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 先生们：
你们好！

首先我要真诚地感谢国际笔会邀请我，感谢大家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您们能够听到一个中国记者发自内心真实的声音，是很不容易的。换句话说，能有人倾听我的发言，这对我是最大的愉快。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维护自已的统冶只能依靠暴力与谎言，或者形象地讲，是一手拿着大棒，一手拿着胡萝卜。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暴力与谎言最多的国家之一。而生话在这个环境中的中国作家，在我看来，有两种人：即为生活或为理想而写作的人；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通过手中的笔表现生话的真相，抒发自已的心声，所以精神上，思想上是自由的，崇高的，愉悦的，然而却有可能被拘禁，驱逐或判刑，比如刘晓波、刘宾雁等等，当然也包括我。另一种是随波逐流安于现状，或与政府同流合污，被官方所眷养，被人民所唾弃，或粉饰现实，回避矛盾，出卖良知，欺骗读者，即在肉体上自由的同时，精神上却被奴役，被囚禁，如同在牢狱之中一样。二者同样不幸。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作家、诗人、记者、网络人士，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大都不得不接受这种可怜的命运。这或许正是在本土创作的中国作家，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却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然而更为可悲的并非是上述慨况，而是中国作家巳经习惯了妥协与懦弱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满足于被官方所包养，被作家协会所约束，对自已与生俱来的权利毫无觉醒以至沾沾自喜。这或许正是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但佳作很少的原因。当然我不否认中国著名作家余杰、王力雄等人的特例，他们多年来坚持独立写作，一直坚守精神家园，一直在抗争，目前却还相对安全。

象许多处于恐惧之中的中国人一样，我曾有过不同的选择。1982年我从辽宁大学毕业后，直到2000年12月4曰被捕入狱，我充分体验过上述两种生话方式。我曾在一党专政的严密控制下的《大连曰报》，新华社大连支社与香港《文汇报》工作了整整18年，那时物质生活是富足安定的，但精神上却是很苦恼的。1998年之后，我给香港《前哨》杂志撰文，揭露东北官员的贪腐，触怒了江泽民、李铁映、薄熙来等人，便在2001年被当地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向境外非法堤供国家秘密罪”等，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二审改判为6年，狱中又获减刑11个月，于2006年1月4日被释放。尔后官方又以剥夺政冶权利3年为由，拒发护照，对我秘密监控了3年，今年2月4日才获准离开中国，移居多伦多。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中共政权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践踏人权与法律，拒绝接受普世价值的，保护贪官污吏的伪善的当权者，现在它绑架了我们的国家。我爱祖国，但我厌恶中共。由于中国还有一大批与我一样因言获罪的人，仍在狱中，因此我认为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工作，不仅是必要的，而旦是伟大的。因为假如设有包括你们在内的作家们的呼吁，我当年在狱中的处境可能会更糟，不一定能够健康地活着出来。当然其它人也大同小异。

所以，我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都报以感恩之心，5月28曰至6月1曰我去法国巴黎和今天来这里，就是一次愉快的感恩之旅。2003年底我被监禁在大连南关岭监狱的时候，曾用短波收音机，听到法国广播公司中文部记者萧蔓对鲍彤的访问，提到了我的名子，这对我是精神上巨大的鼓舞，所以前几天我把自已创作的书法作品《知音》，赠送他们，表达了我的谢意。同样我也听到过你们为杜导斌等网络人士呼吁的声音。这都令我印象深刻。现在，我以同样的心情，请求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众多仍被监禁的作家、记者、诗人、网络人士，你们的声音虽然很微弱，又远离中国，但网络可以缩短这种距离，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广播可以越过高墙电网，进入牢房，总之，只要大家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最终战胜暴力与谎言，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的国家。这个目标的确远大，路会很长很曲折，所以为之奋斗才更有意义。

2009年6 月2日于挪威奥斯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