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到十一月下旬晚稻已收割完毕，但稻谷还没有完全晒干入库，修堤的任务就下来了，晒谷的事就只好留给临时工们去完成。十一月底的一天早上四点，队上就打钟(用鎚子敲打一块用铁丝吊在食堂门前的一块废钢板)起床，趕紧打好背包，用网袋装上洗漱用品，就跑到食堂吃饭。
早餐后各人携带自己的行李物品，和挑土用的箢箕扁担，有的还要带上挖土用的耙头、锄头到操场上集合，人到齐后，文书记介绍了这次挑堤的地点是好几十里路之外的黄珠洲劳改农场的大江堤，各队分配的土方是分场按各队的劳力数量分配下来的，为了鼓舞大家的干劲，分场决定哪个队先完成土方任务，就可以先回来，而无须去帮后进队完成任务。因此全队职工一到工地就要拼命地干，争取早日回家，进度越快就越占便宜(因为进度快的队在两队的分界线上会形成一个钭坡往上升高而这个斜坡与界面的垂直面之间形成的一个三角体的土方，按挑堤的习惯，就只能由后进队用土来填充，这是一个优胜劣败、奨勤罚懒的“游戏”规则)，粮食不定量，可以尽量吃。此外那里是一个劳改单位，除了管教干部和卫兵之外，不是劳改犯就是刑满就业人员，只有很少的一点农场原住民转成的农工，所以大家不要与那里的人员交往，也不要到处走动，以免引起误会。
他讲完之后，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就开始出发，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终于在中午前趕到了工地，我们组的几个人分到了一户农户家里(黄珠洲地区在办劳改农场前，那里的原住民在改成劳改农场时，都转成了这个农场的普通职工了)的堂屋里，那里的农户已应劳改农场的安排，用一层土砖在堂屋里隔起了一个约两米宽的空间，舖上稻草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地舖。刚舖好地舖，就听到食堂的谢德清在外面叫：开饭啦！开饭啦！原来老谢他们几位食堂的职工提前两天就己用分场的马车、拖拉机把柴米油盐、锅盆碗筷和蒸飯用的蒸钵和蒸屉都拉到工地上了，并用土砖和稀泥砌好了两口灶，一口炒菜，一口蒸饭。中午吃饭时一看都是八两米一钵的米饭，我对老谢说：都是这么大一钵，只怕吃不完啊！老谢听了笑着对我说：陈大学(这是二分场一队给我起的一个外号，意思是姓陈的大学生)你还没有挑过堤，不知道厉害，以后我保证你每餐都要吃一钵半(也就是一斤二两)才能坚持到天黑。不信！我给你记上数，一个月之后看看你吃了多少米(真的，一个月后，老谢打开记餐本，指着写着我名字的那一栏给我看，我吓了一跳，那30天我居然吃了108斤大米的米饭，平均每天吃3斤6两米，现在想起来真的难以置信)。
经过在农场将近三个月的共同生活、劳动，农场职工、家属都已改变了对我的印象，他们发现这个大学生，原来并不是他刚来时他们学校来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要重新骑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敌人”，而是一个勤劳、节俭(那时我每月都要从我那二十一元伍角钱的生活费中寄十元钱给我母亲)、乐于助人的人，所以后来在队上，上了年纪的人都叫我小陈，其他人都叫我陳大学，而小青年和小姑娘们则叫我陈老大(也就是年纪比他们大的姓陈的大学生的意思)。
那天下午由于上午还有几个队的人马还未到达工地，为保证分场各队之间的劳动竞赛的公平性，分场决定从明天早上各队同时进场，开始挑堤的劳动竞赛。
这天下午没有事，同组的几位农工说：陈大学，跟我们一起到黄珠洲农场场部去转一转吧！我说：这样不好吧！不是不让我们到处乱走吗？他们说：别信那么多，有人问，就说我们到场部是去买牙刷、牙膏、洗臉毛巾、买烟不就得了。我和他们一起到了黄珠洲劳改农场场部，场部的建筑模式和机构设置都与西洞庭农场大同小异，只是多了一些铁丝网、围墙、卫兵和岗楼。
劳改犯们所穿衣服，从内到外都在最显眼的部位印上了“劳改”两个大字，令劳改犯们无法潜逃，因为你总不能赤身裸体地逃跑吧！只要你穿了一件衣，甚至一条短裤，那上面都醒目地印着“劳改”两个大字，而黄珠洲劳改农场周围一带都得到通知，但凡遇到身着印有“劳改”二字衣服的人一律扭送黄珠洲劳改农场，扭送或报信的人还能得到农场的奖励。
在劳改犯的所有衣物上都印上“劳改”两个大字，以防止劳改犯们潜逃的高招，不知是劳改部门的哪位高人想出来的，实在是绝招啊！它不但令那些隨时打算潜逃的劳改犯们，在自己从内到外的衣裤上印的“劳改”两个大字面前都知难而退，不得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而且还为劳改单位省下许多防止劳改犯们逃跑的设施、人力和物力。
从黄珠洲农场场部回来，我们还顺便到挑堤的工地上去看了一下，那段堤的外面就是外河(不知是资、灃、沅三条江的哪一条？)所以堤面比较高，大约高出堤内地面20米左右，取士的地方距堤约有100米的距离(取土距离若离堤太近将会对堤的牢固度造成不利影响)。看完现场后，同组的农工们都笑看对我说：陈大学，明天，你就知道厉害了。我当时心想：收晚稻那样繁重的工作我都挺过来了，难道挑堤的劳动强度还会比收晚稻更沉重吗？
第二天早上五点，就听到工地一带的广播喇叭放起了起床号声，我们应声起床后，用农户家水缸里的冷水洗漱(因湖区烧柴困难，队上已交待不能用农户的柴草烧热水)之后，就到临时食堂吃饭，我拿了一钵八两米的米飯大约吃了三分之二就吃不下了，和大家一起来到工地还不到六点，天才刚麻麻亮，一开工，我开始是挑土，我挑起一担土大约有一百五六十斤，正当我吃力地尽快往前走时，这时工地上打起了吆喝，只见工地上挑土的人都往前飞跑了起来，嘴里还不断喊着：垛起！垛起！一会儿我后面的人挑着土就从后面追上了我，并把他装着土的箢箕垛到了我的箢箕上，这突然增加的重量压得我立即跪到了地上，那位农工带着胜利的微笑和鄙夷的神色对我叫道：快起来跑呀！我咬紧牙关从地上站起来，担起那担土拼尽全力一路小跑，到堤下倒了那担土，担着一担空箢箕跟着别人往回跑，同时感觉到一种名符其实的如释重负的舒畅，回到取土坑，老潘说现在大家劲头正足，你跟不上，你来取土，上箢箕吧，等吃饭前大家都跑不动，速度都慢下来你再去挑土，搞一段时间你才能适应。于是我改用耙头来给箢箕上土，这个活也要手脚快，在挑土的人到来之前，必须要把箢箕里的土上好，不能让挑土的人在你面前等，但这个活可以互相协作，几个上土快的带一个上土慢的生手，也可以满足挑土人的需要，每到午飯或晚饭前，老潘就让我去挑土，并关照其他上土的人，小陈那一担不要超过一百五十斤，因为湖区的那种土每隔20到30厘米厚就夾一薄层细沙，用耙头一挖就是20到30公分厚的一大块，每块大的有一百二三十斤重，小的也有七八十斤，一担挑两块大的就有二百五六十斤，经常把扁担都压断，挑的人为了防止把扁担压断，往往要用手提住担子上的两只挂箢箕的钩子，以减少箢箕内的土对扁提两端向下的重力。
这天早上因八两米饭都没有吃完，所以还没有到中午肚子就空了，好不容易才熬到广播喇叭放中午吃饭的号声，跑到食堂很快就吃光一钵八两的飯，又和大家一样找人一起拿了一钵八两的米饭每人分一半，一斤二两米一下就吃完了，从此每餐都是一斤二两米。
这一天晚上收工，天已快全黑了，吃完晚饭，回到住地，倒在地铺上就睡着了。半夜被膝盖痛醒后，难以入睡，在地铺上翻來覆去，全身肌肉疼痛，后来听到鸡叫，心里便感到紧张，因为鸡叫意味快要天亮了，那不堪承受的繁重劳动又要开始了。
十来天之后我挑着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已经基本上跟得上大家的速度，而老潘又交待那几个年纪大、速度较慢的农工跟在我后面，以阻止别人把箢箕垜到我的箢箕上。
自挑堤以来累得我一吃完晚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赶紧躺到地铺上休息，最害怕的声音就是半夜的鸡叫和早上五点钟的起床号。尽管总场电影队每隔三四天，晚饭后都要到工地上放露天电影，全队的农工都兴高彩烈地去看，而我也想去看，但每天我累得总是往地铺上一躺，除了想睡觉之外，就什么也不想干。此外为了恢复体力应对明天那不堪承受的沉重劳动，我也只能放弃看电影，尽快躺到地铺上去睡觉。此时我全身的疼痛已消失(大概身体已慢慢适应了这样巨大的劳动强度)，只是膝盖的疼痛愈来愈严重，我趁有一天下雨不能出工，到工地附近的一个由黄珠洲劳改农场医院和西洞庭农场职工医院的医生联合组成的一个临时医务所去看膝盖。当轮到我进临时诊室去看病时，我一进诊室就吃了一惊，原来那位穿着白大袿坐在诊桌边上的医生居然是我在长郡中学的同年级不同班的高中同学黄贤哲(我在高五十班他在高四十八班，因经常在一起打篮球所以很熟)，他一见是我，臉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别人不易察觉的惊异，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马上像对待一个从不认识的普通病人一样，示意我在他对面坐下，一边记录、一边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哪里不舒服？我告诉他：自开始挑堤以来膝盖痛得不得了，每天上午刚开始挑土时还痛得厉害，但挑一个多小时后疼痛反而减轻，只是晚饭后疼痛又开始加剧，手指关节也僵硬。他听后叫我卷起裤腿把两只膝盖露给他察看，他用手在膝关节四周揑了揑，就对我说：这是膝关节劳损，已有点发腫，要注意休息，膝关节不要过度用力。他明知道以我当时的处境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出于医生的职责，他又下能不这么说。从我一进去他就装着不认识我，就可看出他是知道我“反动学生”的身份的，因为高中毕业后黄贤哲就考到湖南医学院，而当时医学院的学制是六年，也是在1964年毕业，即使他没有到湖大参加我的批斗大会，也会在他们学校的批斗会分会场收听湖大批斗会的实况，所以我的“名声”他不可能不知道。
后来他对我说：我给你开两小瓶“云南白药”(这在当时是治跌打损伤最好的药了)，你去买点白酒，把“云南白药”泡在酒里服用，每次服用时先把瓶子里的酒和“云南白药”摇匀再服，兑酒吞服药效要好一点，一次喝几口，一天多喝几次，一瓶“云南白药”分三天喝完。他像对待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一样，交待完这一切后，就说：好了。就开始叫下一位病人，我也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离开了这位原本相熟的原高中同学，现在的黄医生。
这就是那时的“五类份子”、“反动学生”以及其他被列“阶级敌人”的人与他们原来的亲友、同事、同学关系的一个缩影，不过尽管黄医生对我装着素不相识的样子，但从他把当时最好的治跌打损伤的“云南白药”开给我这个“反动学生”，并如此详尽地介绍它的用法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仍不失为那个时代一个虽然胆小，但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知识份子。
从临时医务所出来，我向范组长请了个假，我找了组里的一位农工陪我一起(那时“五类份子”和“反动学生”是不允许一个人单独外出的)去黄珠洲劳改农场场部的供销社打了一斤白酒，把两小瓶“云南白药”倒了进去摇匀，就喝了几口，以后上工时，只能早上起床后喝几口，白天在工地上不能喝，因怕引起误会，使不了解内情的人，误认为我这个“反动学生”挑堤时居然还有闲心喝酒，所以只能在晚上多喝几口。大约五六天时间就把两小瓶“云南白药”喝掉了，膝盖痛虽有所缓解，但在晚上仍然痛得很厉害，因为不仅无法得到休息，每天还要进行那么繁重的劳动，后来我也要挑那种二百四五十斤的重担。这次挑堤尽管我很小心，遇到两百几十斤的重担，也用两只手提着两只盛满土的箢箕，以防止肩上的扁担被压断，我还是挑断了两三条厚厚的竹扁担。
一个半月后，我们队加高加厚那段堤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刚一完工，天就下起了大雪，我和大家都赶紧打好背包、收拾洗漱用具往自己队上跑。一回到二分场一队，我连忙換下被雪打湿了的衣裤，并拿到食堂的烧谷壳的大灶上去烤干，又跑到队医刘医生(部队卫生员转业的)那里，找他又开了两小瓶云南白药兑酒服了五六天。此时，先是刚挑堤回来、又下雪队上休息了几天，休息后，又因下雪和积雪未化，不能到田土里去劳动，队上只好安排一些用稻草绞挑繩和犂耙的拖繩，以及用麻搓牛绹之类的事(为明年的春耕作准备)，我那时已学会了用手搓牛綯和其他麻繩的事。这样，我的膝关节在这段时间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休息，再加上“云南白药”的功效，我的膝盖痛终于痊癒了，我暗自庆幸：尽管拖了那么久，居然彻底好了，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那场大雪过后不久，天终于晴了，我和组里的农工们又带着板鍬到稻田里去为播下的绿肥紫云英开排水沟，因为水田面积太大，不可能都用板锹去开排水沟，每丘田里只用板锹一横一直开两条主排水沟(因板锨开的沟比较深)，其他的支排水沟就是用牛犂出来的，我就趁工间休息时，学着用牛犂支排水沟，一开始犂得时浅时深、时左时左，犂出的沟弯弯曲曲十分难看，好在支排水沟没有什么很严格的要求，几天之后，我已慢慢掌握了扶犂的诀竅，已能很好地控制犂沟的深浅，而且犁出的犂沟笔直。原来，要犂得直，眼睛望着近处的犁头和犂沟是不行的，必须在开犂之前先在远处找一参照物(通常用某一颗树做参照物)，然后用牛的脊背这一条线对准这个参照物往前犁，眼睛始终注视着让牛背眷这条直线与远方的参照物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如牛行走的方向稍有偏离立即用手里的牛绹进行调整。此后，我用牛犁出的支排水沟不仅深浅一致，而且犁得笔直，老范和老潘都说：看样子明年可以包一条牛给小陈用了，我们六组好正好还缺一个用牛的人，我连忙说：那好呀！我正想学会耕田呢！
开完绿肥田里的排水沟，又开始生产队里的“内修”，即修整队内的灌、排水沟渠，而挑江堤被称之为“外修”。内修通常就是各生产组把自己田土范围内的大小沟渠淤积的泥沙和沟渠周边的杂草清除掉，以提高明年沟渠的灌排水效率。
在用窩锹清除沟渠里的淤泥时，能捉到不少隐藏在淤泥里过冬的泥鳅和黄鳝，所以每天出工时，每人都带一个水桶，以便把挖出来的泥鳅、黄鳝带回家食用，我们单身工，把抓到的泥鳅、黄鳝破洗干净后，装在盆子里，到有家属的农工家里，要一点剁辣椒放在盆子里，再拿到食堂蒸飯的蒸屉上蒸熟做菜吃，不仅有营养，而且味道也还不错。
很快就到了过农曆年的时候，过年，农场放了三天假，我趁此空闲洗了洗衣被。过年后开工，也基本上是搞内修，雨天制作繩索。组里已决定年后包一条牛给我使用，便给我配发了一件用棕做的蓑衣，我自己也去场部买了一顶质量好一点的菌傘形晴雨两用的斗笠。
刚一过农历正月十五，就要开始整理秧田，老范安排王胜祥带领我跟他学犁田、耙田、罱田(也就用钉耙和木制的罱耙平整水田)，老王将近四十岁，湘乡人，原在二分场另一个队当生产队长，在“大跃进”刮“五风”时比较左，后来被毛和中共当局作为替罪羊，被当作“五风”干部批斗后，被撤去了他的队长职务，贬到二分场一队来当农工，就分到了我们六组。后来中共当局又为这些“五风”干部平反时，他也被平反，分场要他回原队仍去当队长，他因看透为中共当局充当打手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平反”他接受，但决不愿再回去当队长，愿意留在一队六组当他的农工(他是队上仅有的两个四级农工之一)，他各项农业技术都十分精通，干活也很卖力。不知何种原因，他十分愿意教我各种农活，他教我整秧田，先教我犂冬水田(就是收割晚稻后不播种绿肥，而是放水浸泡着的田，这样开春时犁起来田土比较软，比较容易犁)，由于有在绿肥田里犁排水沟的经验，所以犂冬水田我很快就学会了，接着他教我站在踏耙上耙田，一开始我有点紧张，害怕人从踏耙上掉下来被踏耙下面那锋利的耙齿划伤，他说：你不要怕，我在前面幫你牵着牛，它不会乱跑，你站到踏耙上去两脚分开一前一后，重心放在后脚上左手拿牛绹控制牛行进的方向和速度，右手抓牢踏耙后踏板上的繩索，一旦牛突然停下来，只要你右手拉紧了这根绳索你人就不会掉到踏耙的前面去，你就不会受伤；牛突然加速你站不稳，只会掉到踏耙后面的泥土里你也不会受伤，听他这么一说，我胆子也大了起来，站上去右手紧握耙繩，左手操作牛绹，老王先牵着牛让我耙了几个来回，就让我自己单独操作，不久我便学会了耙田。
有次我对老王说：犂田、耙田好像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老王说：什么农活都是易学难精，犂田、耙田也一样，犂田讲究的是犁出的田的底板是平整的，不能留有没犂到的埂和深浅不一，犂出的田，犂不到的田角，留得越小越好，犂出的畦中间不能过高，这样才能减轻耙田、罱田的工作量；耙田每耙之间不能留有间隙，有间隙的地方泥块就没有耙烂，耙田耙不到的田角留得越小越好，田角大了用锄头挖碎田角所费的工就多。我听他这么一说才知道犂田、耙田还有这么多诀窍在里面。看来不仅要虛心向老王学习犂田、耙田的技术，自己也应在这方面多动些脑筋。
整早稻秧田的事一开始之后是不能停顿的，不论刮风下雨，甚至下雪籽都不能停下来。阳历二月份湘北地区来寒潮时气温只有摄氏零度到三四度，有时早上到田里.还可见到沟渠和水田的表面还结着一层薄冰，尽管赤脚一踩到田里就感到有一股寒气刺入肌骨，令一双赤着的脚感到痛彻心菲。直到开始犁田、耙田、挖田角一个多小时之后，身体发热，身上才有了一些暖气，那双赤脚因一直浸泡在冰水里，神经对水温的感觉渐趋麻木而不再感知到寒冷和疼痛。
只有遇到又打雷又闪电再加上大雨的情况，队上旗杆顶上那面三角红旗才会降下来，把队上在田里使牛的人召回，以免受到雷击的伤害，此时一只手控制牛綯，驱趕着牛，一只手抓住头上那顶隨时都会被大风刮掉的斗笠，拼命往三四里路外的生产队跑，而此时机耕路的路面早已变得泥泞不堪，稍不留意脚下一滑就会跌个仰面朝天，爬起来背着一身的泥浆，继续往队上跑。一回到宿舍我立即换下早已湿透的衣裤，穿上干衣服，拿着換下的湿衣裤先拧干水再拿到食堂的灶火边上去烤干，如果在路上跌了跤，还要把满是烂泥的衣裤先拿到食堂旁边的湖里去搓洗干净，再拿去烤。即使是一般的中小雨(这是不能休息的)到收工时也是全身几乎湿透，因为一顶直径50厘米左右的斗笠和背上的一件只能遮到后膝弯处的棕蓑衣是完全阻挡不住从各个方向飞来的大小雨滴的，所以凡下中小雨一收工也是全身湿透。此时一回到宿舍，我也要立即換上干衣、干裤，把換下的湿衣裤拧干水后，再拿到食堂灶前去烤干。
我之所以如此注意一回来就把湿衣裤换下来，是因为我曾听老中医说过：人在运动或劳动时会出汗，此时皮肤上的毛孔是张开的，人劳动、运动产生的热量和汗水是通过毛孔往外散发的，这时外面的寒气(也就是中医所说的风寒)是不能通过毛孔侵入到人体里面的，一旦人体的活动停止下来，人体就无多余的热量通过毛孔往外发散，而此时张开的毛孔尚未收缩，而外面的寒气(人身上的湿衣裤产生的)就会趁虚而入，通过毛孔进入人体，这些进入人体的“风寒”越聚越多，在人年轻时，因新陈代谢旺盛、抵抗力强，很少引起病痛，一旦进入中老年，新陈代谢功能下降、抵抗力下降，就会产生一些由人体内历年积累的“风寒”引起的疾病，诸如：慢性咳嗽、哮喘、腰酸背痛、关节炎、风湿痛、风湿性心臟病……等病症。老中医的这些经验已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尽管我先在农场，后来又在农村务农、长途放养蜜蜂，所受风寒远远多于一般人，然而我始终坚持一停止活动，就把身上的湿衣裤脱下，立刻換上干衣裤，致使我所受的诸多外在的“风寒”很少能侵入到我的体内，所以我至今(2018年)都基本上没有患过这些由“风寒”引起的疾病。
由此看来，现在有些人，以现代西医的观点全般否定中医是不对的，中医的许多理论和方法都被它的医疗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只是中医的这些理论和治疗方法，我们今天的西医理论和科学技术还不能对它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已，这不是中医的错，这只是现代的西医理论和科学技术尚未发展到足够对中医的一些理论和治疗方法作出合理解释的高度罢了。当然在一个科学技术十分不发达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中医也有不少不合理，甚至很荒谬的东西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开始整秧田？因为当时中共当局急于想增产粮食出口以换取外汇，去购买那些发展核武器和军事工业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原材料，所以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技术、品种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之下，强行在长江流域一带推广双季稻，为了提高双季晚稻的产量，就要尽可能提前双季晚稻的栽插季节，以便晚稻在秋季气温下降之前能完全成熟(这样才能提高晚稻的产量)。要这样就必须尽可能提前双季稻的早稻的栽插时间，这样才能提早早稻的收割时间，于是才有了刚过了正月十五就开始整秧田的事出现。
在秧田快整好之前，各生产组就开始进行催芽育秧的淮备，我也和老王一起参加了稻谷催芽工作，先将一口大水缸加入大约一缸的三分之二的水然后倒入适量的黄泥和食盐，用木棍不断地的搅拌使之成为一种较稀的泥浆(加入食盐和黄泥是为了加大稀泥浆的比重)，然后再倒入谷种，继续搅拌，然后停止搅拌，此时浮在上面的就是瘪壳和不太饱满的谷粒，用沥箕舀出上面的瘪壳和不太飽滿的谷粒(晒干后粉碎可作猪飼料)，然后再舀出水缸底部饱满的谷粒，用清水清洗之后，就是可以用来催芽的谷种。催芽时，先把谷种在摄氏四十度的热水中浸泡约一小时，沥出后，趁热倒到催芽的扮桶(从前手工扮禾用的深约五十厘米，一米五见方的木桶)中，扮桶在一个角的底侧开了一个比乒乓球稍大的渗水用的小孔，把浸热了的谷种在扮桶中堆成一个半球形，然后迅速盖上稻草保温。前几天谷种尚未萌动，没有热量散发出来，必须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揭开保温的稻草往谷堆上淋一次摄氏四十五度左右的热水以提高谷堆的温度，使谷堆维持在摄氏三十五度左右的萌发最佳温度，大约两三天之后，谷种开始萌发，其自身会散发出热量，不但不需再淋热水提温，反而需不时用温度计插入谷堆内部测量谷堆内部的温度，如果发现谷堆内部的温度接近四十度就要揭开保温稻草用木掀翻动谷堆以降温，并使谷堆外面的较冷的谷粒翻到里面去，使所有谷粒受热均匀，然后再堆好，盖上保温稻草，如果操作不慎，致使谷堆温度超过四十度谷种就会被“烧坏”，“烧坏”了的禾种会发出一种酒糟的味道，只能拿去当饲料。重新再催芽又会拖延早稻的播种时间，所以从开始浸种起一直到催芽成功的每一天卄四小时，催芽现场都必须有责任心强、又懂催芽技术的人员值守，一刻也不能疏忽大意。我们六组的催芽在老王的指导之下终于顺利完成了，揭开保温稻草，就可看到谷壳都已胀开，露出了3─5毫米长的黄白色的嫩芽，非常整齐均匀。在催芽将要完成之前，我和老王又投入了秧田最后的平整工作，先用直齿的铁耙把秧田大致整平，然后用木制的有一排小扁木齿的罱耙仔细地耙平，最后再用平躺的木楼梯把整个秧田拖一遍，使秧田平整如镜，然后让整平后秧田里的稀泥沉淀一个晚上，第二天如果风和日丽就可以播种了，如遇阴雨低温天不宜播种(此时播种极易造成烂秧)，只好推迟播种，此时则需将已催好芽的谷堆摊平散热降温以减慢谷芽生长的速度，等天晴气温上升之后再播种。但若阴雨天时间太长，催好的芽已长到不能再等的时候，即使是低温阴天甚至下小雨也只好勉把谷种播下去，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造成大面积的烂秧，致使谷种无法长成正常的秧苗，只好又重新侵种催芽、重新平整秧田，反而推迟了早稻的播种时间，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是也。
而湖南的二月底和三月份常有寒潮来袭，气温常降到10度以下甚至接近零度，而且这个时期的湖南正是“阴雨菲菲连月不开”的季节，所以早稻烂秧的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农场和农村按中共当局的要求早育秧，不但没有达到早插秧的目的，反而白白地浪费了许多谷种和劳力，实际上每年都是在五月一号前后两三天才开始插秧，而如果不早育秧，按照农村的老习惯在三月下旬开始育秧，则很少发生烂秧的情况，到五月一号前后也可以插上秧，这也是计划经济、不顾现实情况、盲目相信“人定胜天”、“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等荒谬主张造成的恶果之一。
那年(1965年)我们最初播下的种谷也发生了烂秧，只好又重浸种、催芽，我和老王又重新平整秧田。最后还是到五月一号才开始插早稻秧。谷种播到秧田里之后的管理，对于秧苗生长的好坏也十分重要，天晴气温高，要放掉秧田里的水晒田，以提高泥温，促进秧苗根系的生长发育，阴雨低温天，要往秧田里灌水，使泥温不致下降过快。
老王在农业技术上的全面和精到，实在相当于田径赛场上的一位优秀的十项全能运动员。后来，我之所以能在到农场一年的时间内，几乎学会了农场的全部农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位“十项全能”的老王的无私指导。
到三月中下旬田里的绿肥紫云英(湖南人叫它“草子”)已经开花，就要开始犁草子田了，由于田里的草子长得非常茂盛，往往使犂出来的泥坯翻不过去，所以比犁冬水田要难许多，开始犂草子田时，老潘安排我先锄草子田四周田埂上的杂草、帮犂草子田的人挖牛犂不到的田角，仔细看看人家是怎么犂草子田的，所以头两天，我边锄田埂上的草、边挖田角，边看老潘他们是如何犁草子田的，并趁上、下午的工间休息时，去趕着牛犂两圈，一开始犁出的泥坯因茂密的草子根茎的牵扯，犂坯老是翻不过去，每犁完一犂之后就要停下来用手把犂坯翻过去，后来我学着老潘他们用栓牛鞭的小竹棍靠在犁铧上撬动草子的根茎，这样犁坯就比较容易翻过去了。
一个星期后，老潘正式将组里的一条水牛交给我使用，此时我已从我们生产组的一名“板凳”队员晋升为一名“主力”队员了。那时队里犂草子田的定额是每天犁四亩为十分工，一开始我一天只能犁两三亩，后来隨着犂田技术的不断熟练，我一天能犂三四亩、四五亩，到后来已达到一天能犂五六亩草子田的水平，这已与队里那些使牛的老把式们不相上下了。后来，我犂草子田的速度已能稳定在每天五六亩的水平，而且我犂出的田基本上没有犂不到的田角，因为我想出了一个不留田角的办法，那就是在犂到田角的最后几犂时，都要把牛趕过田埂让它走到旁边那丘田里去，这样犂头一直可以犂到田埂和田角，所以我犁的田没有留犂不到的田角，不需要挖田角，这样每丘田挖四个田角为一分工就被我得到了，再加上犂五六亩田的十四五分工，我一天的工分就能达到十五六分工的水平。
犂草子田叫一犁，而按照那时的耕作程序，草子田和冬水田都要经过三犂三耙一直齿铁耙一木齿罱耙后，再用划行器划成四六寸、四五寸、三七寸的长方形格子后，才能开始插秧(那时中共当局想当然地认为增加每亩田所插秧苗的蔸数就可以增产，殊不知蔸数增加过多，收获时有效穗的数量有时不增反减，而且密度过高的禾苗不利于透光透气，导致许多病虫害的发生，不仅造成劳力和秧苗的浪费，反而造成减产)。草子田一犂过后就要开始用踏耙进行一耙，为了提高耙田的效率和质量我通常把好儿块连在一起的一犂后的田放在一起耙，让牛拉着我站在上面的踏耙从这几块连在一起的田一端的田角上下耙，让牛一直拉着踏耙越过几个田埂(我站在踏耙上当踏耙被牛拉到田埂边时，我立即从踏耙上下到田里，等踏耙一拉过田埂，又马上站到踏耙上去)，一直到这几丘田最后一条田埂的角上时，再要牛掉转头往回耙田，往回耙田时，控制牛的行进方向使来回两耙之间既不重复(提高效率)；又不留下间隙(保证质量)，这种耙田的办法使我节省了许多牛掉转头的时间，也节省了我不少体力。每丘田一横一直各耙一遍，才算是完成一耙，耙田的定额是一天完成七亩田的一耙，就可记十分工，而我每天可以完成十四亩左右的一耙，可记二十分工。
那个季节是湖南很少有晴天的雨季，刮风下雨是常事，每遇刮风下雨我上、下午的工间休息都不能休息，因为田野里根本就没有躲风避雨的处所可供休息，刮风下雨时，你若坐到田埂上休息，刺骨的寒气立即就会侵袭你的全身，让你全身瑟缩发抖，还不如继续劳作使身体发热舒服，工间不休息也增加了我每天完成工作的数量。
一耙过后的草子田，还要等天晴时抛撒石灰，以调节田里的酸碱度，加快绿肥的腐烂速度。这是一项十分艰辛的工作，要在胸前挂着装有五六十斤重石灰的篾丝箩筐，用一小铁瓢往田里均匀地抛撒石灰粉，不仅挂着这么重的石灰箩在烂泥田里行走十分困难，而且石灰的腐蚀性还时常导致手掌和小腿部的皮肤疼痛难忍，甚至起泡脱皮，特别是抛撒出去的石灰粉遇到逆风时，迎面飞来的石灰粉会嗆得人眼泪鼻涕直流，还不停地打喷嚏，令人痛苦不堪，使人难以承受。为了减轻石灰粉对小腿皮肤的伤害，每次打石灰时我只好穿着长裤不卷裤脚，任长裤裤脚拖在水田里，以阻挡石灰粉对小腿皮肤的伤害，然而时间长了，长裤外面沾满的石灰粉被水溶化后形成的带腐蝕性的石灰水又开始腐蚀小腿的皮肤引起剧烈的疼痛和灼烧的感觉，又令人痛苦不堪，穿长裤实际上也只是延缓了一下石灰粉对小腿皮肤的侵蚀而已。
我在农场的几年时间内，之所以如此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并不是因为工分，因为工分除了多一点獎励粮之外(在西洞庭农场吃飽饭已不是问题)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的生活费由湖大按月寄来与工分无关)，而是因为我一直要求自己无论干什么事都要竭尽一切可能比别人于得更快更好；此外我还希望通过艰苦的劳动来锻炼自己适应各种艰苦环境的能力，和锻炼自己的体格和意志，因为这些能力对于实现自己为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贡献自己毕身精力的理想是至关重要的。
在撒石灰之前六七天的一个半夜，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生产队长张喜桥跑到寢室叫我快起床到机耕路上去卸石灰，我穿好衣服拿上铲子和耙头就跟他走，此时从五组的寝室里也走出一个人，我一看原来是队上的地主份子林升阶，我们三人一起来到一条机耕干道上，见那里停了一辆拖拉机，车箱里装了满满一车石灰，张队长对我们说：你们两个赶快把这车石灰卸下来，车子还要去帮别的队拉石灰。张队长站在远处指挥我和林升阶爬到车箱上去缷石灭，开始我们从车箱后面用铲子往下卸石灰，林升阶身材瘦小，体力还不如我，我一看这样卸，速度太慢，恐怕要卸到天亮才能卸完，我要老林跟我一起跳下车，我们把车箱两侧的挡板一起打开，刚一打开，那些靠近挡板的石灰一下子就垮了许多下来，我和老林一个站在车箱的一侧用耙头把石灰往车下扒，扒下的石灰腾升起许多石灰粉尘吸进我们的鼻孔和肺部引起剧烈的咳嗽，石灰粉尘落入眼中眼睛又癢又痛，眼泪鼻涕直流，喷嚏、咳嗽声不断，干了一阵，身上又出了汗，汗水遇上石灰粉生成腐蚀性极强的石灰水，被石灰汗水腐蚀的皮肤又因劳动时引起的衣服对皮肤的磨擦而引起皮肤的剧痛，令人难以忍受，好不容易才将这车石灰卸完，我和老林回到队上，每人用桶从蒸飯的锅里舀出尚有点余温的水，把身上、头上残存的不灰粉和含石灰的汗水洗掉，换上干淨的衣服，又把換下的沾满不灰粉的衣服拿到食堂边上的湖里洗净，才又爬到床上睡觉，刚睡不一会儿，起床的铃声又响起了，只好起床洗漱，早餐后又和大家一起出工。
这个张队长是我们生产队对我和老林“阶级路线”最分明、“斗爭性”最强的人，经常在半夜或节假日分派我和老林去干那些又苦又累的又不是我们份内的事，我和老林经常半夜被张队长叫起来去配合收割机收黄豆、收花生、帮播种机拌棉籽、卸石灰、缷化肥……，有一次下大雪，张队长要我和他撑船到湖斜对岸的打米厂去运谷壳到食堂作燃料。由于小船装得太多，冬季湖里水浅，小船搁浅了撑不动，他要我下水去推船，我只好脱掉外面的长裤，穿一条短裤，冒着鵝毛大雪和凛冽的北风，跳到刺骨的冰水中，用背靠着船尾一步一步退着把满载谷壳的小船往前推，一直推到湖边的食堂才上岸。又把一船谷壳全部卸到食堂后，一双脚已冻得麻木失去了知觉。回到寢室，同组的农工连忙烧起了一小堆稻草火，让我站在火堆旁慢慢烤，好一阵脚和小腿才恢复了知觉。
总之这位张队长不知是因本性太坏，还是对中共当局的宣传中毒太深，真的以为我和老林就是那些想重新骑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敌人，所以竭尽一切可能对我和老林进行折磨，以致我们五组的组长老范和付组长老潘都看不过意，在一次生产队干部会上，老潘对张队长说：你不要老是半夜把陳XX叫去干这干那，他白天要使牛，是不能停顿的，他晚上干了白天还要使牛，他受得了吗？他也是一个人呀！你以后半夜再不经过组里的同意就要他去干这干那，那我们组白天就让他休息，到插秧的时候田没有整出来就莫怪我们，以后半夜有什么事要每个组轮流来，不要老是要他一个人去干，你是队长有什麽事应先通知组长，组长再安排组里的人去干，你怎么能不通过组里直接要他去做这做那。自此以后，张队长的行为也有所收敛，很少直接要我去做这做那了，有什么额外的事想要我去做，也会先通知老范、老潘，然后由老范、老潘再安排我或其他人去做，他们二人也有分寸，在同等条件之下也会先安排我去做，以免被队上的积极份子抓住把柄说他们“优待反动学生”，如果安排我半夜去做了某些额外的事，他们会安排我上午休息半天睡一下觉。
对于老范、老潘他们在生产队干部会上的义举，我至今仍心存感激，要知道在当时那种“以阶级斗爭为纲”、“阶级斗爭，一抓就灵”的大环境之下，他们这是要冒多么巨大的政治风險啊！他们这样做是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多么强烈的正义感啊！因为他们只认一个简单的常理：小陈到这个队上以后的种种表现表明：他是一个好人，而一个好人就不应当受到(张队长)这样的折磨。
所有的草子田都完成了三犁、三踏耙、一直耙、一罱耙之后已到了四月底，最后全队决定五月一号开始插早稻，开插前，插秧的人天不亮就要起床去秧田里扯早秧(我们不插秧的男劳力也要和他们一起去扯早秧)，扯好早秧之后再回队上吃早餐，早餐后再去田里插秧，插秧主要是妇女和少儿们的工作，我负责把他们扯好的秧把码放到专门挑秧的秧架子上，然后从秧田担到田里，并把一把一把的把秧均匀地甩到田里，使插秧的人插完一把秧之后，随手就可以在手够得到的地方拿到另一把，继续插，一开始由于不知道甩秧甩成什么密度最合适，有时甩密了，插田的人用不完，只好把剩下的秧把往后甩，甩的次数多了，有时一把秧就甩散了，给插秧的人造成诸多不便，也影响了他们插秧的速度；有时甩稀了，他们插完一把秧时，附近已没有秧把可拿了，此时我只好又往他们身后甩几把秧过去。
几天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甩秧的合适宻度，就很少出现他们要把过多的秧把往后甩；或要我补甩秧把给他们的情况了，挑秧的工作通常都由组里那些插秧插不快，又不会使牛的男劳力来担任。那满满一担拖泥带水的秧重量通常都有两百斤左右。
经过在黄珠洲挑堤的锻炼，我已具备挑二百来斤担子的实力。后来我跟老范、老潘说想去学一学插秧，他们说：好！让你什么都学一学对你有好处。一开始我每天只能插三四分田的秧，而那些妇女和少儿们一天能插一亩一二分田，而那位叫刘X英的小姑娘手脚特快，一天能插一亩五分田左右。后来，两三年之后我竭尽全力，一天最多也只能插七八分田，而且腰痛得难以承受。插秧这个活跟割禾一样，是必须从小就开始干才能适应，手脚快而且腰不怎么痛。老范和老潘也知道这种农活必须从小学起才行，他们对我说你这么大的年纪才开始学插秧，能插到现在这个样子也算不错了，过两天你还是去使牛吧！马上要整中稻田了。
到五月十号前后队上的早稻秧都插完了，我又去使牛整中稻田。此时土里播的棉花已经出苗了，有时要到棉花土里去移苗(用筒状的移苗器把苗出得齐的地方多余的棉苗，移栽到没有出苗的地方)，当棉花苗长大后再按照一定的间距拔除多余的棉苗，这叫“间苗”。刚间完苗，五月底六月初就要开始插中稻，中稻刚插完六月中旬就要开始插单季晚稻，我们组单季晚稻约占水田总面积的一半，另外双季稻和中稻各占水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所以插单季晚稻的时间最长，要从六月中旬一直插到六月底甚至七月初。
五、六、七月的湖南，雨量充沛、气温升高，是棉花苗和杂草生长的旺季，为了防止杂草与棉苗爭夺阳光、肥料，必须隨时进行棉花的中耕除草工作，以促使棉苗茁壮成长。棉花中耕时，先由我们使牛的男劳力，用牛拉着带有许多个小犂头的中耕器耕犂棉花植株行之间的、长满杂草的间隙，而妇女和少儿们则跟在中耕器后面，用磨得锋快的专用棉锄锄掉棉株旁边中耕器未能耕掉的杂草。
杂草中有两种草较难除掉，一种叫“马绊筋”生长快，根又深把它锄掉后它的茎只要没有清除掉，它靠着泥土又会长出新根来，所以把它锄掉之后，还要把它抖去泥土，挂在棉花的枝桠上曝晒，晒枯后，再集中起来点一把火，把它烧掉，才可根除；另外一种叫“香槲子草，这种草的根很深，它在地下还长有一个块茎，叫香槲子，是一种香料，也是一味中药，这种草的生长速度比“马绊筋”更快，今天刚把它锄掉，第二天一看它又长出了一两厘米的浅黄绿色的嫩叶，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回头青”，意思是你刚把它锄掉，回头一看它又长出了青色的草叶。
与此同时，水稻田里的水稻和杂草都生长迅速，水稻田里的中耕除草叫“薅禾”，“薅禾”时每人用一根细竹棍撑在田里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依次用左右脚将禾蔸之间的杂草踩到烂泥里去。在薅禾前还要往田里撒一遍石灰，以加快踩到烂泥里去的杂草的腐烂速度。
此时气温高，撒石灰比一犂后撒石灰令人更难受，沾上石灰的汗液腐触皮肤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剧痛和灼烧感，而“薅禾”时，沾满石灰粉的禾叶，不仅禾叶上长有细锯齿的叶边，极易划破小腿的皮肤，而叶片上的石灰粉进入伤口，比在伤口上撒盐还要痛，而每季稻都要像这样薅三遍禾，西洞庭农场的劳动强度和艰辛程度由此可想而知。
刚插完单季晚稻不久，到七月下旬就进入到农场最忙、劳动强度最大、条件最艰苦的季节，被标之为“双搶”季节，即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的季节。
以前冬修到外面去挑大堤，虽然劳动强度大，但劳动条件却比双搶时要好，因挑堤是在冬季，气候寒冷，白天短，挑堤时发热反而使人不觉得冷，由于冬天散热快，挑堤时发出的热量都会被周围的冷风带走，也就不会出太多的汗，挑堤走的又是旱路，且遇到下雨、下雪不能挑堤，还可以休息；而“双搶”却是湖南一年最热的季节，气温通常都在摄氏三十七八度以上，有时甚至超过四十度，坐在荫凉处不动都要不停地出汗，何况还要在烂泥田里不停地快速走来走去搂禾把踩打稻机，出桶，担湿漉漉的一担稻谷从烂泥田里走到机耕路上，那一担湿漉漉的稻谷比一担收晚稻时的干稻谷至少要重二三十斤(每担有一百七八十斤到二百来斤重)，一身的衣裤被泥水汗水浸透，头上的汗水流到眼睛里使人眼睛都睁不开，由于天气太热劳动强度太大，人吃饭的时候吃不下飯，但由于消耗太大，很快就会感到肚子饿，所以吃饭时至少要打上一斤二两米一顿的饭菜，吃不完就拿到田边，一饿了就去扒几口，又接着干活，在烂泥田里搂禾把、踩打稻机都比收晚稻时在干田里进行要辛苦很多，更要命的是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每天的劳动时间比挑堤还要长，挑堤也就是早上六点多到下午五点半左右(因为是冬季再晚就天黑看不见了，而双搶时每天半夜三点多就要起床，摸黑来到秧田扯秧，扯秧虽劳动强度不十分大，但半夜洞庭湖区特有的麻色的大蚊子的叮咬，用手赶都赶不走，除非你把它打死，这种蚊子隔着一层衣裤都能叮咬到你的皮肤，使人又癢又痛，还有那不声不响叮到你的腿上、手上吸血的蚂蝗，往往等到你发现它时，它已满满地吸满了一肚子血，你把它扯下来后，你皮肤上的创口，还要流好一阵血才会停止(因为蚂蝗嘴里会分泌一种抗血凝的物质，以利它顺利地吸取人和动物的血)。
这里还有一种巨型的蚂蝗，它吸飽血之后身长可达十多厘米，因它体型太大，它吸到人的皮肤上容易被人感知，而被人及早扯除掉，这种巨型蚂蝗扯掉后流血不止的时间比那种黑色的小蚂蝗更长。因这种巨型蚂蝗喜欢到牛的身上吸血，而牛对蚂蝗吸血的感知没有人灵敏，所以牛往往要等到这种巨型蚂蝗吸飽了牛血，身体变成了一个纺锤状时才会自行掉下来，当地人把这种巨形蚂蝗叫做“牛邋遢”。
扯秧要一直扯到天亮，然后就回到队上早餐，早餐后，我们男劳力和一些年轻力壮的临时工就上打稻机扮
早稻、出桶，妇女、少儿们有的割禾，有的去插双季晚稻秧，由于要搶时间插双季晚稻，每部打稻机的五个人(四人踩打稻机扮禾，一人出桶)平均一人要完成一亩田的收割任务就计十分工，通常我们一天都要每人平均完成一亩五分田的任务，上下午的工间休息也取消了，一身的汗水混上泥水，把衣裤都湿透,为避免湖南夏天烈日的曝晒，尽管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甚至超过四十度，也仍然要穿着湿漉漉的长衣长裤进行劳作。因天气太热、睡眠不足、劳动强度太大、出汗太多，到吃飯时尽管肚子很饿也吃不下飯，除了多带点飯菜到田里去吃之外(有时组里为节省去食堂来回吃饭的时间，就派一名妇女去食堂把饭菜都打到田里来吃)，而喝水却不同，由于出汗太多，总是感到口喝，要不断地喝水，有时喝到肚子里的水已经晃荡作响，口里仍感到口喝，还想要喝水。
有时我也利用挑一担谷到队上的晒谷场，顺便带回一桶茶水的机会，到寢室里去吃点西瓜、香瓜、蟠桃，因为每到“双搶”前，分场园艺队都会派牛车拉着园艺队种的西瓜、香瓜和蟠桃(一种像南瓜一样扁扁的桃子)到各队去卖，价钱很便宜，西瓜每斤两分钱、香瓜三分一斤、蟠桃一角一斤，每当园艺队的牛车来时，我都会买上三四十斤西瓜、十几斤香瓜和五六斤蟠桃放在我的床铺下，挑谷打茶水回到队上时就去吃一点，既解渴又能补充一点能量。每天扮禾都要到将近晚上八点天黑才收工回来到食堂吃饭，吃完晚饭到食堂旁边的洗澡间打桶水洗去一身的汗水、泥浆(之所以不敢去食堂旁边的湖里去洗澡是害怕感染血吸虫病，整个西洞庭农场都是血吸虫猖獗的疫区)，换上一身干衣服，把被汗水和泥浆浸透的衣裤洗净凉到繩子上。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又要和大家一起去扯秧，直到晚上拾壹点半左右才收工回来，洗脚睡觉，晚上扯秧最难受的就是就是蚊子叮咬，令人难以承受，对我来说还有扯秧引起剧烈的腰痛，使我每隔那么久，就不得不站起来伸直一下腰，才能继续弯下腰去扯秧，扯秧回来已过了晚上11点半，瞌睡已使得我们眼睛都几乎睜不开，只好用水胡乱把脚上的烂泥冲一下，倒到床上就睡着了，到半夜3点半起床铃声又响起来了，一天的睡眠只有四个小时左右，尽管飯尽量吃，食堂的菜也还算不错，但由于劳动强度太大和睡眠时间太少，“双搶”过后每个人都至少要瘦五六斤肉。
到西洞庭农场一年之后，我深切体会到中共当局的通过“劳改”和“劳教”来对付知识份子和阶级敌人这一招的厉害和“高明”。通过劳动来改造知识份子和阶级敌人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乍听起似乎也还合乎情理，好像也并不十分残忍歹毒。而实际上，这一招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阴险恶毒得多，中共当局通过“劳教”和“劳改”，用长时间的、永无休业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劳动剝夺了被“改造者”几乎所有可以用来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使人变成一架除了劳动、吃饭和睡觉之外，什么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什么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的、麻木不仁的劳动机器。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有献身精神、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知识份子和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在“劳改”和“劳教”中被折磨成一个个麻木不仁、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废人。要知道这些人原本都是可以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社会精英，其至可以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材啊！
“双搶”过后不久，就开始收割中稻，收中稻比“双搶”要轻松不少，因为中稻收割后只种绿肥，可以先把田里的水放掉，把田晒干再收割，所以比在烂泥田里收割早稻要轻松一些，又没有秧赶着要插，时间也就没有那么紧迫，加之经过一个多月的“双搶”队上的男女老少都已搞得精疲力竭，也需要适当地休整一下，中稻收完，已到了九月初，终于盼来到西洞庭农场满一年的日子，心想终于度过了如此漫长、如此辛苦的一年，也暗自庆幸我终于没有像我刚来时，队上的人预料的那样累死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