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
第八个问题。关于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问题。
1981 年实行进一步经济调整，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下降到了4%，从198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升，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1983、1984两年经济发展很好，既有比较快的速度，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也比较适应，各种比例关系日趋协调，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当时的情况应该说是好的。
但是从1984年的第四季度起，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发放过猛、过多，基建规模也过大，随之物价也上涨得比较多。这些过热现象一出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就在1985年初提出了加强宏观控制，收紧信贷，控制基建规模，压缩过热的空气。但由于当时银行体制尚未进行改革，控制信贷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即自上而下地规定信贷指标。加上一下子收缩过猛，多方面反映强烈，对经济的正常运行带来一些困难。当时有这样一些问题：信贷指标是国务院通过中央银行下达给各地省行，结果各地把发的指标，首先用在地方和部门需要搞的那些事情，特别是建设项目，而留下缺口给那些非办不可的事，最后中央不得不另外增发指标。如粮食收购，一控制信贷，很多地方就说农副产品收购没有钱，他把下达的银行信贷指标用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就发生一控制紧了，经济运行就不灵了。因此一度收紧的银根又不得不很快放松，所以1985年仍然是超高速的增长，虽然年初就提出宏观控制，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经济过热有增无减。1983、1984年刚刚趋向宽松的经济环境，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有两种考虑：一是继续采取过去的老办法，在1981年调整之后，再来一次调整，紧急剎车，对基建项目大砍大压。另一种采取逐步缓解的办法，当时我用了\”软着陆\”这么一个词。采用第一种办法，各方面损失较大，当时整个形势也不允许这样做，因为1981年刚刚调整以后，许多基建项目下马。现在又要压，国内国际上影响很大。所以我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也就是说，不是通过一年，而是通过今后几年逐步调整过来。当时确定，今后两年内继续实行较紧的信贷和财政政策，基建规模停止在1985年的水平上踏步，具体基建项目的快慢先后，进行些调整。这样经过两年原地踏步就能缓解。实行这个方针，1986年总的情况是好的。
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情况也是好的。1987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以上，国民收入也增长10%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以上，农业增长将近6%，零售物价指数上涨7.3%，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基建规模基本上也是好的。虽然预算外基建规模没有控制住，但预算内基建投资基本上控制住了，增长不是很多。总的看经过两年\”软着陆\”，情况有所改善，整个经济环境不再那么紧张，比之1985年以前有所改善。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在年终总结时指出，看来不采取大的调整措施，而以一定的时间，比如两三年时间来自觉地、逐步地调整，把存在的矛盾缓解下来，这种\”软着陆\”的办法是行得通的。
对 1988年的方针，原来也还是继续执行\”软着陆\”的方针。在1987年9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1988年计划时，我代表中央讲了一篇话。指出1988年要进一步贯彻稳定经济的方针，突出的是稳定物价，财政、信贷都要从紧，进一步缩小基建规模，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同时要保证生产的稳步增长。1988年经济工作总的方针是两句话，经济要进一步稳定，改革要进一步深入。方针是这样定了，为什么1988年突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 18.5%？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此各方面议论纷纷。一般来讲原因是复杂的，也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原因。但是我当时这样说，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1988年在物价改革的问题上措施不当，出了问题。
物价改革问题，逐步理顺价格的问题，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从来都认为，价格不能理顺，价格改革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就不能说解决了。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考虑到经过1986、1987年两年\”软着陆\”后的经济形势，1988年在物价改革上迈出更大一些步子，是必要的，也是有条件的。但是，当时提出的全面物价改革，所谓闯物价这个难关，即\”闯物价关\”，无论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以及随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上，都是不正确的，造成了一次很大的失误，使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前面已说过，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映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在一个时期内，譬如说两三年的时间，准备一定的物价上涨指数，譬如说准备上涨30-50%.以此为代价，在这样的幅度内来全面地调整一次价格，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初步搞得合理些，把它基本上理顺，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
我提出的这个想法在1988年春天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后，就责成姚依林负责，由国家计委具体研究实施方案。到1988年夏季在北戴河【149】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姚依林和国家计委提出的方案进行反复讨论以后通过了，准备在1988年第四季度或1989年初开始实施。上述这个物价改革方案虽然后来由于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宣布停止实行，实际上并没有出台。但是设计这样一个方案，提出用这种办法进行物价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确的。
前面说过，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物价改革上采取的是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方针。有些物价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调整，另一些商品可以放开。同一种商品，计划内的一部分由政府调价，另一部分也可以放开，即实行价格双轨制。这就是说，总的是面向市场，走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道路。而这次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就不是这样逐步放开，由市场决定价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调整价格，达到理顺价格的目的。这既反映了当时在价格改革上急于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图以政府的力量来改变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达到双轨并轨，或者缩小计划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这种思路根本上违背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向。因为它不是使价格逐步由市场决定，而是通过计划调整来决定价格，实际上走的还是计划决定价格的老路子。多年来教训告诉我们，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调整价格是不可能理顺价格的，是不可能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这一改革方案（即使）得以出台和实施，（也）是决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搞得不好，物价改革会有走回老路的危险。
引起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的更直接原因是，在物价方案刚刚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具体的实施方案尚未制订出来，何时出台还没有最后确定，媒体就大肆宣扬起来。一时间，\”物价涨一半，工资翻一番\”的流言，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开来。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恐慌，大大助长了人们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这个东西，当时我们不懂，而在所有治理通货膨胀、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不要造成人们过大的心理预期。而我们不但不设法缓解它，反而助长它、刺激它。结果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人们就认为今后物价必然会大涨特涨。而我们又没有对人们作出承诺，就是说，随着物价的上涨，一定要提高银行储蓄的利息，也就是说向人民作出一种承诺，银行储蓄利息一定要高于物价上涨指数，或者实行保值储蓄。一方面人们的心理预期是今后物价将会大涨特涨，另一方面对银行储蓄利息又没有一个说法，人们自然会担心在物价上涨以后自己多年积蓄放在银行的存款会大幅贬值。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节衣缩食，在银行储蓄了上千亿的存款，他们耽心多年苦心积蓄会泡汤，因而纷纷到银行提取存款，购物保值。1988年夏季以来频频发生的挤兑抢购风就是由此而来。
在我们国家发生抢购某种物资的现象，过去是常有的，不是奇怪的事。但这一次与过去性质不同。过去是由于物资匮乏，担心将来买不到这些东西，如抢购肥皂、食盐、面粉，过去都发生过。但这次不是为了抢购来马上用，而是为了储物保值，情况比过去普遍得多，严重得多。有些商店、企业也乘机纷纷涨价，银行储蓄大量下降，比原来预计减少400亿元。银行为了应付支付困难，不得不大量印票子。这就使社会货币流通量大大增加。
本来在发生挤兑抢购风以后，如果能够及时果断地采取提高银行存款利息，或实行保值储蓄措施，情况会好一些，损失会小一些。当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曾向国务院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李鹏和姚依林担心银行储蓄利息提高了，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息也要相应提高，这样企业就负担不了，会影响生产，因此没有立即采纳。使本来可以避免的一些损失也未能避免。到后来他们也不得不同意实行保值储蓄。在宣布保值储蓄之后，银行储蓄很快就稳定下来，并且逐步有所回升。这证明了对于大量地挤兑抢购，如果我们事先作出这种承诺，那么这种损失即使不能完全避免，也会大大减少，绝不会这么严重。
1988 年出现的物价上涨18.5%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既不出在信贷的失控，也不是出在基建规模过大，这两项都没有超过原\”软着陆\”方针下所规定的指标。主要问题是出在储蓄存款大量下降，这就是由于上述物价改革中一系列失误造成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而是继续实行调放结合的方针，如果说感到过去步子太小了，可以把物价放开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同时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使银行利息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1988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
1988 年的通货膨胀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由于加快物价改革就必然会出现的，而主要是由于我们物价改革的思路不对头，指导思想不对头，措施不得当。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挤兑抢购等严重情况，为了迅速把局势稳定下来，便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执行，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以治理整顿为中心。这些虽然是我主动提出的，并且经过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通过，但现在看来，宣布物价改革方案停止实行是对的，但把原来的\”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改为治理整顿为中心，这是不恰当的。主要是对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没有看清楚，同时也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了。
提出治理整顿虽然对迅速稳定经济起了作用，但却使我们的改革又受到一次挫折。首先为了制止物价上涨，为了兑现我们下一年的物价指数不高于1988年的承诺，几乎全部恢复了用行政控制物价的办法。并且各级政府层层负责，层层包干。使经过多年改革把物价搞活，又完全回到老路上去了。当时李鹏他们主持国务院工作，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回来，把过去搞活的一些措施、政策又重新搞死。一切都向着与改革开放相反的方向扭转，使已经改革了的经济体制，又大大地倒退了一步。正因为这样，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发生了经济萎缩、市场疲软等严重的情况，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才改变。
总之，1988年围绕物价改革问题，可以说是一错再错，我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1989年春天，我派安志文【150】等几位同志到香港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到会的有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151】等六位经济学家，他们都是台湾中研院院士。尤其是蒋硕杰，他在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在台湾经济界有较大的影响。
在座谈中，他们针对1988年通货膨胀问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很值得重视的意见。第一，他们认为，大陆十年来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现在还有些问题，但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严重，包括物价指数上涨18.5%.只要采取适当措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第二，对于物价改革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当今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都必须尊重市场的原则。他们说，大陆在前几年改革中把许多产品的价格放开了，对有些产品实行双轨价格，使市场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去年通货膨胀加剧，听说要放慢价格改革的步伐，并对一些价格实行管制。作为临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时间绝不能太长。有人强调价格改革要找时机，实际上不合理的价格不改革，经济不能连续运转，是永远找不到人们想象的时机的。他说，总之价格必须走这样一条路，就是由市场决定。根本的出路，要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下决心把货币管住。在此前提下，把大多数的价格放开，由市场竞争。少数的像公共事业可以由政府按一定的利润率进行控制。他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必须市场化——市场决定价格，不然价格不可能合理。
再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对通涨的对策。他们认为，大陆通货膨胀的原因是财政赤字和金融赤字的问题，主要是金融赤字。解决金融赤字，关键是使银行利率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并且随着市场资金供求自由升降，以利于增加居民的储蓄，又抑制贷款的规模。从亚洲四小龙【152】的经验看，很好运用利率手段，对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聚集建设资金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举例说，台湾五十年代初通货膨胀很严重，超过了100%.1956年 6月，大幅度提高利率，有一段甚至提高到125%，结果货币大量回笼，三位数的通货膨胀很快被抑制住了。五十年代末下降到15%以下，1961年下降到两位数以内。而居民储蓄增长率五十年代几乎是零，1973年上升到35%.韩国停战以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通货膨胀率很高，经济也不稳定。1965年9 月，他们借鉴台湾的经验，把储蓄利率提高到34.5%，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率的30%，使储蓄增长率从1965年的1.9%，迅速上升到1966年的 7%，1969年的15%，1977年的22%.不仅平息了高通货膨胀，而且积聚了大量资金，加快了经济发展。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有类似的经验。
他们讲的价格必须走市场决定的道路，解决金融赤字必须使银行储蓄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这两条我认为对我们很有针对性，对我很有启发。
自从我看了蒋硕杰他们的意见后，在1989年春天我就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虽然我们1988年想加快价格改革的想法是必要的、应该的，但是思路不对。当时我们的思路不是走放开的方针一一逐步地、进一步地放，而是通过国家调整价格的办法理顺价格，这样价格还是由政府决定而不是市场决定，这样还是很难解决物价扭曲的问题。而且政府定的价格也很难和市场一致，这样根本达不到目的。那时应该是继续前进，实行调放结合，以放为主，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方针。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这个步子要加大。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出现物价上涨，那就要一是同时对工资进行调整，二是实行储蓄保值或提高储蓄利率使人民的储蓄不会贬值。我更加看清了1988年的物价改革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使我对物价改革增加了信心。只要我们坚持贯彻\”软着陆\”方针，把信贷规模、基建规模控制住，同时使银行利率高于物价上涨指数，实行保值储蓄政策，就可以把放开物价的步子走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使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由政府定价过渡到由市场形成，从根本上解决商品价格的严重扭曲，并大大减少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消极作用。
我于1989年3月25日看了蒋硕杰博士等人的意见后，就把大意告诉了小平同志，并责成国家体改委组织有关方面对此进行讨论。我本来准备根据上述看法重新研究整个经济工作的方针和物价改革的问题，但是由于发生了学潮，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九、扬长避短发展外贸
第九个问题。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效果不好，费力大，收效小。除经济体制的原因外，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国内平衡，把自力更生精神绝对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拿农业来讲，农业如果效益好的话，首先一条原则，就是因地制宜。这块土地上适合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但长期以来，我们不能这样做。
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是1978年的事，当时我还在四川工作，带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去了英国、法国，回来路过希腊，还到了瑞士。我首先到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这是世界有名的、经济很发达的地方。但这里气候很干旱，而且夏季不下雨。这种情况按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了种粮首先要改天换地，大兴水利。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种葡萄和其他耐旱的各种作物，在此基础上就酿造成了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农民相当富裕。又如在英国，看到东海岸小麦长得很好，而西海岸全是种的草。那时我们第一次出国，感到很奇怪。一问才知道，东海岸日光充足，适合种小麦；而西海岸阴雨绵绵很少见到太阳，种草却非常好。他们就在这里发展畜牧业，养牛、搞牛奶加工。回来的路上到了希腊，使馆的同志陪我们到丘陵地区看了一下，这里很干旱，而且夏季没有雨。如果按我们的思维方式，农业生产条件很艰苦，就要学大寨【153】，搞大寨田、海绵田、梯田，要大修水利。但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漫山遍野地种橄榄，榨橄榄油，农民生活水平还很高。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封闭的，靠对外贸易，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的东西出口，需要的东西就进口。
1981年我已经到了北京，有次去兰考县【154】与农民座谈。那里是沙土地，非常适合种花生，而且产量很高。但由于\”以粮为纲\”【155】，粮食要自给，不允许种花生，只好种玉米，而产量却非常低，农民对此意见大得很。再说山东的鲁西北，主要是盐碱地，这种盐碱地除少数严重的地区外，很适合种棉花，其产量还不很低。但多年来不允许他们种棉花，只能种粮食。结果越是强调种粮食，粮食产量越低，农民越没饭吃；越没饭吃越强调种粮，恶性循环。
1983 年我和山东的同志谈过，鲁西北是不是可以种棉花？他们说，那当然好，问题就是没有粮食。后来和他们商定，鲁西北改种棉花，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国家大量进口棉花），由国家供给他们粮食。结果仅仅过了一、两年，那里就翻了身，棉花大幅度增产。有一段，大概是1985年吧，棉花多得成了\”灾\”，卖不出去了。那里农民收入很快提高，农村情况也大为改观。因为种棉花就有了棉籽，棉籽榨油后又是很好的肥料。那些非盐碱种小麦的地，因为有了肥料，产量也大为提高，两头都好。当地那时有一首民谣：一亩小麦吃饱饭，半亩棉花做贡献。过去一亩半地种小麦还吃不饱，现在一亩就够了，而且还把棉花卖给国家。
山东、兰考之所以能做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开放政策，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粮食。那几年每年进口千万吨。农业只要做到适于种什么就种什么，什么效益好就种什么，农业就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不开放，什么都自给自足，把自力更生绝对化，这一切也就谈不上了，这种情况全国比比皆是。多年来农业费力大，一直上不去，一是吃大锅饭，再一条恐怕就是自我封闭，不能因地制宜，结果事倍功半。多年来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土地硬要种粮食，因此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是需要的，水利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能够因地制宜，就不需要统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了。而已经修了的水利设施也可以用在十分必需的地方，水利效益也会大为提高。
再说工业。别的不讲了，只讲这么一个例子。多年来我们搞工业都强调\”不搞无米之炊\”，所以一切都得从原料、从头搞起。比如办钢铁，首先就要找矿、选矿，还要搞焦煤，再修铁路，然后炼铁、炼钢、轧钢，再造各种机器设备。但我们是个贫矿国家，矿石含铁量不高，用很多矿石才能炼一吨铁。我们的铁矿、煤矿主要在西部，因此要从很远的地方运送原料。这样，我们搞一个炼钢厂周期要多长？建设规模要多大？投资周期要多长？资金回收率多慢？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聪明了，矿石干脆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这些国家都是富矿，价格也便宜，而且用船运要比国内的火车便宜省事多了。还有沿海的一些城市干脆从后面搞起，先搞轧钢，钢锭从哪里来？进口。一轧钢马上就有了效益，可以销售，资金很快收回来，然后再往前搞炼钢，没有生铁也是从国外进口。这样建设周期短、资金回收快，条件就是要开放，要进行国际贸易，进行交流。过去我们这方面确实是费了老大的劲，但是经济效益实在是差。后几年为什么发展这样快？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化纤也是个问题。过去要搞化纤，就得先搞石油，搞炼油，然后搞出化纤的原料，然后再抽丝。后来有些化纤厂，干脆从抽丝开始搞，由后向前搞。1981年大调整时，我们进口了一套石油化纤设备，从原料到抽丝，后来下马了，当恢复重新上马的时候，我们聪明了，先从抽丝开始搞，从最终成品开始搞。江苏仪征化纤厂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很快搞起来，很快就有了收益，然后再接上去。
所有这些都说明，有了开放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通过贸易来补己之短。所谓扬长避短，必须搞贸易，融入国际市场进行交换。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民族，总有他的长处。穷也有他的优势，劳动力便宜，这就是很大的优势。劳动力便宜，国际竞争力就强。进行国际贸易，就可以拿我的长处来补我的短处。如果闭关自守，万事不求人，结果就不是扬长避短。过去我们吃这个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闭关自守，不融入国际市场；如果不通过国际贸易扬长避短，这个国家必定落后，根本不可能现代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在开放的问题上对引进国外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国外经验讲得比较多，因为这些年我们得益很大，但是对通过贸易来扬长避短，通过贸易来发挥自己的优势，似乎讲得没有那么多，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关系极大。十多年来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得益于这个方面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没有进出口贸易的扩大，我们的建设是不可能这样快的。
十、农村包产到户
第十个问题，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
首先，谁也没有料到，包产到户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会引起那么大的变化。原来谁也没有打算在全国农村，或者在大部分农村都搞包产到户。这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认识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改和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在经营管理这一条中，仍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1979年9月中央四中全会通过的\”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写上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或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居独户以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由原本\”不许\”，改为\”不要\”，这是根据我的意见写的。总的说对包产到户仍是不赞同的态度，只是口气稍微松动了一些。
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先在贫穷地区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记得首先搞起来的是安徽、四川两省。允许在贫穷地方搞包产到户，当时争论并不大。因为一是在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曾希圣【156】曾经在安徽搞了责任田，我也在广东搞了联产责任制，河南搞了借地，河北张家口搞了包产到组，还有其他地方有各种形式搞了包产到组、到户。所有这样搞的地方，结果都增了产，缓解了当时的严重灾荒。因此不少人知道，包产到组、到户可以增产，可以缓解暂时的困难。另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人们顾虑少了，敢于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
当时我曾设想全国农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地区，但这个想法没有正式地在会上讲过。一是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生产、生活水平比较高，集体家当比较大，或社队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二是中间状态；三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群众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的地方。我认为第三种地方群众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是迅速改变这些地方饥饿和半饥饿状态的最有效办法。1980年我到中央工作以后，在一次会议上我提出首先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农村贫困社队实行包产到户，这是安定农村、关系农民休养生息的一项大政策。当时还得到了姚依林的支持。对第二种地区，是否搞包产到户，我认为还可以看一看。至于第一种地区，我当时也不认为他们有包产到户的要求。
党内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是由第三种地区向第二种地区扩展时趋于明显化的。反对的人认为这是方向问题。胡乔木就要我注意这个问题，他说安徽的包产到户已由淮北扩展到淮南，连鱼米之乡的芜湖也搞了包产到户。他明确表示反对态度。李先念有一次从江苏回来，借反映江苏省委的意见，反对安徽包产到户。王任重一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曾任中央农委主任，早在1979年就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所谓洛阳来信，批判包产到户、包产到组。陕西反对放宽农村政策，反对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政策更早，1978、1979年他们就在报纸上连篇累续地发表批判文章。
当时华国锋【157】也不赞成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他认为农村，尤其是南方，秋收时一方面割稻，一方面打谷、晒场、运送，没有集体劳动流水作业不行。
陈云没有直接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有一次他派人问我，说南方收获季节往往遇上阴雨，如果不及时翻晒，谷子容易发霉，包产到户以后，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了解一下以后告诉他，包产到户以后这样的事比以前更好办了。他没有再说什么。在各省市主要领导人中，杨易辰【158】是一直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当不少省的领导人表示赞成包产到户的时候，他讲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意思是你们即使都搞了包产到户，我黑龙江也不搞。福建的廖志高【159】也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他与项南【160】分歧很大。还有陕西的马文瑞【161】，他不准关中地区搞包产到户。河北的金明【162】、李尔重【163】，也不赞成包产到户。李尔重调河北省以前在陕西省工作时，当全国不少地方在放宽农村政策的时候，他却搞什么由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升级\”.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与邓小平的支持分不开。在中央领导层中推广包产到户之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阻力，与邓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他虽然就这个问题直接讲话不多，但对我和耀邦、万里的意见一直是支持的。对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他听后表示非常高兴。1981年山东东明的一些灾区农民联名给邓小平写信表示感谢，说包产到户的政策使他们有了饭吃。邓把这封信批转给中央各位领导人。邓还对我说过，他对徐帅反对包产到户不以为然。
1981 年1月初，我去河南兰考和山东东明【164】等贫困地区，亲自看到了和听到了这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当地干部、群众对此的热烈反映，给我留一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干部反映说，群众要求让他们再搞三年包产到户，我当即表示可以答应。虽然我当时没有改变过去把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的看法，但我内心感到对这个问题要重新加以认识。回京以后，我把这次所见所闻告诉了邓小平和胡耀邦以及中央其他一些人。包产到户有利于恢复生产，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尤其是在那些贫困地区或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经济能否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持续发展，却是一个不能不令人怀疑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在那些生产比较稳定，农民生活也过得去，且年年有所提高，特别是已经有了相当数量集体财产和公共设施的地方，如果也搞包产到户，会不会连原来的水平也维持不了？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就更难说了。这样的疑问是有的。但各地包产到户以后所显现出来的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却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我逐渐考虑应该把包产到户的优点引用到贫困地区以外的中间地区和富裕地区。
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分户承包的积极性和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和规模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使它不致成为分散的小农经济。对这个问题我也曾有过一些设想。我曾非常重视个体专业承包的形式，这个问题最终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摸索中解决的。这就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个体承包与双重经营【165】相结合的体制。
另外，农村个人专业户的兴起，也是个重要方面。早在1978年我去西欧考察的时候就看到，西欧许多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并不大，不少是很小的农场主。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参加某种合作组织去解决，效果同样很好。特别是在瑞士这样一些地方，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农业就要规模大的认识。因此我相信农村实行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走回头路——回到小农自然经济。我非常重视从农业和农业种植业分离出来的农村专业户的形式，因为它既体现了分工分业，又具有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与一定的规模经营，不同于过去农村的家庭副业。早在四川工作时，我就提倡过、推广过经济作物、鱼塘、花卉、药材等作物，承包给有技术有经营能力的人。后来我又到全国很多地方访问过这种养鸡、养褚、养奶牛和农产品加工以及缝纫等专业户。1981年一次去山西考察时我就说过，农村的个体专业户是农村商品经济的萌芽。
把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166】改变为农户的联产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是一场大的变动，大的革命，前后不到三年就顺利完成了。我感到这是我国过去所有进行过的大运动、大变动中，最为顺利、最为健康的一次。而且是在大多数领导人、大多数干部持怀疑甚至不赞成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整个过程并没有因此处理过一个人，也没有公开批评过一个领导干部。当然到了后期，即两年以后，某些省仍然派人下去强行纠正群众搞包产到户，这受到了制止。
随着自下而上的包产到户范围越来越大，其显示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和干部都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立场，由反对转为赞成。这也是这场大变动中非常大的特点，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经验。在这场大变动中，中央采取一条不搞一刀切，不由中央统一下命令的方针，搞还是不搞，怎么搞，允许各地自己去选择，既允许走阳关道，也允许走独木桥。但各地领导对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的，不要去压制，不要去纠正。同时，中央以很大的关注，对包产到户进行总结指导。采取这样的方针，事后证明好处很大，它并没有阻止这场变动的速度。由于给了各地领导和干部一个选择的时间，一个从不自愿到自愿的时间，使这场大变动建立在充分自愿的基础上，大大减少了摩擦和不必要的负作用。这证明有了一个选择的时间，有了一个认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优越性的时间，也就为各地提供了寻找把包产到户这种制度和各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的时间。所以整个变动由贫困地区到一般地区，再到富裕地区的发展过程，就是包产到户这种新生事物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所以我一直认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央对农村那场生产关系大变动的指导，是有许多经验值得重视的。
前面讲到我非常重视专业承包到户、到组这种形式。我的这一想法充分反映在1980年9月省市委第一书记座谈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纪要上。这个纪要中央已在 1980年9月29日转发全国。这个纪要指出，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业，各业包产分别到组到人到户。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既要充分发挥个人承包的积极性，又不致回到小而全的一家一户的小农自然经济。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实现，脱离了实际。因为当时农村商品经济尚未得到发展，多种经营、工商各业刚刚开展，分工分业还不明显。加上人们多年的习惯、观念，因此除了出现一些从事多种经营的专业户或少量种粮大户以外，农村耕地大部分还是按户按人平均承包的。当时这样做还是适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障碍，相反还是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当然，这种家庭平均分配土地的做法也不能长期下去，那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效率低下的状况。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分业和劳动力的转移，土地的规模经营，必然要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其形式当然不是回到过去五十年代那种合作化的模式，很可能更适合的形式是家庭农场主那样一种形式。适应这种需要，应当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租赁，并允许继承，使农村最重要的生产数据——土地——进入市场，并给予法律的保障。这恐怕是农业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十一、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关于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是1987年秋天到1988年1月初，我经过对福建、广东、浙江江苏等地较长时间的考察，同当地县、市、地、省干部座谈，又同中央有关部门充分交换意见，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主要内容是：沿海将近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在战略上应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沿海经济发展。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沿海地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利用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品。
（二）要两头在外【167】，大进大出，资金、设备和产品销售放到国际市场上，即从国际上进口设备、原料、材料，引进资金，在国内加工生产，然后销售到国际市场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随进随出。
（三）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要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生力军甚至主力军。这就是说，充分强调乡镇企业的作用，通过乡镇企业这种形式，走出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把沿海地区农村大量劳动力，转入外向型经济，转向国际市场。
（四）为适应这种转变，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中的统一收购、统一出口的做法。凡能从事外向型生产的单位和企业，或从事进口、出口的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放开经营。
总之一句话，就是把沿海一亿到两亿人口的地区，这里的生产，这里的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
提出这么一个战略，使沿海地区自觉实行这样的转变，实行这样一个新的方针，首先是有国际的机遇。因为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仍在继续。随着一些工业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劳动费用也提高了。他们逐步把劳动密集的这一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费用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去。这一过程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二次大战以来，就是这样滚动式的转移。从亚太地区来说，首先是美国把这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和制造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利用这种机遇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日本又把这一部分生产、制造业转移到四小龙那里去。随着四小龙经济的发展，日本、四小龙正在把这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从世界范围也好，从亚太地区也好，是不会终止的。这种经济结构滚动式的转移对不发达国家确是一种机遇。过去由于我们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信息也不灵通，所以好多次机会都错过了。现在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
同时，我们沿海地区又确实具有利用这种机遇的条件：靠近口岸，交通方便，而且基础设施一般来讲比内地好，中国劳动力充足，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即文化技术方面也比较好。沿海地区接近国际市场，而且总的讲这里有发展商品经济的传统，对国际市场容易适应，既有机遇又有条件。只要我们清除思想上、规章制度上的障碍，有适当的政策去引导，沿海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如果不走这条路，那么沿海地区将愈来愈陷于困难的境地。因为沿海搞外向型经济比内地有优越条件，但是如果还按过去的路子走，沿海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最主要的是缺乏资源。虽然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没有资源。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靠国家投资发展西部资源，再远途运输到沿海加工，这条路再也走不通了。现在内地省份再不愿把资源廉价卖给沿海省份去加工，内地和沿海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所以今天沿海地区是不是实行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性问题。实行这样一个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或大或小、或快或迟地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沿海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技术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要不断地进行结构调整，逐步把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内地，使自己登上一个新台阶，也给内地经济一个机会。沿海经济发展了，内地人还可以去就业。沿海发展战略不仅会大大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然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这是从经济上说，从政治上讲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多年来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全国机会均等，使沿海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内地经济快不了，沿海也快不了。上海解放前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高于香港，更不要说新加坡、台湾。但是几十年以后，上海破旧了，大大落后于香港，落后于新加坡、台湾。这就给人们带来一个问号，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尽管我们内地的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整个比香港、新加坡、台湾都相差甚远。如果中国有一块地方，特别是上亿人口的地方，经济能像他们那样快速发展，那情况就大为改变，人家就不会说社会主义制度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政治上考虑，将来对收回香港，收回澳门，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都会减少那里人们的怀疑和顾虑，增加那里人民对回归祖国的热情。
总之外贸潜力很大。过去我在广东工作期间就想过，如果允许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他们自己进口原料加工出口，这真是一本万利，至少是一本几利。国内有些地方之所以不能生产出口产品，常常是因为没有好的原料，产品出不去或者档次上不去。如果能进口原料，进口材料，企业机器开动了，产品可以出口，除了可以换回它所需要的东西之外，手头还赚了外汇。这种情况最早在广东实行，叫做周转外汇，那时只是给地方，没有给企业。如给广州市若干外汇作为周转，它可以进口原料再加工出口，即以进养出。这样一年可周转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一美元当五美元来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过去有诸多限制。六十年代我曾给中央写过报告，提出把外贸搞活，以进养出。我们在广东就试着采用这个办法。在外贸部长叶季壮【168】同意下，实行外贸包干，即进口多少东西，再出口多少东西，赚来的外汇，地方分成。六十年代初广东经济恢复比较快，除其他原因外，这样做起了很大作用。那时我深深感到，沿海在外贸方面有很大潜力。关键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把它卡死了。不是没有机遇，不是没有机会，不是没有可能，而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1981 年我到天津一些企业考察，也遇到这种情况。天津有许多轻纺工厂，就是缺乏原料，缺乏材料，设备也没法更新，很难进行生产。那时正是调整时期，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我和他们商量，可不可以进口原料，加工出口？他们认为当然好。当时我就想沿海能不能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此事就放下了。
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从1981年到1984年，广东开始发展起\”三来一补\”【169】，进口原料加工出口，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等等，都是利用国内的设备和劳力，来样加工，来料加工，然后产品出口。虽然当时是比较低级的，但水平很快就提高了。广东这个地方，特别是东莞、南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他们发展得很快，开始就得益于此，是用这种办法起步的。开始，香港商人到那里，就试行三来一补，逐步逐步就把生产设备转移到国内，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内。广东搞了以后，福建、山东、浙江、江苏也都这样搞起来，效果都是好的。所有这些都一再证明，沿海地区的有一个优势有待我们去认识，去发挥。当然，改革开放几年来沿海地区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但从整体上作为一种战略，使沿海地区更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必须提高到战略上来认识，来部署。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提出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长期观察、思索、研究得出的认识，是改革开放十年经验的启示，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沿海经济的需要。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是不是和一位叫王建【170】的同志在1987年提出的\”国际大循环\”观点相同？有人以为我是受这篇文章的影响提出来的，国外有报刊说我是主张\”国际大循环\”的。王建同志当时写的是文章还是建议，我不记得了。内容我看过，还批给计委和有关部门去研究。王建同志的\”国际大循环\”观点和我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些地方是一致的，都要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换。但这两者出发点不一样，思路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他主张中国发展轻纺商品出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用以出口，换取资金，换取设备，也即进行资金积累，然后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等基础工业。他这个设想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可以说是一种思路吧！我不是这个意思。
十二、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
再谈一下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这也是对外开放问题。1987年冬天，我经过对沿海地区一个时期的考察以后，在1988年1月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问题。在考察中我觉得根据当时国际市场的情况，沿海地区完全有条件发展得更快一些。因为国际市场的规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总是向着劳动资源多而费用低的地区转移。一些发达国家相应地进行产品调整，转向更多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产品。这样就给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这几乎是一种趋势，而且也是一种规律。日本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是走的这条路，而且非常成功。四小龙的经济就是这样起飞的。
我们沿海地区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这些地方不但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也好，比那些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好。这里交通方便，信息灵通，人们国际竞争、市场竞争的意识也比内地强，反应灵敏。而且这里基础设施也比较好，轻纺工业生产能力比较大。过去四小龙走过的路，我们沿海地区完全有条件走。这样做将大大加快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当时提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沿海地区一亿到两亿人口推向国际市场，去参与国际市场的交流和竞争，发展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即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同时从国际市场取得原料和生产资料。因为我们沿海地区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缺乏原料。如果生产出口商品而挤占国内的原料，这会引起国内紧张，东、南部与中、西部地区发生争夺原材料问题，使全国经济发生不稳定。
只要我们进一步开放，在政策上破除那些不利于大进大出，不利于沿海地区向国际交流的清规戒律，就完全可以做到。
沿海发展战略提出后，小平非常支持，给予高度评价，几次讲，要我们抓紧时机，坚决地干，大胆地干，不要贻误时机。一些沿海地区也很拥护，非常积极，他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但也有不同意见，姚依林、李鹏他们有顾虑。因为那时全国还在继续解决经济过热，实行软着陆的问题。如果沿海提出加快速度，会不会重新热起来？其实这个顾虑是没有必要的。所谓经济过热，不是简单的速度快和慢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可以承受的能力。主要的就是投入多，回收晚，或者投入多、回收少，再加上消费基金过于膨胀，因而造成货币流通量过大。沿海按上述战略发展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首先他们不需要大量投资；其次他们的产品会很快销售出去；第三是从国外进原料。四小龙的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正是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候，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进口原料，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连续起飞好多年。同时通货膨胀也降下来了，经济越来越稳定。中国地方很大，各地情况不一样，我当时考虑，过去我们往往从全国一盘棋考虑问题，而忽视了地区的优势和特点。譬如沿海地区经济本来可以发展快而又不存在过热的问题，但由于我们全国强调快而造成经济发展过热的问题，因为要控制过热就限制沿海地区的发展，使沿海丧失了时机。多少年来我们都是这个样子，要热全国一齐热。一强调稳定，一强调调整，所有地区都冷下来。沿海就是这样多次失去了发展的机会。所以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正是由于沿海有特殊的好条件。因而我们实行与全国有区别的发展战略，才能发挥它的优势。从全国来说，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种优势，其他地区就不能实行像沿海这样的战略。提出沿海发展战略，正是接受过去的历史教训。
第二种意见，是来自几位老人的担心，如陈云就有这种担心。他说：\”你讲这个如果能做到当然好，两头在外当然好，但不容易啊。\”我理解他的意思，进口原料大家都赞成，也容易，问题是进来以后能不能出得去，出不去外汇怎么平衡？这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四小龙可以做到我们怎么就做不到？我们怎么就不能去竞争呢？我认为这里主要有两个障碍，一是外贸体制问题，一是国有企业体制问题。实行沿海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改革外贸体制。一定要让外贸自负盈亏，要给外贸企业进出口很大方便。我当时的说法是，能够大进大出，随时进出。如果像过去官僚主义层层审批，层层限制，许多产品就不能及时出去。外贸体制要为大进大出，随时进出开路，扫清障碍。再一个就是企业体制问题，也就是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大锅饭\”、\”负盈不负亏\”，改起来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当时首先强调发展沿海的乡镇企业。沿海乡镇企业机制灵活，好伺候。我调查过许多出口的乡镇企业，他们交货非常及时，又注重质量，很有信用。
第三种意见，主要来自经济学界的一些学者和计划、外贸等经济主管部门。他们认为四小龙地方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人这么多，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国际市场是在不断调整的、竞争的关系中变化的。只要你产品质量好，费用低，就能扩大自己的份颔。这不是凝固不动的，相互所占份额是会变动的，要靠竞争。所以发达国家就不搞劳动密集的产品了，进行产业调整。新兴国家经济起飞以后，劳动费用也一天天提高了，他们这方面的优势也就失去了。如日本就把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到四小龙，现在四小龙在这方面也不占什么优势了。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劳动资源优势非常大。至于将来也不用怕，你走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好办了。只要先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有了资金积累，技术也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在资金或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上进行国际竞争。那是今后的发展问题，顾虑是不必要的。现在是刚刚起步，何必杞人忧天？何况也不是一下子两亿人马上跑到国际市场上去。这有个发展过程，我们现在才开始嘛。
还有一种意见，属于大国的架子放不下。过去我们因此在经济上吃过许多亏。这种意见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强调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怎么靠乡镇企业出口？我们应该组织大企业集团，搞高精尖的产品出口。这完全是不从实际出发，离开了我国的现实。我们现在出口的是什么东西？有劳动密集的轻工产品，但主要是农副产品，很多是原料，连产品都谈不上。我们强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靠乡镇企业出口，并不影响骨干企业搞高精尖。但我们终究是发展中国家，你再强调高精尖，也不可能搞得很多很多，不可能解决沿海劳动力出路问题。我们先搞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经济搞活以后，反过来更有利于促进我们国家出口高精尖产品、出口附加价值高的产品。当然他们的意见也有点道理，我也一直强调这个问题：我们沿海地区科技力量虽然不如发达国家，但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强，这是我国的特点。所以强调沿海地区的科技部门要和乡镇企业结合，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乡镇企业劳动费用低，机制比较灵活，再尽可能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生产出劳动密集和科技含量相结合的产品，这当然更好了。
还有一种意见，主要是来自中西部的一些同志和国家的一些搞平衡、搞宏观经济计划的同志。他们认为，沿海已经发展比较好了，差的是内地。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沿海，是不是会扩大不平衡？内地有的同志说，发展沿海是锦上添花，为什么不雪中送炭？其实加快沿海地区发展，不仅对沿海有利，也肯定会带动、推动全国经济，包括内地经济的发展。很明显，没有沿海的发展，内地怎么能有那么多人到沿海就业。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了，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规律，势必在中国在滚动，逐渐向劳动费用更低的地方转移。沿海地区劳动费用逐渐高起来，它也要进行产业调整。不能齐头发展，只能互相推动促进。齐头，谁都快不了。沿海是中国的一块地方，他们优势发挥了，对全中国、对中部西部地区都有利。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首先发展沿海地区的优势是必要的。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但发展沿海地区战略提出后，政治局还是通过了，并且在全国实施。虽然\”六四\”以后就不再提了，但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上沿海地区在继续走这条路。沿海地区所以经济继续发展，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大量出口，外汇年年增长，总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外汇储备，不就是按这条路子走出来的吗？当然，\” 六四\”以后不再提了，所以更自觉、更有力地推行这一战略终究受些影响。各个地区情况也不尽相同，凡是仍然自觉推行这一战略的，发展就快，效果就好；凡是不那么自觉或者有点犹豫的，就差一些。
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会见台湾长荣集团董事长张荣发 【171】先生。在谈话中我问他，你们台湾不简单，地方那么小，外汇储备就有几百亿？他说，这不难，你们只要按现在的政策搞下去，改革开放，发展对外贸易，不用很久你们就会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台湾能做到，大陆也一定能做到。他讲得很乐观、很肯定。那时我对他这么乐观的估计，还有点半信半疑，会那么容易吗？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也不那么难嘛！关键是要实行开放，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就是说明一点，只要改革开放，我们经济就能够很快发展。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关于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这是1988年形势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反腐败、廉政建设的问题作为一个契机，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而不是被反改革的人作为借口恢复旧体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过，1988年春节我在广州看到一些材料，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不少权钱交易这类事。不能说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也应该承认，这同经济转型时的环境有关系，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经济要繁荣，政府要廉洁\”.认为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不注意会给反对改革的人一种口实，人民群众也不满意，后果很严重。鉴于这是新形势下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老办法。首先要研究清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才能有效解决问题。比如香港这个地方，六十年代以前腐败非常严重，执法部门很腐败。七十年代搞了一个廉政公署，有个电视片叫《廉政风暴》。这以后腐败的情况就好多了。这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生的，后来文官、警察素质提高了，相应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情况就变了，现在的香港警察同过去大不相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钱权交易。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民主制度的建立，情况就好了。东盟国家就有类似情况。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腐败问题上应该搞得好些。现在搞市场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干净，但无论如何不能使腐败泛滥。这个基本的想法要着手研究。1989 年1月，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试析大陆的腐败》。这篇文章倒是对大陆的腐败作了一些系统的研究。我专门把它转给鲍彤，并写了几句话，说这是一篇专门研究腐败的文章，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组织一个小组专门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剖析，提出自己的对策，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认为这个问题要系统研究，把它弄清楚，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用老的办法是不行的。如果为了防止腐败放弃改革开放，因噎废食，再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行。像解放初三反五反的办法，用杀几个人来解决问题，也不行。
这种腐败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方面过去旧体制削弱了、破碎了，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就产生了这个问题。所以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是必须进一步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譬如权钱交易，现在经济搞活了，有了商品经济，有了市场，许多企业、单位要参与市场竞争，但权力却仍然垄断在政府部门手里。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转轨，还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如果能得到掌权机关的照顾，就能以不平等的条件与别人竞争而获取暴利。又譬如通过一些主管部门把计划内物资变为计划外物资，即用计划价格从物资部门取得商品，以市场价格出售，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再如谁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产品或进口某些商品，他们利用这个差价就能获得暴利。在上述情况下，官商勾结，金钱权利交易，使一些部门、单位以不平等竞争牟取暴利，它就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贿赂。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深入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能下放、应下放的权力尽量下放，进一步解决权力垄断和权力集中问题。这样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的土壤就减少了。这类的问题根本上要从改革中解决。
还有制度化问题。商品经济需要有相应的制度。税务所、公安派出所、银行营业所等等，各种各样的基层执法单位，如果办事规则公开，办事结果公布，提高办事透明度，使人民知道，那么徇私舞弊的现象就会减少。譬如说黑龙江有个地方，那里银行的农业贷款每年公布，贷给谁，收回多少，大家都知道。这样就得到人民的监督，让人民参与。办事愈不公开，愈容易作弊。反腐败应该在制度方面建设。当时北京市东城区在这方面有些措施我很有兴趣。还有河北的一个县，也很受人民拥护。
反腐败从根本上说，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贪污盛行。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另方面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官员行为得不到监督。没有舆论监督，执政党没有监督，官员很容易腐败。随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多元化，广大人民的参与，实行舆论监督，情况会逐步得到改变。像东盟一些国家情况就是这样，台湾地区也类似。随着经济基础变化，上层建筑也相应改革，政治建设要跟上去，主要是解决透明度和人民监督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法治的问题。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必须是法治化的，法律保证的，法律规范的。如果法律不健全，或者执法不能独立，各种干扰不能排除，那也很难办。这里有个法制建设的问题，有个司法独立的问题，党政不能随便干预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的书记处会议上我都提到了。
以上就是我当时对反腐败问题的考虑。中心意思一是要重视，二是不能用老办法来解决，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我在1988年3月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对反腐败有过详细论述。\”六四\”以后李鹏他们在批判我的时候，说我讲改革开放腐败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说我对腐败采取放任态度。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事实是1988年反腐败在我脑子里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88年3月十三届二中全会、6月政治局会议，我都讲了反腐败问题。在这期间我还开过多次座谈会，专门听取基层的经验。我是在积极探索反腐败的问题，想找到一条真正解决腐败问题的道路。我说过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商品经济初期往往发生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解决腐败问题上比他们做得好。李鹏他们断章取义作为我的一条罪状，真是毫无道理。
现在看来，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对这个问题做科学的分析，弄清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它，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央。我还是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和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秩序是连在一起的。包括法制建设、干部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都是不可分开的。
【111】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1964-1980年任国家计委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7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总政治部主任。
【112】 \”四人帮\”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党内最忠实地贯彻毛泽东政治主张的势力。其成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其中江青为毛泽东之妻，其他三人均由毛泽东亲自委以重任。毛泽东死后，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通过中央警卫部队逮捕了\”四人帮\”及其支持者。1981年，在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跋重灾难的内乱。\”这一论断为毛泽东开脱了亲手发动以至始终领导文革的责任，使\”四人帮\”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113】\”翻番\”就是倍增。邓小平在1979年底提出，到2000年底，人均国民收入要实现翻两番，就是要增加为四倍。\”提前翻番\”就是要提前达到这个目标。
【11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受到毛泽东赏识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批判\”右倾保守\”，主张\”生产战贱上\”\”大的跃进\”.把\”大跃进\”作力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迫使各行业纷纷制定不现实的增长指标，普遍虚报各种产量特别是根食产量，直接导致把农民的口粮作为\”余粮\”的大规模的掠夺式的\”征购\”.1959-1961三年饿死的人数（主要是农民）历来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一般估计，当在3000万-4000万人之间。\”大跃进\”成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走向大灾难的里程碑。
【115】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宇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前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力主拥戴毛泽东，而成为毛指定的接班人。五十年代他对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持不同意见，毛泽东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把他迫害致死。 1980年后获平反并恢复名誉。
【116】周恩来（1989-1976）：江苏淮安人。是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至1976年为国务院（1954年以前称为政务院）总理。文革前他倾向于温和政策，文革后尽力紧跟毛泽东，但由于三十年代的个人恩怨，毛对他并不信任。毛临死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批周恩来。1976年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四五事件\”.【117】正式的名称是\”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于1979年3月。1980年撤销后，由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取代。
【118】指赵紫阳1978年2月尚在四川袒任省委第一卡记，尚未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总理）之前。
【119】 1980年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取代了1979年3月14日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实际领导经济工作的机构。赵紫阳任组长，成员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以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赵紫阳（组长）、李鹏、姚依林、田纪云、张劲夫、杜润生、安志文，秘书长张劲夫，顾问吕东、杜星垣、李东冶、周健南。
【120】康世恩（1915-1995）：河北杯安人。1975年任石油和化学工业部部长，1978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121】\”马鞍形\”，本义指下降以后又上升。但在中国当代政治词汇中，\”马鞍形\”是个贬义词，意即经济建设中的右倾机会主义。1958年，毛泽东用\”马鞍形\”一词来打击坚持计划指标文须切合实际的周恩来和陈云。
【122】 \”剪刀差\”主要是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中从农村转移财富用以秋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手段。在中国，政府从农村以统购统销的价格（低价）购入农产品，然后将工业产品以国家规定的价格（高价）销到农村，其结果，就是制造了\”剪刀差\”.\”剪刀差\”是政府对农村歧视政策的结果，也是中国城乡差别的根源之一。
【123】\”统购\”和\”派购\”都是国家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的指令性计划指针。\”统购\”是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这三种最重要的农产品而言；\”派购\”是对生褚、烤姻、黄麻等次重要的产品而言。
【124】但实际上，\”耕者有其田\”的同题直到今天并没有解决。\”耕者有其田\”的本意是土地农户私有，是对中国农民具有极大号召力的政策。一般认为\”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1924年首先提出的土地政策，国共双方都曾经表示过赞成。中国政协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曾提倡 \”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也是国民党政府后来在台湾所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之一。在中国大陆，不久被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化所取代。
【125】 \”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搞了包产到户，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就名存实亡了。因为根据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必须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劳动，集体分配。而包产到户则是以农户为单位劳动，以农户为单位收获。本来，\”分田单干\”是更明确的名词，但在当时普遍保留人民公社的名词尚未取消的情况下，\”包产到户\”是更容易被党的领导层接受的一种说法。必须指出，\”包产到户\”并没有恢复到土地私有制，没有破除中国土地的全面公有制（所谓国有制和集休所有制）。
【126】公粮是指农民铃须以粮食作为向国家无偿上交的农业税。这就迫使农民，除经政府特殊批准者外，非以相当数额的土地投入粮食作物不可，不管自己的土地是否更适合于种植其他作物。余粮，是指农民当年收获的粮食，在无偿缴纳农业税后，凡属超出家人口粮的部分，一律铃须以低价卖给国家。必须指出，第一，农民的口粮标准由政府核定，实际上往往是免于饿死的最低标准；第二，在不存在粮食市场的大前提下，农民只能把仅有的粮食全部以低价\”卖\”给国家，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127】所谓\”一刀切\”、\”剃平头\”，就是在\”压缩指标\”时，把压缩的任务按照同样的比例，分配给各地区各行业，大家按照同祥的比例压缩。这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期间每逢需要减速（或加速）时，编制计划确定指标的基本方法。
【128】邓力群（1915-）：湖南桂东人。文革前是《红旗》杂志副总编，1982年任中宣部部长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中委选举中落选，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29】\”租界\”是指鸦片战争以后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中国的领土上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免除中国本地法律司法权）的外国租借地。
【130】谷牧（1914-）：山东荣成人。1975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1985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79年起，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对外经济事宜。
【131】指一些外国政府专门为了扶植本国工业而提供的低息贷款，条件是铃须用于购买该国出口的设备，不得移作他用。
【132】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最后的腐朽阶段，其中一个特点是为不断重新瓜分市场而友生世界大找，因此也是革命和战争的阶段。
【133】例如，外汇的融通、物资的交换、价格的浮动，奖金的发放，科研人员到工尸兼取，状事第二职亚等等。
【134】胡乔木（1912-1992）：江苏省盐城人。1941-1966年长期任毛泽东的秘书。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35】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县人。1980至1985年，中共中央委员，继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任期中领导了全国先行的广东省的改革开放。
【136】中共十二大于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胡耀邦报告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37】\”保四争五\”意思是保证增长4%，争取增长5%.【138】团拜会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例行春节集会。
【139】 \”四化\”即衣亚、工亚、国防和科孛技木的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四令现代化。邓小平时代初期\”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度成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各\”，但逐渐被\”翻两番\”和\”小康\”所代替。虽然不现实的\”四化\”目标是出于中共领导人急切希望发展经济的愿望，但也同时表现出\”文革\”动荡之后的中共领袖对经济发展的铃要过程缺乏常识性的了解。
【140】不熟悉经济事务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希望主管经济的人经常给他提供信息，即\”下毛毛雨\”.如果向他系统地汇报情况和提出建议，他就指责别人向他下\”倾盆大雨\”，认为自己处在强迫签字的被动境地。
【141】郝建秀（1935-）：山东青岛人。劳动模范。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1998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42】指胡耀邦和赵紫阳。
【143】阿尔希波夫（1907-1998）：Ivan V. Arkhipov，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在中国工作八年，对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有重大影响。1984年12月，他再次访同中国。
【144】徐向前（1901-1990）：元老，元帅。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198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45】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中共推行的一项农村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关键性改革；其实质就是\”包产到户\”，取消集休劳功和集休分配的制度，改力以衣户力自负盈兮的经营单位，从根本上瓦解了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是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没有涉及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
【146】\”小商品\”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专用名词，指无关国计民生大局的小杂品。
【147】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赵紫阳报告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48】作者记忆有误。信中这一句的原文是：\”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见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第535页）
【149】\”北戴河会议\”是中共的一种约定俗成的非制度性的会议。起源于毛泽东在每年七、八月之际，从北京迁居避暑胜地北戴河；以后北戴河成为中共领导人夏天聚会的重要场所。
【150】安志文（1919-）：陕西子州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赵紫阳兼任），1987-1992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151】蒋硕杰（1918-1993）：首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1982年）的华人经济学家，倡导自由贸易，采取汇率与利率自由化等政策。1981年出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首任院长。
【152】四小龙，指的是台湾、南韩、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地区在20世纪60-70年代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资和技卫，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经济上取得了迅速发展。由于这些地区的\”中华文化\”背景，这种发展模式比较容易得到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153】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山村。农业合作化后，大寨以开山凿坡，修造梯田的方式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毛泽东于1963年指示\”农业学大寨\”，作为全国农村统一实行的模式和政策。\”农业学大寨\”迫使许多地方政府追求形式，追求粮食产量，强迫农民种植不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耗费农村劳动力兴建效益低的改造自然工程等等。
【154】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
【155】\”以粮为纲\”是计划经济时期农业方面的标识性口号；是毛泽东亲自提出的中国农业政策的基本思路。在这个政策下，全国农村倾其所有力量去抓粮食生产，釆取了许多毁林开荒，填海造田等破坏生态环境和低效益的做法。
【156】曾希圣（1904-1968）：湖南兴宁（今资兴）人。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在1959-1961推行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后，1962年他改而提出\”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量记工分\”的\”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以缓解农民的口粮危机。1962年被指责为\”单干\”，受到批判和撤职。
【157】华国锋（1921-2008）：山西交城人。1976年毛泽东死后与\”四人帮\”权力斗争的胜利者。1976-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成为\”第二代核心\”，华逐渐失去了一切权力。
【158】杨易辰（1914-1997）：辽宁省法库县人。1977年至1983年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共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
【159】廖志高（1913-2000）：四川省冕宁人。1974年至1982年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60】项南（1918-1997）：福建省龙岩市人。1980年代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61】马文瑞（1912-2004）：陕西省子洲人。197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84年至199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62】金明（1913-1998）：山东省青州市人。曾任中共河北、湖南省委书记。
【163】李尔重（1914-）：河北丰润人。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
【164】山东省东明县位于鲁西南平原黄河南岸，是黄河入鲁的第一县。
【165】双重经营是指个体经营和集体经营互相结合。即，一部分财产和生产过程实行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另一部分财产和生产过程实行个体所有个体经营。
【166】\”三级所有制\”是中共1962年起在中国农村施行的一种极端的公有制度形式，即：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1982年随人民公社的解体而消亡。
【167】这里所说的\”两头在外\”指原料在外，市场在外。即：进口原材料，加工以后的成品出口。
【168】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兴人。1949年起长期担任国家对外贸易部部长。
【169】\”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
【170】王建（1954-）：北京市人。时为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关于经济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的作者。曾获中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
【171】张荣发（1927-）：台湾澎湖人。长荣集团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