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每一位同胞，在5·12周年的时候应该做点什么，相信无论“上智下愚”都会想到：表达对遇难同胞的哀悼和思念，慰问遇难者家属和所有灾区的幸存者，并且和他们一起寄托我们的哀思。
可是，在一些媒体那里，一方面，他们把地震灾难报道简化为“抗震救灾”，具体是表现领导的坚强、救援的空前，民族的意志、国力的强大等等。（当然，全民救灾的场景令国人动容，但这绝非一场灾难的全部。）同时，他们也找到了抒情的机会，电视镜头前不是领导就是记者遮蔽了灾区群众，他们宁愿自恋地回放以前的报道花絮，也未能让你看到灾区群众的生活。航拍的直升机在高空盘旋，但他们的镜头始终隔着好几百米的高空，进入不到板房。花了一年的时间，也没有走进板房。
一年来，各路人士和媒体一起，为地震发明了许多铿锵的或者骊丽的句子。但其中一些顺口溜即便不空洞得离谱，也与具体灾难和悲痛不沾边，你把它放在水灾和瘟疫时用，也不浪费的。归纳起来，这些空洞口号都是国家主义的，如“大灾让民族坚强，大爱让人民奋进”。其实，灾区群众生活下去就是坚强和奋进了，而这有待你的帮助。还有就是“感恩教育”，在这几天把学校里的孩子组织起来，跳感恩舞，唱感恩歌。我只看到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说了一句“今天是缅怀逝者，关注生者”，可惜，实际上他们仍然只是在“纪念抗震救灾”。
是我们的媒体不知道该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吗？恰好央视的直播节目连线了美国，那边的记者介绍了两家美国“主流媒体”的“5·12”周年报道：一个是透过一位地震中失去孩子，并且自己也差一点致残的母亲的生存故事，报道了灾区群众的“坚强”和“奋进”；另一个讲述了两位志愿者在灾区用歌声为灾区群众“疗伤”，报道称为“在歌声中站起”。
对着巨大的灾难抒情，对着遇难同胞体温尚未退尽的“废墟”进行“文化思考”，是这个民族的文人墨客大异于常人的特殊禀赋。5月11日晚上，四川一家电视台重播了去年地震后余秋雨先生来四川谈“废墟文化”的节目。如果有灾区群众看到余先生带着那一脸招牌似的文化忧愁，谈他自“5·12”以后，如何改变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决定“下辈子投胎还做中国人”，该是怎样的惊心动魄，他们怎能明白自己是如何突然间使中国文化跟汶川的地壳一样隆起了。今年，秋雨先生又来了，仍然带着一股文化大师似的玄妙：他先发表了一篇博文，为去年的“含泪劝告”作了“注释”，并透露他将向援建人员和灾区群众演讲。不难想像余大师的演讲和灾区群众的心理以及灾区现实将构成怎样的反差。
有时我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结构跟别的人种不一样，或者是文化惯性，使我们面对地震中的遇难同胞和幸存者也爱用“大词”，而拒绝真情实感。例如“汶川加油”这句话，应该是民间首先发明的吧——吾友黎明先生说，下次你死了，我也去你家门口喊加油！——站在生命的关口，逝者为大，你轻声点不行吗（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还听到电视上吼“加油”）？而一些媒体则处处不跟人之常情接轨。我希望这一天快点过去，根据经验，媒体很快便会退潮，灾区群众又可以过他们相对平静的生活了。
位于日本神户市中心的1995年1月17日大地震纪念碑写道，“人类是多么渺小，我们甚至无法预知一秒钟之后将要发生的一切”，希望以此“连接着被夺去生命的每一位逝者和我们的追思”。对于我们来说，这样“渺小的文字”大约只能出现在未经当代文化成功教化的半文盲或者孩子们的日记中，因为这些词不仅太“渺小”了，重要的是它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民族，特别地，它没有坚强！
然而，人性和生命之间，就只有这么一个渺小的接口。各个民族概莫能外。当你以这样渺小而卑微的心情看待生命的时候，你就会立即尊重和善待生命，再也不需要文化大师来帮助你进行悲痛的形而上学，把它抽象成“文化悲痛”，特别地，你就不会在电视上大吼大叫，也不会“纪念自己的纪念”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