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纪念反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上认同学者徐贲先生的说法。他说：“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为了理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世界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而我之所以说“基本认同”，就是另有个别部分，我是不太同意的。比如，记住过去“不是要算账还债”。
据说徐先生已定居美国，他的观点或许适用于大洋彼岸，但不大适合于我们这块土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土地是呻吟的土地，哭泣的土地，流血的土地。从镇反到六四，运动无数，死亡无数，殃及无数。可是，运动的发动者，制造者，领导者，执行者至今一句交代的话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一点悔罪的意思也没有，而是发文件，下禁令，搞愚民政策，要求遗忘和实施强迫遗忘。要知道，毛泽东搞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属于群众性伤害。伤害最深的是社会底层，普通公民，无辜百姓。这是最严重的社会伤害与民族伤害。因此，我们有权要求算账，欠债者必须还债，况且很多是血债、命债。在中国，“算账还债”是理清历史是非对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对施暴者罪行的揭示和受难者倾诉痛苦的权利，其实也就给了执政者一个悔罪的机会。只要他们请求宽恕，中国的老百姓立马就宽恕。不信，请当下中共十七大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们试试。
那么，欠债几多？最完整的“账本”，就是各种档案、绝密文件、秘密会议记录、秘密调查报告、秘密计划、秘密决定、秘密决策等等。这些要紧之物，官方是不会解密的，不会公开的，更不会退还给你。有例为证：去年（2006年），我到成都，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索要作为“现行反革命”罪证的十六本日记、札记和手稿。人家热情接待，细心查找，让你等个够，等到最后给你一句怀着歉意、带着温柔地答复：“对不起，我们找不到。”请注意，人家是说“我们找不到”，可没说“东西没有了”，更不说“东西找到了，就是不给你”。狡猾得这样出色，无赖得如此完美，想发个脾气都叫你发不出来，不愧执政五十年哪！回到北京，就气倒在床。“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我的日记是从1958年开始写的，那上面有父亲的交往行踪，父亲的谈话牢骚，父亲的诗作，一家人的生活记录以及我劳改时的日记。在当局封锁真相、把持垄断一切凭证、材料主、档案、文件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自己动手找“账本”了。一个重要的“账本”，就是我们的记忆。由于我们这个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由于许多个保存的资料被销毁，由于许多亲历者已经消失，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便十分宝贵了。
幸存者幸存下来干什么？我想：除了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恐怕就应当是存留记忆和守护记忆。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忆是一种测试，测试一个个体，一个民族的伦理责任和普世价值取向。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临终前曾自语：俄国无产者，你们还记得我吗？苏联元帅朱可夫死后，一位诗人曾这样写道：“他（指朱可夫）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士兵吗？”这两个细节都令人喟叹，它以悲情的方式告诉我们：回忆是饱含复杂情感感受的“向后看”。这个“向后看”内涵丰富，它蕴藏着对人对事的联系、关切，感受、体验。所以，记忆不只是记住从前的人与事，它们还留住了联系、关切、感受、感情、体验。故尔，记忆在本质意义上代表并记录着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自身最持久、最细致、也最深刻的联系。
自从《往事并不如烟》（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最后的贵族》）出版，很多人给我来信或打来电话，说：“我也想写，但因不是名人，写了也没人看。”我听了，一再解释，且焦急万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建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联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的记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政治运动伤及百姓都以数十万计，乃至数百万、上千万。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里，每个人的回忆，都属于共同记忆。由于执政者长期查禁和亲历者大部死去，原本的“共同记忆”就成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今年（2007）六月四日，《成都晚报》第十四版上刊登的“向坚强的六四死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语。我刚看到它，心潮汹涌，立即给成都朋友发送邮件说：“我一整天都在激动！这个民族没有死亡，真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我的钦佩和敬意。”很快，兴奋变成伤感。原来它的顺利出台，是因为报社从业人员根本不知“六四”为何物，不知“六四死难者”为何人。这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在流失，正在有效地、迅速地流失。掐指算来，距离天安门广场那个血色夜晚，还不足二十年，而我们的年轻人已茫然不知了。这是愚昧贫瘠土壤培育出来的硕大无比的时代苦果，让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来咀嚼吞咽它。
残酷吧？现实从来就残酷。国内不少“八九”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平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六四”仍是他们的心结。到了那个日、那个钟点，有的撰文，有的燃香，有的开着私家车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一圈。三百六十四天上班、聚会、赚钱，唯此一日，祭奠“六四”。年年如此，渐成仪式。这样做，也好。仪式起码可以承载哀思，并提醒人们“今夕是何夕”。到了六月五日又各就各位，该干吗干吗了。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也对，再是英雄豪杰，不也得过日子吗？但我心里总觉得别扭。事情是需要比较的。一比较，质的差异，深浅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我非常尊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女士 。多少年了，她坚持不懈地调查文革的死难者，调查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家庭、死因。与宏大的文革叙事相比，她做的事简直就是碎片，就是粉末。千万别小看这些“碎片”和“粉末”，它们是珍贵的原材，每一片、每一粒都粘肉带血。它们还是强力粘合剂。由于有了它们，“文革”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才有难以撼动的基本数据和无法涂改的基本轮廓。有了数据、有了轮廓，就有了真相。人家王女士在美国，做了我们本当做的事。我们当中有谁在调查“六四”的死伤者？最让人难忘的是那个不断挥臂挡住坦克去路的瘦弱青年。他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么，是从哪里来。可为什么那些政治人物都没死，那些社会精英都没死，那些学生领袖也一个没死？死的都是无名之辈、可怜的孩子。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起那些倒地之后就再没有爬起来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十八年了，为什么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俗话说：雁过留声，人死留名呀。
我尊敬的另一个人，是个不知名的安徽作家。三年前一个深秋的黄昏，他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是个小小行政干部，也是个小小作家。要求和我见一面。我说：“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找个茶社或饭馆，我们边吃边喝边说吧。”“不”他说：“我要说的事，是不能边吃边喝边说的。”口气不容商量，我答应了。心想：什么话，有这样重要？
第二天傍晚，他来了。尽管初次见面，可浓重的乡音，把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之后，他就进入正题。他说：“章老师，我看了你写的‘往事’，我也要写我的往事。”
“好呀！”
他说：“你写的都是上层，我要写底层。”
“那你能简单说说吗？”
“简单说，就是你写贵族，我写饥饿。”说着，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里。”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写着两个人或一个人的姓名。
他抬眼望着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像是农家院落的平面图。”
“章老师说对了。这是我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人组成的大家。”他逐一指给我看，讲给我听：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屋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屋是伯父婶娘住的，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第三……张图，第二张图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的家……。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里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
翻到最后一张——图上，一个小屋里，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它房间都是空白。我说：“只剩一个人了吗？”
他抬眼望着我说：“只剩一个人了。”
“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
“还活着。”
“他在哪儿？你认识他吗？”
“他在这儿，就是我。”
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我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
“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
天乎天乎，百姓何辜！我一把抓住他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
他告诉我：他成了孤儿，他自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后来，村干部可怜他，负担了他的生活，又供他上学。孩子聪明又用功，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还入了党。但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
他对我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里，开始写往事。把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把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五十年来，多少鲜花是盛开在剧痛、死亡、刀口的不幸之上的。现在，他要摘掉艳丽的鲜花，恢复原貌，原色，原本。
“长门柳丝千万缕，总是伤心树。”
安徽老乡走了，消失在京城美丽的暮色之中，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他的记忆尽管是极其珍贵的直接见证物，但终因个人记忆的分散性，大概无须多久，或遗失，或流散，或被消灭。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有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有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二战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个人和民族提供了“灾难见证”与“灾难见证保存”的典范性先例。一切灾难都是人性灾难。所以，这些“灾难见证”，无一不是对一个民族最深刻的人性教育，最良好的素质教育和最完善的道德伦理教育。它相比于我们这里搞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知高出了多少！高就高在它既是对现实的见证，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见证。它不是叫孩子们去“爱某国——爱某个政党，而是使孩子变得更好，了解自身，长得有个人样儿，也活得是个人样儿。
再把话题扯回反右。究竟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是针对谁的？这话还用问？当然是针对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但是，当我们阅读了西方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犹太问题的研究资料以后，才明白自己的认识何其浅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德国犹太女人，一个美国学者。她专门从事犹太问题和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写作与研究。前年是她百年诞辰（1906—1975），大陆多家出版社都在推出她的系列作品。我目前看到的有《精神生活·意志》、《黑暗时代的人物》、《“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等，读她的书，内心非常震撼。
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可以一桩官司为例来说明。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抓住了前德国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正是由他负责，将三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死亡集中营。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开始受审。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当然拥有审判权，而以何种罪行控告他，却成为问题的关键。提出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叫荒唐。负有三百万命债的人，还缺少罪名吗？自当“从严、从速、从重”处理，宣布死刑，立即执行。
汉娜·阿伦特的与众不同处正在这里。她认为阿道夫·艾希曼面临的是“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的罪行，西方社会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首次把“行政谋杀”确认为是“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罪行”。这种罪行的性质是对人类犯罪，纳粹极权是人类之敌，她不同意将这一场人类的浩劫，仅仅放在犹太人受难史中去认识。大屠杀是非常残酷的，从成因到过程也都异常复杂。其间有纳粹的命令，也有犹太人的顺从，甚至是合作。因为在纳粹暴力下，犹太人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就尽量去妥协，对他人冷漠，对世事麻痹。结果呢，每个人胸前都戴上了羞辱性的六角星袖章，生活成了只能喘气儿的日子，到了后来连逃避恐怖的一点可能性也没有了。数百万人排着长队被纳粹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送进焚尸炉。
1961年，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时报》的记者赴以色列参加审判报道。她想，这个刽子手能不是一头野兽吗？当阿道夫·艾希曼被带进法庭，她手中的笔滑落到地板上，这个人不单不像野兽，倒像一只“被关押的绵羊”，说话措辞文雅，理智平静，回答问题一丝不苟。阿道夫·艾希曼还表示能在耶路撒冷当众绞死，自己对此感到满意。现场审判的情景，使汉娜·阿伦特认识到：有名的大战犯原来是个级别不高的公务员，他只是严格遵守纪律，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了帝国命令而已——施暴者的凶残和受虐者的顺从，在汉娜·阿伦特那里，具有同等的分量和意义，他们一起指向了极权！所以，要求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应该尽可能多地公布真相！不是公布一部分，遮掩另一部分，被遮掩的部分往往是“阴暗”篇章和“灰色地带”，布满伤痕，也充满教训。但要想避免类似的灾难再度发生，就必须这样做，绝不能把灾难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否则，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于给历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全人类的未来。
反右不也是这样吗？1957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策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没有他们的热烈拥护，积极配合，主动出击，民主党派的反右运动能那么酣畅淋漓、满盆满钵吗？在这本书里，徐庆全先生《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一文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文坛反右的情况，看得我毛骨悚然，心胆俱寒——上边为了搞丁玲，决定从陈企霞下手；为让陈企霞低头，决定先从他的女友柳溪下手；为了叫柳溪开口，决定找到对她有知遇之恩的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一番工夫，几番拨弄，目的达到了，也准备停当。当柳溪站到了批判大会的讲台前，一向嘴硬的陈企霞惊惧不已，精神几乎崩溃，“像木头似的杵在那里”。批判会前，中共文艺总管周扬还特地接见柳女士、这个纪晓岚六代孙，并指示：“柳溪是起义，不要划为右派，也不要开除党籍。”会后，陈企霞不得不低头认罪，并在家中向妻子表示自己要交代揭发问题。妻子赶紧向上汇报，周扬得知情况后，连夜接见陈企霞，亲切握手，说：“党是要你的” 。没几天，当丁玲看到陈企霞站到批判大会的讲台前，这个坚强高傲的女作家，同样惊懅不已，精神失去支撑。她“无以作答，欲哭无泪，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一切都是由周扬亲自指挥的，但又是在整个文坛积极响应下进行的，又是在受虐者的密切配合下完成的。周扬早就说了：“利害之心胜过是非之心”，为了身家性命，对朋友，对情人，再厚的交情，再纯的爱情也都不得不抛撇于身后了。结果，周扬并未兑现“党是要你的”承诺，他们被一网打尽。“在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顺从的工具，成了你倒霉的原因……”
所有的顺从，都可用人的趋利避害之本能来解释。实际上，这是国家在极权主义道路上，人类于绝境中摧毁人性、侵犯人性、残害人性的表现。所以，汉娜·阿伦特在她撰写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它（指极权统治）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摧毁人的本质。”这位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一再强调：由于人残忍地对待他人，才使一部国家机器、一个政党意志（包括它的科技手段、秘密警察、层层官员、级级组织），得以大规模地迫害公民。制度之恶吞没了所有的人，而被吞没者所表现出来的恶，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则更具普遍性，更可怕。举个例子吧，1957年5月21日，正值整风鸣放高潮。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贴出一张题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公开为胡风招魂（刘以为胡风死了）。很快运动从鸣放转入反右，北大同学对刘奇弟的围攻，从一开始就异常猛烈，强迫他低头弯腰，直呼其为‘反革命分子’。刘奇弟不服气，即招来更严厉的惩罚。只要他开始讲话，便有同学上去搧他的嘴巴。这个痛心的例子，足以说明顺从者的作用了——说明“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以成为刽子手……任何人都可能无端地成为暴力残害的对象，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凶残狠毒的打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这是汉娜·阿伦特极其精辟的论述。
受害者跟着加害者走，一步一步地丧失人性，每次运动都是这样，岂止一个反右。后果是整个社会与中华民族的道德沦丧；后果是从围观活剥狗皮到山西黑窑奴工现象层出不穷，惊心动魄，且延续下去。面对某种强大的存在力量，个人情感与需求无论多么重要，多么真实，似乎都无须获得尊重。于是，连人的生命也都变得像草一般，轻飘飘。难怪任何一次灾难发生，传媒都不怎么报道死难者的情况，五星红旗也从不为哀悼死难者下降半寸。还记得吗？1994年12月8日是，新疆克拉玛依发生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325条生命瞬间丧身火海 。其中，288位是成绩优异且多才多艺的孩子。就在那令所有的人悲痛不已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仍然高高飘扬。我和同事们气愤得真想搭个梯子，把它扯下三尺。真的，快别给咱的孩子上什么充斥着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课了，也快别在中央电视台给咱老百姓灌大碗“心灵鸡汤”了。要紧的是恢复人性，恢复人的常态！现在，哪一级政府、哪一位官员能明确告诉我们：在专制制度下，人性和良知当来于何处？家庭？学校？还是政党？他们恐怕无法回答这个严峻又急迫的问题。良知的获得是非常需要有自省意识的，即“扪心自问”。遇事“扪心自问”，比啥事都“心安理得”能更多地健全人性。尽管今天的神州大地处处高喊“以人为本”的口号，但当下的各级政府和官员缺的就是人性。更糟糕的是，我们制度本身就缺乏人性，才导致各种闻所未闻、屡禁不止的丑态，丑行，丑闻。这不是搞自律自查或让官员有高学历或上党校所能解决问题的。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党卫军里就有许多博士，而反动的排犹运动也非希特勒一人所为，它还是遍及欧洲的普遍情绪与思潮。
面对共同记忆，面对过去创伤性记忆是需要全民族来共同承担的，反右运动的历史不是五十五万右派和他们的亲属子女子的私产和包袱，也不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私产和包袱。反右运动从政党性质、意义上消灭了民主党派，但更重要的是它消灭了人格。令人自己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澌灭人性，摧毁人伦，将每个人潜藏很深的动物性、兽性都开掘出来，泛滥于社会。五七历史，是“背叛史”。中共公开背叛盟友，公开背叛联合政府的誓言，公开背叛宪法和国民。当然，中共也是彻底背叛了当初的自己。就像当年聂绀弩满怀悲愤对准备入党的戴浩所言：“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
几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怜中国的小老百姓！”五七历史，还是“独裁史”。毛泽东通过反右，双手掀翻联合政府，一脚踢开国家宪法，在一个被称之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度里，全面复辟封建专制。从最初标榜的人民民主专政，退到无产阶级专政，再退到“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独裁统治，只经过了七年。咋才用七年？毛泽东靠的就是一系列运动。因为“能够使大众政治化的，不是政党而是运动”。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独裁竟然像一份珍贵遗产，被以后几代中共领导人和决策层保留继承下来。毫不过分地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黑暗都与“这份珍贵遗产”相关、相连、相通。为什么许多事情要最高领导人批示才管用？难道庞大的行政机构和上千万的公务员全是窝囊废？不，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权性质——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我读到过一些文章 ，通篇是把反右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大骂一通，再以最正义的理由把它“铲除”。1949年以后，共产党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地主、富农、旧军政人员、工商业者、教授学者、知识分子的。我们不能如法炮制。所有犯下的罪行要用法求得必须的清算与必要的惩处，在此前提下，求得合情合法合理的“和解”。结束“以暴易暴”的历史传统和政治循环。所以，我要说：纪念五十年前的反右，其根本意义是为了五十年后，百年后。
我们纪念反右，向加害者索赔是应该的，讨个说法更是应该的。为什么不赔？而且应该从中共的党产里拿出钱来赔偿！道歉更是起码的事了。赔偿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共产党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我在《一片青山了此身》一文里曾有讲述——1958年，父亲（章伯钧）划为右派，戴上帽子。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三个被撤职的内阁部长（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气氛凝重，谈话简短。接见临近收尾，父亲问：这个运动划了多少右派？周恩来答：大概有二十二、三万吧。
父亲后半辈子都在念叨这个数字，像背十字架一样背着它，走进坟墓。父亲哪里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官方披露出新的右派数字是五十五万，受难者翻了一倍多。二十一世纪又能了更新的数字是一百万以上。每个划为右派的人，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结局呢？还有整个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性质……所有的一切，因真相被严密封锁，因死守“反右扩大化”的结论，时至今日仍然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我们不能像对待日本的南京大屠杀那样，自己说被杀者三十万，那么请出示三十万人的名册，我们却拿不出来了。连“南京大屠杀”的纪实影片，也是外国人拍摄的。一位姓陈的先生看完影片，在网上写道：有钱的没钱的，有车的没车的，工作了结的没了结的，都该掏钱买票去电影院，领回属于自己的那份耻辱——这是多么痛苦的呼吁啊！所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对反右运动，共产党必须交代清楚。我们自己也要搞清楚。而把事情弄清楚，不过是事情的第一步！中国人对二十世纪血泪历史的梳理、反思、归纳、研究、总结，才刚刚开始。
重要的是——开始了！我们决不后退，谁也无法禁止。
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接到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晓琳打来的电话，我颇感意外。多少年了，我们彼此相知，却无联系。她知道我一个人度日，我知道她与生母相依。晓琳说：“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你的书（指《最后的贵族》）。”“你买的书，居然这样贵？”答：“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已经被禁了。我是在黑市买的。”“晓琳，谢谢你的阅读。”
她说：“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的父辈对不起你的父辈，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民主党派。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所有的受害人，对不起所有知识分子，更对不起所有的老百姓……” 一连几个「对不起」，从没听见过的「对不起」，像层层细浪拍打、湿润一颗衰老干枯的心，我呜呜地哭了。晓琳也咽声而泣。后来，我们各持话筒，默无一语，只有哭泣，哭泣。她是谁？她是林彪的大女儿，亲骨血。
“叹乌衣一旦非王谢，怕青山两岸分吴越。”
我需要记忆，她需要记忆，我们带着各自的感受与体验一同记忆。
2007年6—7月县城北京守愚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