，甚至夹杂英文和计算机语言，描写不仅爱学西方新派，还敢写下半身；可是就是不准涉及中宣部禁区。六四那样天大的血案，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血腥罪行，一党专制这类社会总病根，文学都一概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他。这些事件和罪行不是无关宏旨的琐细，而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和人民心理发生重大影响的变故。回避这些问题，势必就要回避人民的疾苦，回避民族的心病。文宜真情流露，史必秉笔直书。文学离开了悲天悯人，离开了嫉恶如仇，必定失却了魂魄。文学充当着党的婢女，再怎么涂脂抹粉，乔装打扮，扭捏作态，穿金戴银，也决不会成为窈窕淑女，绝没有端庄娴雅。在党的黑手操控之下的伪文学，梦想赢得国际文学大奖，纯属痴人说梦。
一党专制
三个三十年匆匆过去，问题何在？前三十年虽有军阀混战，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专制，毕竟不能一手遮天；后六十年一党专制，无孔不入，无微不至，尤其49至79，思想禁锢，闭塞言路，人才凋零，无可逃于天地之间。 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专制比乱世和殖民更可怕。不过希望并不渺茫。别看中共貌似强大，气势汹汹，比它更强大的核子超强苏共政权不是说倒就倒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