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1967是我在农场“劳教”的第三年，这年的7月下旬“双搶”[註：1]还没有完，我就开始发烧，每天都是三十八度五左右，体温也不算特别高。“双搶”仍处于紧张阶段，生产组里的人手又不够，我如果休息组里的工作几乎就要瘫痪。生产组组长老潘[註：2]仍在拉肚子，体力越来越差，他基本上不能出工，他全靠我帮他安排组里的生产劳动。想到自我到农场以来，老潘对我的关照，我也只好坚持每天出工，并帮他安排其他人的工作。
我偶尔晚上也到队医刘医生(部队卫生员退伍)那里量一下体温，拿一点百乃定之类的退烧药，也不见效。到八月二十二号，“双搶”已基本上结束，老潘对我说：你发烧这么久不退，你今天休息一天，到总场医院去看一下病吧！不要拖出什么大病来才好。
这天早餐后，我到总场医院挂号看病(“反动学生”因仍保留了学籍，所以仍享有在校大学生的公费医疗待遇)，由于刚“双搶”后，农场生病的人很多(大都是过度劳累引发的)，再加上农场和附近农村搞武斗受伤的伤员也大多到总场医院来治疗、搶救。
我挂号后等了好久，才轮到我进诊室看病，给我看病的周泽琼医生问了我的病情，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心肺后对我说：你的症状有点像急性血吸虫病，我先开个化验单，你去验个血、验个大便就可以确诊或排除。她听我说长沙话，又问我：你不是本地人吧？来农场有多久了？我告诉她我是长沙人，来农场快三年了，她说：你是大学生吧！我说：是的。因为全农场的人都知道有一批从省城来的大学生在这里改造思想。
我拿着化验单来到化验室外排队。我一看前面排了好几十人，我估计上午是轮不到我了，我便去问周医生说：上午人太多恐怕轮不到我，我是否可以下午再来？她说：下午人也一样多，你跟我来吧！我跟着她来到化验室里面，她对那两个化验员说：你们先帮他化验一下吧！他病了很久啦。那两位化验员立即帮我抽了血，并拿着我准备好的大便样品进行化验，那时候验血、验大便全是手工操作和凭显微镜观察，速度很慢，难怪化验室外面那么多人排队。
大约二十分钟后化验结果才出来，我把化验报告拿到周医生那里，她一看就对我说：是急性血吸虫病，根据血吸虫卵的数量来看已经很严重。你发烧这么久，怎么不早点到医院里来检查？我帮你开个住院证，你回去收拾东西，下午赶紧来住院。
我回到队上向生产组长老潘和生产队党支部书记老范[註：3]请好了假，拿着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就来到总场职工医院办理住院手续。由于住院的人太多，所有的病房都住满了，我被安排到一间由大倉库改造成的临时大病房住下了。这间大病房住了三四十个病人，其中有不少是农场和附近农村的血吸虫病人和武斗受伤人员，有许多晚期血吸虫病人，就像防治血吸虫病的宣传画上画的那样，全身瘦得皮包骨头却挺着一个像临产前的孕妇一样的大肚子(血吸虫病到晚期就无法治癒了)。在武斗受伤人员中，有一个附近公社的造反派，听病友们说：他平日游手好闲，到处偷雞摸狗，生性凶残，因出身好，“文革”开始后参加造反派，当了一名小头目，横行乡里，欺压民众，危害一方，激起公愤，被当地民众联合起来打断他的双腿使他残废，使他喪失继续行凶、报复和危害他人的能力，他也被他的家人送到这里救治。
我入院时照例称了一下体重，还有一百二十斤重，负责这间大病房的是医院的林院长，也是部队医生转业到这里的。他对我说：现在给你使用一种我国新研制出来的治血吸虫病的新药“血防86”。这种“血防86”实际上是国外早已使用过的一种治血吸虫病的酒石酸锑制剂，被我国仿制出之后，善于故弄玄虚又“酷爱”保密的相关部门，给这种酒石酸锑制剂取了一个代号“血防86”，以掩盖它是仿制外国早已发明使用过的真像，对内对外当作自己研究发明的新药进行宣传。
这种“血防86”只溶于油剂，所以服用前，先把一人一天的剂量装在有橡皮盖的原来装青霉素用的小玻璃瓶里，倒入麻油盖上橡皮盖，连瓶子一起放到沸水中加热，到小瓶中的锑制剂完全溶化后，再把小瓶取出来稍冷，再给患者服用。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种溶在麻油里的锑制剂味道那么难吃，当护士拿了一个小青霉素瓶叫我把里面溶有酒石酸锑制剂的麻油喝掉时，我先打开橡皮盖用嘴呡了一口，一反胃，就连吃下的饭菜做都呕吐出来了。此时那些老血吸虫病患者对我说：你这样怎么能吃得下去？你要先仰起头，打开瓶盖，把瓶伸到喉咙里往喉咙里一倒，迅速吞下后，连忙夾一筷子醃菜往嘴里一塞，嚼两下往肚子里一吞，这样才不会呕吐出来。他们给了我一点醃菜，我如法炮制，才把那一小瓶溶解在麻油里的“血防86”吃下去，果然没有呕吐。于是我请来医院看我的老潘帮我从他家里炒了一碗醃菜，带来供我服“血防86”用。
这种“血防86”每天一次，要连服一个星期为一个疗程。我服了三四天之后，肝部出现疼痛、腫胀，吃飯后开始呕吐，但人尚可行走、洗衣、洗澡。为了补充能量我到供销社买了白糖，冲糖开水喝。好不容易坚持服完了一个疗程的“血防86”，病况不仅没有好转，肝部的疼痛愈来愈严重，连呼吸时都感到痛不可忍，呕吐也越来越严重，吃什么吐什么，后来连喝糖开水也会呕出来，身体日渐消瘦，而肝部却越腫越大。每天就靠上下午各静脉注射(那时尚未流行“输液”这种注射方式)一针25％的葡萄糖注射液(每针50毫升)维持生命，服用一点四环素消炎(这是当时农场医院仅有的一点消炎药)。
由于武斗，农场与省城的交通运输中断，农场医院已有大半年没有药品供应，此时农场库存的药品已告罄，消炎药仅存少量的四环素，补充营养的也只有少量的25％的葡萄糖注射液。此时胡文清、彭桃英、粟爱等几位小护士商量了一下，跑到药库把仅剩的几盒葡萄糖注射液和两小瓶四环素丸子拿出来，藏到我的床头柜里留给我使用。她们说再过几天连这些药都会没有了。
这时我已只能一天到晚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人已瘦得皮包骨头，肝部腫胀疼痛日益加剧，还发烧，经常烧到三十九度多。生产队支部书记范金彦已安排我们生产组的、从总场园艺队下放到我们生产组劳动的周世达和周菊秋两位职工分白天和夜晚轮流照顾我，因为他们二人家在园艺队，离总场医院很近。那时我拉屎拉尿都是在床上由他们用便盆来接。因吃什么吐什么，所以我仍坚持每天喝白糖水，希望能补充一点能量。但喝白糖水也呕，有时呕到绿色的胆汁都呕出来了，这种胆汁其苦无比，虽然吐了之后立即用水漱口，但直到第二天早上喉咙里都还是苦的。
这时老范和老潘到医院来看我，对我说：你好好的养病，想吃什么就告诉老周他们，我们会想办法给作弄来。因为当时我从来也没有意识到我已快要死了，所以我居然没有听出来，这是一句人们对濒临死亡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吃，吃什么吐什么，你们什么也不要拿来。
他们走后那几天晚上，我忽然发现晚饭后，队上来医院看望我的人多了起来，除了我所在的六组的人之外，其他组也有许多人前来看望。原来我那时的状况使医生、护士和老范、老潘他们都认为我快不行了，队上的人都是抱着赶在“陈老大”(这是队上的人给我起的外号，意思就是“姓陈的大学生”)呜呼哀哉之前，最后去看他一眼的心态前来探望的。
那个我刚到农场时帮我锄棉花草的小姑娘刘家珍，此时已长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大姑娘，她来探望的次数最多。在三年的共同劳动之中，我们彼此之间已互相产生了好感，但在我当时的处境之下，我们都只能把这种纯朴而真诚的情感埋藏在内心深处，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她每次来时都会邀两三个女伴一起来，而且尽管她们每次来时都尽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和我交谈，但我还是能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掩藏在里面的忧伤。而我自己当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正在一步一步向死亡走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生命之火已行将熄灭。
到9月6日下午，眼看我已快要不行了，负责我们这个大临时病房的林院长把医院的几个主要医生都召集来对我进行会诊，周医生因在门诊值班没有前来，除林院长之外还有欧阳凱、谭跃华两位湖南医学院毕业的医术比较高明的医生，但他们二位均因家庭出身不好，怕出医疗事故而被指责为对贫下中农实施阶级报复，所以在治病时小心翼翼、缩手缩脚不敢冒一点风險。另一位是王本龙医生，他原本是解放军的一名卫生员，在战争期间，因部队医务人员紧缺，经过短期培训，成了一名部队的外科“医生”。他参加过抗美援朝，转业后就到这个农场当了一名外科医生。王医生出身好，又是转业军人，因为参加过抗美援朝，死人的事见得多了，所以胆子大、又不怕承担责任，所以农场里有许多重危病人都是他主刀动手术，有的本来在送往常德或省城大医院的路上就会死掉的重危病人，被王医生通过手术把他们从去鬼门关的路上拉了回来；但也有不少本不该死的病人被他治死了的情况发生。
那天下午会诊时，林院长束手无策，欧、潭二位医生因顾虑重重不敢轻易发表意见，都默不作声。王医生见大家都不发表意见，便问了我一下病情和治疗经过，又掀开我的衣服看了看我腫得很厉害的右上腹，然后对林院长和欧、谭二位医生说道：陈XX的病要么是肝癌晚期；要么就和前不久那位病人一样，是急性血吸虫病治疗后，引起的肝脓肿(后来我从护士们那里了解到：这位病人因当时医院没有手术消毒药品、麻醉药和手术后要用的抗生素、消炎药而无法动手术，于一个多月前死去)。林院长和那两位医生都附和道；应该是这样吧！王医生吩咐值班的护士胡文清，要她去拿一个针筒和最长的针头来。趁小胡去取针筒和长针头的时候，王医生走到我的病床边对我说：我要对你进行一次肝穿刺检查，针要刺得比较深，也有点痛，你要忍住，不要乱动，否则针头把脓胞划破，浓流到腹腔引起全身性的败血症那就麻烦了。
此时小胡已取来一个针筒和一个将近十厘米长的细针头和一瓶碘酒。王医生指使小胡用摄子夾了一团蘸了碘酒的棉花在我右肋下肿得最高、按下去最痛的部位用碘酒擦拭消毒后，王医生对我说：忍住，不要动啊！随即把针刺进我的肝部，虽然有些痛我还是忍住了，一动不动，接着王医生转动针筒往外抽，一下子就抽出了半针管黄白色的浓汁，王医生举起针筒对林院长和欧、谭二位医生说：是急性血吸虫病治疗后引起的肝脓肿，必须明天就动手术，林院长，你明天安排手术吧！王医生又对照顾我的老周说：赶紧回去告诉你们队上明天一早来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到医院验血，准备手术后给陈XX输血。
老周连忙到队上向范书记、潘组长汇报了情况，老范组织了七八个年轻力壮的小从子，9月7号一早赶到医院验血。不料我的血型为O型血里面一种比较特殊的血型，那七八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的血型与我的相符合。消息一传回队上，队上立刻又有三四十个职工、临时工赶到医院验血，结果仅有两人可以给我输血，医生说：这是大手术，最好能准备三四个人输血。消息传回队上，这时老范把情况向队上的人一说，队上那些妇女、姑娘、四五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赶到医院来验血，后来又验上一个合格的，医生说：差不多了，大家回去吧！
此时队上的职工见原来说好今天上午就给“陈老大”动手术，已经到十点多钟了，为何还没有一点动静？他们跑去问王医生，王医生说：昨天会诊后，医生护士们出版了一张油印小字报(这张带有时代特色、关系我的生死的小字报至今仍被我保存了下来)指责林院长不负责任，好端端一个病人(指我)进来在他负责的病室住了半个多月的院，也没有诊断出是什么病，又不及早进行会诊，直到把病人拖到快死了，才叫人来进行会诊，对病人的生命太不负责任了，责令林院长作出检查、反省。林院长一见此小字报，便撂担子不管了，没有安排手术，便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职工们从护士们那里了解到，我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生死也就是这两三天的事。此时队上的造反派们立即组织了一支数十人的队伍湧到医院声称：今天下午医院再不给陈老大动手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要把你们这个被资产阶级当权派(指林院长等医院领导)所把持的医院砸它个稀巴烂(这都是“文革”期间造反派们惯用的词语)。由于我们二分场一队职工与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属于同一个造反组织，此时王医生站出来要大家安静，听他说，他首先按当时的惯例先唸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王医生说：资产阶级当权派撂担子，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敢于把担子担起来，今天下午由我组织一个手术小组，一定帮陈老大做好手术，除留下准备输血的人，其余的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
队上的人都回去吃午飯去了，老潘走之前问我：要不要通知你家里？我说：不要，等我好了，我再告诉我母亲(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的处境有多么危险)。老潘又交待老周：如果手术前要家属簽字，你就帮他代簽一下。此时只剩下三位准备输血的人和照顾我的老周，我要老周帮我拿钱到食堂买了他们四人的午饭。
此时，王医生找了两三个刚值过夜班的护士组成了一个手术小组，王医生交待胡文清护士中午给我先后静脉注射了200毫升25％的葡萄糖溶液以及一些5％的生理盐水，和一些手术前必须的药剂，又安排护士把手术器械进行了消毒处理。
下午队上又来了几位帮忙的职工把我抬到一个有轮子的担架上，下午二点钟我被推进了手术室。王医生问：家属来了没有？手术单上要家属簽字。老周说：他家不在这里，队上要我代表他家属簽字。王医生对我的情况大概也略知一二，所以说：那就由你簽吧！老周簽好字后，我一看，这个手术室设备极为简陋，中间有一个手术台，手术台上方连无影灯都没有，只吊了两支40瓦的日光灯，室内还有一个氧气瓶，这大概就是手术室唯一的急救设备。手术室大概因为前一段时间药品的极度匮乏没有麻醉药、没有消毒剂、没有消炎药、没有抗生素……等手术必须的药剂不能进行手术，所以手术室已经好久没有使用过了，也没有人打扫。我抬进手术室时，还看到手术室的墙角上还有蜘蛛网，可能是中午护士们急急忙忙把手术室打扫了一下，墙角上的蜘蛛网又太高，所以还没有被打扫掉。窗户上也没有纱窗，蚊子、蒼蠅可以飞进飞出，在如此简陋的卫生条件下做这种手术，恐怕也只有在朝鲜战场上，在帐蓬里的简易条件下，做惯了大小手术的王医生才敢做。
在老周他们的帮助之下，护士们把我抬上了手术台，我只穿了一条短裤躺在手术台上，我看到王医生和护士们把已经消过毒的手术器械都准备好之后，王医生吩咐护士们说：用纱布带把他的手脚都绑在手术台上，我说：不是要打麻药吗？还绑手脚做什么？王医生对我说：你看看你现在身体虛弱到这个样子，还能给你打麻药吗？一麻过去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当然肚皮上我可以给你进行一点局部麻醉，划开肚皮时你不会很痛，但是手术刀切割你的肝臟时那就会很痛，因为肝臟是痛觉神经很敏感的器官，你要忍着点，不要叫、不要动，以免影响我的手术。我点点头轻声说道：我不会叫，也不会动的。王医生说：那就好，我以前在朝鲜战场给伤员们动手术时条件比现在更差，有时连局部麻醉都没有条件做，我照样给伤员们开胸破肚、截手截脚。听得我心惊胆战、头皮发麻。
我刚在手术台上绑好，一位护士正在用碘酒给我的右腹部消毒，忽然一个大蚊子正在叮我的额头，我对另一个护士说：快把我额头上的蚊子趕走，它正在叮我，那位护士二话没说顺手一巴掌拍到我的额头上，结果蚊子没打到，我倒是先挨了一小巴掌，弄得在场的神情凝重的医生、护士们都笑了起来，我也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容，此时我心想在这个时候能听到医生、护士们轻松的笑声，这也许是一个好兆头。
接着王医生便开始对我进行手术，他先对我的右腹部表面打了一针麻药后，等了几分钟，便用手术刀在我右肋骨下方竖直往我的腹部往下切割了一条将近二十厘米长的刀口，切割的时候由于没有全麻，所以我的意识仍然很清醒。我感觉到手术刀像拉锯子一样上下来回拉动，我感受到有一小股温暖的液体(血液)顺着右侧腹部往腰下流去，不时有护士用药棉和纱布进行擦拭。我问王医生：这把手术刀不怎么快吧？好像切割不动一样。王医生说：手术刀不快，还有什么刀比手术刀更快？你这是活肉，你以为是划豆腐呀！我后来才从王医生那里知道：手术刀在切割腹部时，由于刀两侧的肌肉收缩夾紧了刀片，所以切割时阻力比较大，因此切割时比较费力。
由于腹部实施了局部麻醉，所以切开右腹时我并未感到很疼痛。切开右腹之后，我感到医生护士们不知用一种什么器械，把我右腹的刀口往两边拉开。此时王医生对我说：忍住点！说着就在我肝脏的脓腫部位划了一个十字形的刀口，此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彻心扉的剧痛，全身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收缩抽搐，头也被痛得因颈部肌肉收缩而往肩膀内一缩，如果手脚不是被捆绑在手术台上，我恐怕会被痛得不由自主地从手术台上弹起来。求生的欲望使我不得不遵照王医生的嘱咐：不要动！不要叫！我只得咬紧牙关、喘着粗气、一声不吭地坚持住，黄豆大的汗珠从我头上、身上往外冒出，护士们不时用纱布帮我把头上、身上的汗水擦掉。紧接着王医生又用一个末端有一个橡皮球的、前端是个喇叭口的玻璃吸脓器的喇叭口罩在我肝部的十字刀口上把捏瘪的橡皮球一松，橡皮球往外一鼓就把肝部的脓血吸到吸脓器内，再挤到一个大菜碗大小的搪瓷盆内。这一吸不但痛不可忍，而且还有伴有一种好像心肝五脏都被拉出去了的极端痛苦感觉。这样吸了几次之后，大概肝内的脓汁已经吸得差不多了，接着王医生又用手术刀把我肝部所有坏死、感染的部位全部切割掉，此时我感觉到的疼痛比之前更加剧烈，更加难以忍受，但我始终咬紧牙关、喘着粗气一声不吭。此时因剧烈的疼痛和失血已使我产生了弦晕，眼前出现了一些莫明其妙的幻觉，我用尽力气以极其轻微的声音对王医生说：我快坚持不住了。王医生说：你再坚持一下。随即对两位护士说：先给他打一针XXX(我估计是强心针之类的药)，再给他输200毫升血。因剧烈的疼痛导致的全身肌肉紧张，又使得全身的汗水不断往外冒，把手术台上垫在我身下的垫单都浸湿透了。此后王医生又在我肝部下面靠近腰部的地方用手术刀切开了一个引流口，这个部位已超出了肝区表面腹部局部麻醉的范围，也引起了剧烈的疼痛，但比起切割肝脏时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剧烈疼痛还是要好多了。
接着王医生一手高高举着一瓶开了盖的消毒盐水往切割后残存的那三分之一的肝脏的创面上倾倒下来，一面用另一只手在我的肝脏和腹腔内搅动清洗，清洗出的脓水、血水从腹腔顺着引流口排出体外，那含有食盐的消毒水从将近两尺高的地方倾泻而下，冲击到残留的三分之一的肝脏的新鲜创面上，和王医生那只带着橡皮手套的手在残肝和腹腔内的搅动清洗引起的钻心剧烈疼痛和心肝五脏都被掏空的难受感觉比吸脓和切割受损肝脏时更加剧烈，又一次几乎把我痛晕过去。冲洗了好几瓶消毒盐水之后，王医生见从引流口排出的液体已经比较清洁，才说：好了！好了！王医生把切除下的受损肝脏和吸出的脓汁端给我看，足足装满了那只菜碗大的瓷盆一满盆。
接着就开始缝合我的刀口，此时手术已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腹部的局部麻醉已过了时效，他给我缝时我觉得很痛，我轻声说：加点麻药吧！我有点痛。他说：刚才那么痛你都忍住了，縫针这点痛算什么？你再忍一下吧！手术很快就做完了。我感觉到他已经从刀口的下面缝到了上面，我用尽力气小声说：缝完了？他说：刚缝完内面一层，外面还要缝两层，下面的引流口还要插上一根引流管……，还没有听他说完，我的意识已逐渐模糊，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等到我清醒过来已经到了晚上八点多钟，我已被推到病房里，当我睁开眼睛时，队上照顾我的老周、值晚班的周泽琼医生、一位气质高雅的五十多岁的老护士和一位年轻的女护士都很高兴地对着我小声叫道：醒过来啦！醒过来啦！其他病床上的病人也都带着好奇的心情围过来观看我这个刚刚死里逃生的病友。
接着那位老护士帮我量体温、量血压，周泽琼医生吩咐那一老一少两位护士趕紧先给我输400毫升血，吩咐完，周医生便回到值班室去了，因为还有其他病室的病人需要她去处理，走前她交待那两位护士：今晚小陈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有什么情况随时到值班室叫我，他只要挺过了今天晚上，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输完血不久突然发起高烧，体温一下子达到40度，我只穿一条短裤躺在病床上还热得受不了，那位年轻护士一边给我打扇，一边用醮了冷水的毛巾往我身上擦拭帮我降温。那位老护士倒是从容不迫，一边给我打退烧针和控制术后感染的消炎针；一会儿我又突然发冷，那时当地的气温通常都在三十五六度左右，我冷得在病床上发抖，护士们把两三床棉被盖在我的身上，我还是冷得在被子里发抖，那位老护士拿了两个500毫升的盐水瓶装上两瓶热水放在我的被子里给我升温，又给我打了提高体温的针，问我肝部和刀口痛不痛，我说：肝部和刀口倒是不怎么痛，只是刀口觉得绷得很紧，有点胀，她说：那就不要紧，这种一时发热一时发冷是输血后常有的反应，主要是输血用具消毒不严引起的，到明天就没事了。
当时我心中有些疑惑，在这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农场小医院怎么会有这样一位气质高雅，处事临危不乱、从容淡定的老护士？后来听护士们说：这位老太太原本是我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因家庭出身等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后，被下放到这个农场医院当护士。难怪，她在那种大医院各种危急病况見得多了，对于各种危急病况早已习以为常、应对自如，所以对我这种情况她当然也就能临危不乱、从容不迫。
这种一会儿高烧；一会儿畏冷的状况反复了三四次之后，我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慢慢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身体感觉好了不少，肝部的疼痛已经消失，只是刀口处仍觉得绷得紧紧的，有点胀。上午九点多钟，王医生来查房，问了我的感觉，揭开刀口上的纱布看了看，要护士把引流口上的纱布换掉，这块纱布上已浸了不少红色的血水，又给我开了早两天刚运到的当时最好的消炎药“金霉素”，交待护士：按时给他服用，在他恢复正常飲食之前，上下午还要各给他打一支葡萄糖。接着王医生笑着对我说：算你这伢儿(常德一带长辈对年轻人和小孩的称呼)命大，要不是早两天47军(47军属林彪所率领的四野战军，当时负责对湖南实施军管)武装押运了一车药品到农场，手术也没法做，就在这两三天之内你肝部的脓疱一破裂，浓计流到腹腔引起全身性的败血症，那你就没有救了。
手术后，我就有一种十分强烈的饥饿感，老周连忙从我的床头柜里拿出两个雞蛋到煤炉子上去煮，我的床头柜里放满了队上职工和家属们送来的雞蛋，干魚之类的食品，前一段时间因不能进食，我还送了不少给周围的病友，我把煮熟的雞蛋吃下去之后不久，又出现呕吐，把吃进去的雞蛋都吐了出来。手术后第三天王医生见引流口已没有什么分泌物流到纱布上了，便要护士帮我拔掉了插在引流口上的橡皮引流管，再用消毒后的纱布复盖在引流口上，我问王医生：不要缝针吗？王医生说：不用，过两三天就会长拢去。
就这样手术后三天一直都是又饿又想吃东西，但仍然是吃什么就吐什么。因为我父亲是经营西药房的，我平时也涉猎过一些医药方面的书籍，所以多少也有一点医学常识。我估计我的呕吐可能是服用“金霉素”引起的副作用，因为“金霉素”对肠胃的刺激比较大，有部份人反应剧烈，常导致呕吐，我可能就属于反应剧烈的这一类人之一。
手术后第四天，王医生来查房，看了看我的伤口说：恢复得不错，明天可以拆线了。我说我到现在还是吃什么吐什么，是不是“金霉素”对我的肠胃刺激比较大导致的？您看能不能改用一种别的消炎药？王医生听我说得还有点道理就说：那从今天起改用长效磺胺，你看怎么样？我说：好。改服长效磺胺之后，我吃东西之后再也不呕吐了，此后我简直就像从饿牢里面放出来的一样，一天到晚感到饥饿，一天到晚想吃东西，时常老周和值夜班的护士半夜都要煮东西给我吃。
手术后第五天，王医生给我把伤口上的线折掉了，这时我因为昨天吃了不少东西精神感觉比较好，我想自己起来到医院旁边的厕所去小便(那时的厕所因没有现在的抽水马桶，所以通常都建在房子的外面)，因为半个多月来我都没有起过床，方便都是由老周或护士用便盆在病床上接的。我对老周说：我要自己去小便。我要他把我从病床上扶着坐起来，他刚把我扶起来，此时我突然眼前一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看不見，大约过了七八分钟才逐渐恢复视觉，我在床边坐了一阵，用手扶着老周终于站立了起来，我用双手扶着病床的靠背一步一步移到了病房的墙边，老周看见我这么吃力的样子就说：还是我扶你去吧！我说我要自己去，我双手扶着墙壁一步一步移出了病房，来到医院的走道上，厕所在医院病房走道尽头的外面，我扶着走道的墙壁慢慢往厕所的方向艰难地移动，正好经过护理室的门口，我见护理室里有一个量体重的磅秤，我挪动身体进到护理室，吃力地站到磅秤上一称，体重只74斤，从8月22号入院到今天9月12号一共21天时间居然瘦了46斤。
从护理室出来我仍然用双手扶着走道的墙壁终于移到了走道的尽头，这里到厕所还要经过一块约三四米宽的空地是没有东西可扶的，我用双手保持平衡，小心地移动那对我来说沉重无比的步履，走到厕所的门口有三级木台阶，我用尽力气也迈不上去，幸好木台阶的两侧都有木扶手，我用双手抓住两边的扶手，手脚一起用力才终于登上了那三级对我来说是“高不可攀”木台阶，心里感到无比的兴奋，我的生活终于可以自理了。回病房的过程与来的时候一样艰难，只是下厕所台阶时远没有上去时那么费力。
回到病房，我才看清，我们这个重症病房，有近20张病床，由于条件的限制，农场医院的病室只能按病情的轻重、是否传染来安排病人，所以我们这个重症病房里男女老少病人都有。
自我9月7日晚上进入这间重症病房后，直到这时我才有机会看看同室的病友，有晚期血吸虫病患者、有武斗受伤人员……而我旁边床位上住的一位年轻少妇(之所以称她为少妇是因为她已结婚)更是与众不同，二十来岁年纪，她那张美艳绝伦的瓜子形臉蛋和修长匀称的身材远胜过那时的电影明星们，她除了天生的秀美之外，还蕴含着一般城市女士们少有的健美，尽管长年从事农业劳动，皮肤却仍保持白皙细腻，臉上也白里透红。
有的人你单看她的五官每一样都生得很好，但把这些美妙的五官组合到一张臉上，这张臉却并不一定显得十分妩媚动人；有的人你单看她的五官，每一样也许并不让人觉得十分完美，但这些并不十分完美的五官恰到好处地组合到一张合适的臉上，也会给人产生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有的人你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去看她，你会觉得她非常之美，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她，却觉得姿色平平。而我们病室的这位光艳照人的无与论比的美丽少妇，不仅五官的每一样都生得秀美绝伦，而且这些秀美绝伦的五官，又都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一张精妙无比的脸庞上，构成了一张完美无缺、妩媚动人的臉，再加上她那修长匀称的身材堪称一个十全十美的美人，而且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去鉴赏她，让你都会觉得她的美丽是那样的完美无缺、那样令人赏心悦目、那样令人难以忘怀。
如果硬要从她身上找出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文化教养而在气质上缺少了一点高贵。我那时很奇怪，在农场这样偏僻的地方怎么会出了这么一位像天仙一般的美人。
因为她所在的生产队也有一位大学生(也是“反动学生”)，不知道她是从老周那里，还是护士们那里知道我也是“大学生”之后，有一次她问我：听说你是大学生，我们队上也有一位大学生叫孫治国，你认识不？我告诉她：认识，但不是一个学校的。
由于我和她的病床相邻，有时没有事也聊聊天，她对大学里的事很好奇，也很羡慕我们能有机会上大学，她说：她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读过多少书，十几岁就嫁到农场里来了，农场里真好，不仅天天可以吃饱饭，又不吃杂粮，还有工钱发。从聊天中我知道她的家在桃江县的一个山区。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桃江县是全国有名的美人窩，怪不得她长得那么漂亮，她的名字叫周桃花，真是名符其实呀，她不仅配得上这个名字，而且还绰绰有余。我有时候想：她如果生长在城市、生长在一个能够给她提供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人家，那她将会有着一个怎样辉煌的人生轨迹啊！
自从我能够进食起，我每天都要老周帮我到总场的小街上去买柴鱼(又叫乌鱼，本地人认为它的肉可以生肌活血，有利于伤口的癒合和体力的恢复)和甲鱼(学名叫鳖，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两棲类爬行动物)给我炖汤吃，那时柴鱼、甲鱼在农场里跟本不值钱，还很少有人吃，柴鱼一角伍分钱一斤、甲鱼两角伍分钱一斤、雞四角钱一斤，都是农场周边农村里的人拿来卖的，农场职工是不准买卖农副产品的。雞蛋是不缺的，时常都有队上的人送来。
这些蛋白质类的食品吃多了心里觉得有些腻，有一天我对老周说：想吃点腌菜改改胃口，周桃花听见连忙说：我家有啊，等一下我回去给你炒一碗来(她得的什么病，她没说，我也不便问她，不过她那时已经快要出院了)。我说：你也是病人我怎么好麻烦你，我只是隨口说说而已，你不要当真。她说：我们队就在总场旁边，我家离医院不到一里路。说着她就回家去了。
一个多小时后，只见她用一块大手帕提着一大碗炒醃菜回到病房对我说：这是我家做的芥菜醃菜，刚从罎子里拿出来，我放了一点辣椒用油炒了一下，你趁热吃吧！我用筷子夾了一筷子醃菜往嘴里一放，嚼了嚼，感到除一种酸酸鹹鹹辣辣的味道之外，还有一种又鲜又香的味道，好吃极了，我就着醃菜和甲鱼汤一连吃了三碗飯，我一边说好吃，一边向她道谢。她说：又不花钱、又不费事，你谢什么？就你们读书人礼性多。
刚开始能进食这段时间，由于强烈的飢餓感使我日夜不停地吃东西，老周和护士们经常半夜帮我煮东西吃，上次称磅秤之后仅五天，我又到护理室的磅秤上去称了一下，体重有84斤，五天时间居然长了10斤，我知道这10斤里面有很大一部份是原来已经干瘪了的细胞里面重新充满的水份以及脂肪，否则哪里能长这么快？
我刚动完手术那几天，我用手摸身上，摸到的都是一层皮下面的骨头，真是名符其实的皮包骨，尽管我睡的是全医院最好的两张病床之一，病床的弹簧床垫上又垫了两层很厚的棉絮，我睡在上面仍然觉得有点梗人。
医院的这两张病床就那种通过摇柄可以使床的两端升降的病床，在那时只有大城市里的大医院才有这种病床，这两张病床在这个医院是专供重危病人用的。据医生护士和老病号们介绍，躺过这两张病床的病人没有几个是直着出去的(意思是病好了，站着走出去的)，大多都是横着出去的(意思是死在了这两张病床上，被横着抬出去的)。我心想我真幸运，能成为这两张病床上直着出去的为数不多的病人之一。
湖南医学院毕业的谭医生和欧阳医生有时也到病房里来和我聊天，后来比较熟了，说话也没有什么顾忌了，有一天他们对我说：当时我们医生护士都以为你死定了，血吸虫病那么严重、肝部肿得那么大、痛得那么厉害、十几天吃什么吐什么、瘦得皮包骨头还发高烧不退，又没有消炎药，抗生素和其他药品，尽管你运气好，动手术前两天47军武装押运了一车药来，但我们都认为为时已晚，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在那种情况下，也只有王猛子(这是医院的人背后对王本龙医生的称呼)才敢给你动手术。在王猛子的刀下虽然也冤死了一些人，但也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你这次运气好，祘是被他从阎王爷那里拉回来了。不过你今后要注意，不能搞重体力劳动，也不能搞剧烈运动。我心想：我难道从此便成了一个废人了吗？还有好多事情在等着我去做呀！
到9月20号前后我的健康恢复得很快，体重也到了一百来斤，这天林院长来到我的病床边对我说：现在又来了几个危重病人，我先把你转到普通病房去再休养治疗一段时间，你看怎么样？我说：我刀口长得很好，体重也增加了很多，精神也不错，我已经住院快一个月了，你多开点药给我，我还是出院回队上去休养吧！林院长说：这样也好，你去找周泽琼医生办理出院手续，要她多开点消炎护肝的药给你。此时因我生活已能自理，我就没有要组里的两位老周照顾我了，我托人带信给老范、老潘请他们派个人来帮我拿行李。
我到医院办公室找到周泽琼医生办理出院手续，她给我开了一些消炎护肝的药，又给我开了病休三个月的证明，并说到期后再来医院续开病休证明。临走时她笑着对我说，我们都以为你回不去了哩！想不到你还活过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我说：全靠你们医生护士帮我捡回了这条命，真心感谢你们。
我回到病房刚收拾好自己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和餐具，我们生产组的小伙胡业生就来了，他一见我就说：陈老大我们走吧！说着就帮我拿起所有物品，我空手跟着他走，那时我体重虽已恢复到一百零几斤，但体力却远远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总场医院到二分场一队虽只有不到四里路，而且是平路，在路上我都不得不坐下来歇了三四趟气才回到队上。
回来后老范、老潘到我住的寝室看我说：这几个月你什么都不要做，只安心养病，等一下我们安排人跟你弄点吃的东西补补身体。接着本组和外组的员工、临时工们陆续又来了不少人探望。
第二天老范、老潘就安排人送来一肥皂箱生花生和六七斤炒熟了的花生米，他们说：这都是花生晒场上扬场时，最上风头的花生是最饱满的，生吃可以润肺补气血，炒熟的花生米营养丰富。畜牧组的人送来了七八斤炒熟了的南瓜子(畜牧组种了几十亩南瓜喂猪，南瓜喂猪前，通常都会把南瓜子取出来)，说是多吃南瓜子有利于恢复体力，他们还说：你尽管吃，吃完我们再给你拿来。有的职工从家里拿来了雞蛋、干鱼和醃菜。这些东西对我恢复健康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真正使我从一个谭医生、欧阳医生所断言的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不能从事剧烈体育活动的“废人”恢复成一个健康的正常人，起关键作用的食物是甲鱼。
我9月20号左右回到队上时，所有的农田已基本上不需再灌溉，队上和组里的灌排水渠道里都只剩下一尺深左右的水，此时的甲鱼已停止了进食，大都钻到沟渠底部的淤泥里去了，队上的农工们趁上下午的工间休息时，拿一根赶牛用的细竹枝往沟渠的淤泥里不断地抽插，一插到硬的，便用手往淤泥下一摸，往往就能抓到一只一两斤重的甲鱼，他们一天往往能抓到三四只甚至五六只甲鱼，他们拿回家后，用大瓦钵炖上一大钵，只需放点桂皮和盐就成了味道鲜美的清炖甲鱼。此时他们就会打发他们的小孩到我住的寝室里来对我说：陈叔叔，我爸爸妈妈叫你去吃甲鱼，于是我拿着搪瓷饭盆到食堂里打一点饭菜就到他们家里去，一进门他们就说：你还吃这些饭菜干什么？就吃甲鱼，把甲鱼当饭吃，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只有这种甲鱼听老人们说可以补身体，你尽量吃吧！反正天天都可以捉到。
从我出院回到队上起，一直到这年的11月22号我离开农场的这段日子里，我每天几乎都是轮流到职工们的家里去吃甲鱼，而且是当飯吃。白天、晚上没有事时就吃点生花生、吃点炒熟的花生米和南瓜子。在这些东西的调养之下，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急性血吸虫病、肝脓肿和那次死里逃生的手术除了在我的右腹部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的关键就是：我出院后连续吃了两个月的甲鱼而且是当飯吃，不是当菜吃；此外我在大学时，长期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炼使我的身体具备了良好的基本素质也是原因之一。
后来我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安然度过在农场将近四年的、几乎使我命丧黄泉的、充满苦难的“劳动教养”岁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得益于农场职工干部那远高于普通农村的思想文化素质。
该农场建于1954年初，建场时面向全省农村召收农场工人，当时也是打着到国营农场去当现代化的农业工人，开拖拉机、开播种机、开联合收割机、拿工资、住宿舍、吃食堂……这样的招聘广告，到各县去招人。那时刚“解放”不久，因循、保守，安于天命、故土难移的中国农民，却很少被这些诱人广告所打动，而自愿离乡背井到一个充满未知的陌生地方去开拓新的生活。只有那些有些文化、有些见识，又富有冒险精神和进取精神的年轻农民，才敢于怀着开拓新生活的激情，离乡背井前去应征，成为农场职工；此外还有一些有文化的年轻农民，由于种种原因在家乡不得志，希望能找个远离故土的地方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文化知识，因而也报名应招成为农场职工。这些人都属当时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这些人都是在民国时代完成了他们的初小、高小教育，极个别的还曾受过初中教育，再加上他们在家乡的宗族环境之中成长，所以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与比较现代的观念相结合的价值观，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对是非对错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标准，所以当时二分场一队的职工的大多数依然人性、良知未泯，这就是后来他们在与我相处久了之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再把我当成试图重新骑在他们头上欺压他们的“阶级敌人”的原因，正是在这些人的关爱之下才使我绝处逢生，安然度过这近四年的“劳教”岁月。
从农场的情况使我看到文化知识对人影响之大，队上对我关爱有加的人，像支书范金彦、文建生，生产组长潘义芳、记工员田祖武和其他班组长和职工，这些人大都具有高小、初小文化；而队上那些把我当作“阶级敌人”而故意习难我的人大多为文盲，诸如生产队长张X桥、周X阶……等人。
[註：1]：我国南方种双季稻地区在七八月份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的简称。
[註：2]：潘义芳，宁乡煤炭坝人，我所在生产组组长，高小毕业(这在当时的农民中要祘是有文化的人了)，农业技术精湛，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不仅在生活上、劳动生产上对我十分关照，而且不止一次冒着被别人指责“包庇反动学生”的风险，在生产队干部会上抵制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生产认队长张X桥对我的故意刁难。
[註：3]：范金彦，澧县人，高小毕业，坦克兵排长转业，我刚到二分场一队时，他是我所在生产组组长，65年农场“四清”后，担任二分场一队的党支部书记，不久调入“四清”工作队赴另一国营农场搞“四清”运动，66年回队后继续担任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他和老潘一样都是那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在各方面对我都极为关照，他从未把我当作阶级敌人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