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一些社会阶层的乡土特色
以上讨论的是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两种理想社会模式的一些特征。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社会或社群都是介于两者之间，在某些特征上近于乡土社会，另一些特征上近于现代社会。这一节讨论中国一些社会阶层的实例。
3.1 中国农村与西方农村的比较
同是工业革命前的农耕社会，中国的农村与西方的农村有很大的差别。
王小波在散文“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中说：
“我到荷兰去旅游，看到运河边上有个风车，风车下面有一片牧场，就站下来看，然后被震惊了。这片牧场在一片低洼地里，远低于运河的水面，茵茵的绿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片乡村景象，细看起来就会发现些别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环以浅沟；整个地面像瓦楞铁一样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沟渠相接，浅沟通向深沟，深沟又通向渠道。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这样一来，哪怕天降大雨，牧场上也不会有积水。水都流到沟渠里，等着风车把它抽到运河里去。如果没有这样精巧的排水系统，这地方就不会有牧场，只会有沼泽地。站在运河边上，极目所见，到处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牧场。这些地当然不是天生这样，它是人悉心营造的结果。假如这种田园出于现代工程技术人员之手，那倒也罢了。实际上，这些运河、风车、牧场，都是十七世纪时荷兰人的作品。我从十七岁就下乡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土地。”【11】
可以把荷兰农村的这种大型低地排水系统与《乡土中国》中提到的苏州的河道做个比较：
“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起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思，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2】
苏州的问题就是费孝通所说的 “私”：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没有人考虑社群的利益。这样的心态导致了荷兰农民那样的工程无法在中国农村实现。
从荷兰低地排水工程可以看出，在工业革命之前，荷兰农村的社群结构就已经在一些维度上接近于现代社会的特征。另外一个例子是，1620年，“五月花号”的乘客们在到达北美之后经过集体讨论制定了“五月花公约”，以明文条例来规范社群成员的行为方式。这远远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却是典型的现代社会的运行模式。
另一方面，西方工业革命前的乡土社会仍然具有表一和表二所示的乡土社会的许多特征，包括：（1）熟人社会；（2）基督教一统天下的一元意识形态；（3）等级制度；（4）生产力形态简单等。带有这些特征的社群在演变到陌生人社会、多元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复杂的生产力形态时也经历了不少痛苦。但总体而言，工业革命在西方孕育、且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取得巨大成功，可以归因于其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需要跨越的鸿沟并不那么深广。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可以把“脱亚”解读为向乡土社会告别，把“入欧”解释为向现代社会靠拢。日本的转向过程迅速而痛苦较少，应该也是由于其社会结构已经在一些较为根本的维度上具备现代社会的特征，如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相比之下，中国农村非常接近于表一中描述的理想乡土社会。
3.2 中国古代中上层社会
我们可以观察中国古代包括士人和统治阶级在内的中上层社会的一些特征：
（1）身份决定发言权，以契约形式互相制约的权力模式基本上不存在；
（2）以忠孝文化为主的一元意识形态；
（3）在上者拥有任意解释权的长老权力；
（4）个人与社群的关系是亲疏有别、由近及远的水波纹般的“差序格局”。
从这些特征来看，中国古代的中上层社会也非常接近于理想的乡土社会。
3.3 当代中国农村和小城市
在当代，中国农村仍然具有乡土社会的绝大多数典型特征，如上文提到的《隐入尘烟》描述的情形。而小城市也呈现出乡土社会的一些主要特征：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12】
虽然小城市的生活已经远离田地和庄稼，但仍然“乡土气息”浓厚：“平庸与固化”、“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 – 这都是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
尽管“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那么多年轻人仍然愿意挤进去做“沙丁鱼”，一个原因是他们无法忍受认知上的“知足常乐”、无法忍受“酱缸” （柏杨的说法）和“铁屋子” （鲁迅的说法）对他们的强力修剪、驯化。他们有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多方面的需求，他们的生命力需要有释放的方向；这些东西乡土社会都无法提供。
3.4 中共政权
乡土社会结构的多数成分在当代的共产党政权之中也保存下来。比如，当代政权的决策方式仍然是“乡土气息”浓厚的长老权力和家族政治，而与基于契约的同意权力相去甚远：
“中共高官各自都有自己的‘系谱’（lineages），内部人士称之为‘恩庇’群体（“XXX”条线上的），相当于中共内部事实上的派别。其实，中共内部那些被表述为意识形态和政策辩论的争端往往并不复杂，说到底不过是各个“系谱”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的一个系统导致个人化的效忠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倘若某人的‘靠山’失势了，结果意味着他在官场变成孤儿。”【13】
由于政权掌握着中国社会的所有命运，虽然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现在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的多数特征，其社会结构经受冲击的能力仍然不明朗。上海和深圳在2022年疫情封城期间的遭遇可以解读为政权的乡土思维方式对在其股掌之间的现代社会的强力干预。
4. 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痛苦蜕变
由于十九世纪的日本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较小的差别，当西方野心勃勃的现代社会赫然出现在眼前时，他们愿意虚心当好学生。中国与现代社会之间的鸿沟则深广得多，受到的震动也强烈得多。这从康有为的大声疾呼中可见：
“……今兹之革命，非止革满洲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教、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沉。”
“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唯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顷并议废孔教，尤为可骇，若坠重渊，渺无所属。呜呼痛哉！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14】
由这些话可以感到，康有为虽然还紧抓着“孔教”、“纲纪”和“道揆”的救命稻草不肯松手，其自尊早已“若坠重渊，渺无所属”了。蒙古人和满洲人只能对汉族人进行物质上的奴役，西方文明则几乎摧毁了康有为的三观。
费孝通在“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一文中如此分析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的心态：
“中国一身还是埋在土地里，只透出了一双眼睛和一张嘴。……眼睛是透出了地面，看见了人生是可以享受的；眼红了。他觉得知足常乐是多可笑和土气？他露在地面上的嘴学会了现代社会的口味和名词。口味是摩登的，名词是时髦的。可是从肩到脚却还埋在土里！若是我说：‘把头也埋下去罢’，这是不可能的。可是生活和文化是一套一套（注：当是相辅相成之意）的，生活在土里，文化就该土气。土气的文化确是令人不顺眼，但是你得全身从土里拔出来啊。现在这种半身入土的情形是会拖死人的。……齐肩的躯体深深地陷在土里，拔出来的希望也愈来愈少。”【10】
这段话道出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人向现代社会转向的动力只是由于“眼红”。在现代社会的灯红酒绿（富）和坚船利炮（强）面前，乡土社会的“知足常乐”在一瞬间土崩瓦解。广而言之，中国近代几乎所有革命家的行为动机都可以解读为乡土社会对现代社会的“眼红”。
与对现代社会的“眼红”相应的是对乡土社会的鄙夷。例子包括当代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居高临下、自由知识分子对乡土社会的道德审判：鲁迅称之为“吃人”和“铁屋子”；柏杨称之为“酱缸”；《河殇》称之为浑浊愚昧的“黄色文明”。
其次，虽然中国除了农村的种田人之外还有其它与现代社会更接近一些的各种社会阶层，但其本质都是“齐肩的躯体深深地陷在土里”。城里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与他们鄙夷的乡下人是出于同一个根系。
最后，转向的过程极为痛苦，也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到底是乡土社会的哪些特征“深深地陷在土里”拔不出来，费先生没有具体论述。我认为，在乡土社会的所有特征之中，最难改变的是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观：强烈的不安全感、旺盛的权力欲和对他人的敌意。这个社会是不停地产出具有这些价值观的个人的流水线。每个人在被送下流水线时，他的价值观已经牢固成型，终生再无法改变。这样的价值观适合于在乡土社会中生存，而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旺盛的权力欲一方面让他们看着现代社会“眼红”不已，一方面也是他们转向到现代社会的根本障碍，因为现代社会之所以能结出来“摩登” 与 “时髦” 的果实，是因为被契约关入笼子里的“同意权力”，而后者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在1970年代末到2010年代末的四十年改革开放中，中国从西方学来了不少东西，可是那些都是容易学的雕虫小技。王朔说：“民主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复杂到这是中国人唯一没能山寨成功的东西。”民主学不来的原因就是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权力关在契约的笼子里。
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发起过多次向政府索要权利的民主运动，也提出过构建现代文明社会的许多愿景。这都是试图在乡土社会的砧木上嫁接现代社会的接穗的努力。嫁接需要砧木与接穗的基因相似；在苹果树上嫁接橘子很难成功。
当今政权全面镇压社会中的不同声音、与西方开始全面敌对，其意图是要把本来已经“透出了地面”的眼睛和嘴也埋回土里，全面回到乡土社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乡土社会的伟大复兴。
5. 《乡土中国》的一些缺陷
《乡土中国》中虽然真知灼见俯拾皆是，但由于其视野极为开阔 – 或许过于开阔，其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缺陷。上文已经讨论过作者对长老权力和“知足常乐“的理解的偏差。这里再简单讨论几个：
（1）作者把乡土社会说成是“有机的团结”，现代社会说成是“机械的团结”。【4】应该是反过来。
（2）作者在“差序格局”一篇中把水波纹般的差序格局与孔孟的“推己及人”哲学联系起来：“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2】 实际上，差序格局与修身文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中国绝大多数农民都不懂得孔孟的修身，而西方的团体格局倒是很强调修身：在孩子十几岁之前，其教育内容中关于待人接物、爱心、礼节的成分多过文化学习的成分。一个善于修身的人在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中都会是令人尊敬的成员。
（3）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 【2】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中，国家并不占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的理解更准确：
“试与一游英、美、德、法之都，观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与政府之关系何如。观之一省，其治法俨然一国也。观之一市、一村落，其治法俨然一国也。观之一党会、一公司、一学校，其治法俨然一国也。乃至观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俨然治一国也。”【15】
作者的这个判断也与他在后面提到的西方家庭格局矛盾：“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16】 从这里看出，在西方社会中，即使是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位也有“特出的群己界线”。
（4）作者在“再论文字下乡”一篇中强调用书面文字来交流的庙堂社会与不识字的乡土社会的不同：“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17】 但是作者在后面又大量引用《论语》中的道德规范来说明乡土社会的运作。这两者似有矛盾。“克己复礼为仁” 这样的道德准则在多大程度上被农村不识字的农民采用值得存疑。
（5）“有人觉得权力本身是具有引诱力的，人有‘权力的饥饿’。这种看法忽略了权力的工具性。人也许因为某种心理变态可能发生单纯的支配欲或所谓Sadism（残酷的嗜好），但这究竟不是正常。人们喜欢的是从权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权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权力也能得到的话，权力引诱也就不会太强烈。……统治者要用暴力来维持他们的地位不能是没有目的的，而所具的目的也很难想象不是经济的。我们很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经济利益可得，横暴权力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之也不易发生。” 【18】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利益只是低层次的基本生理需求，并不难填满；而权力欲属于更高层次的重要感需求、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证明和肯定，这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要难填满得多。对于那些将社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枭雄们，权力本身带来的快乐才是他们生命的终极价值。
（6）“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18】
费先生的这幅田园牧歌式图景很难解释中国古代如此之频繁而血腥的战乱和毛泽东以“农民翻身做主人”为大旗的革命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功。 “专制”和“独裁”并非仅仅来自遥远的京城里的皇帝；它们可以来自县衙里的老爷、村里的族长和强势人物、以至于自己的父母和长辈。中国乡土社会的“无为”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的是被“长老”们的绝对权力压制却从未泯灭、一个火星就可引燃的欲望。
总的来看，费先生把握社会宏观现象的能力卓越，对微观尺度的个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理解则较弱。当然，费先生写出《乡土中国》时只是三十多岁的年龄，缺陷情有可原，难掩其横溢的才华。费先生为理解中国社会搭建了一个坚实的框架；这是从无到有，是最难、最重要的一步。有了这个框架，后来者的工作就容易多了。
6. 结语
乡土社会的根系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如此之深厚，与现代社会的鸿沟如此之宽阔，向现代社会的转向之难恐怕是难于上青天。这是铁一般的现实。近二百年来，中国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共产革命、改革开放到八九天安门运动和海外民主运动，每一个试图改造中国社会的努力都或是原地踏步、或是走出不远后又回到原点，或许都是因为社会改革家们对这个现实没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只一心想在苹果树上嫁接橘子。
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们普遍不愿意在基础科学上潜心钻研，只想着速成、挤垮对手、弯道超车，是由于乡土社会孕育出的不愿意尊重现实、权力欲爆棚的价值观。社会改革家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看起来忧国忧民、志向高远，但心里想的只是要这个社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运行，忘了它 “从肩到脚却还埋在土里！”
制造高端芯片需要老老实实从最基础的科学开始学起，而改革社会的难度又岂是制造芯片可比。如果发现在苹果树上嫁接橘子没有实际的可能性，那么我们或许应该忘掉橘子，努力让这棵树结出好的苹果。
现代社会也不见得是人类发展的最好归宿。比如：（1）虽然现代社会能满足人的更多欲望，这不等于人的平安与快乐得到了同等程度的提升。（2）虽然现代社会给个人的心智成长以更多的空间，实现真正的自我对于多数人而言仍然遥不可及。（3）现代社会的规模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扩张使地球不堪重负。所以中国也许并不需要全面转向到西方式的现代社会。一种可能性是放下对现代社会的 “眼红”，努力在乡土社会的根系上生长出一些宽容、尊重现实、人与人之间有善意、生活上知足常乐的枝叶。这将是在苹果树上嫁接橘子的难度，还是在红苹果树上嫁接黄苹果的难度，还需要理论家和实践家们的长期探索。也许他们会发现，在通向人类发展的更好归宿的崎岖路上，这是更可行的一个“超车”的弯道。
7. 参考文献
- https://www.amazon.com/%E4%B9%A1%E5%9C%9F%E4%B8%AD%E5%9B%BD-%E8%B4%B9%E5%AD%9D%E9%80%9A/dp/B001KC04FI
- 费孝通，《乡土中国》（下称《乡》），https://www.99csw.com/book/8489/index.htm. “差序格局”
-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 https://m.aisixiang.com/data/82412.html
- 《乡》 “乡土本色”
- 费孝通，“民主、宪法、人权——作之民（1）”，https://m.aisixiang.com/data/37968-2.html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chanical_and_organic_solidarity
- 《乡》 “男女有别”
- 《乡》 “血缘和地缘”
- 《乡》 “名实的分离”
- 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http://m.aisixiang.com/data/136270.html
- 王小波，“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收入《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
- 《南方周末》，“‘逃离北上广’续篇：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https://style.sina.com.cn/news/p/2011-11-12/094086994.shtml
- 蔡霞，“习近平的弱点 – 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xijinpingderuodian
- 张翔，“重思‘数千年未有之巨变’” https://m.aisixiang.com/data/47780.html
- 梁启超，《新民说》，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900281&remap=gb. 第十节，“论自治”
- 《乡》 “家族”
- 《乡》 “再论文字下乡”
- 《乡》 “无为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