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写于秦城监狱）
对于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指控我“在1989年4月至6月期间”（以下简称“八九学潮”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活动”，所列举的具体事实，将由我的律师在辩护状中逐一反驳，解释和说明，这里仅限于正面陈述我与“八九学潮”的关系。这就需要：首先一般阐明“八九学潮”的性质，然后特殊地说明我本人在其中的行为及其性质。
（一）“八九学潮”的基本性质
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我目前正在进行的重新梳理中国文明和现代化的历史的工作尚未完成；第二，时间相距之近，许多史实尚未澄清；第三，本人身陷其中，难以做出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客观分析；我现在无意对“八九学潮”进行深层次的剖析，而仅局限于对表面现象的归纳。在我看来，“八九学潮”是一个感情真挚、动机良好、思维偏执、处置失当、结局悲惨、后果深远的历史性事件；它的整个氛围，整个进程，整个结果，都笼罩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它的悲壮的美感将永远值得人们赞叹，并极大地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
1.情感真挚
“八九学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自始自终燃烧着炽热的真情实意，因而拨动全国亿万人的心弦。李铁映、阎明复等党政要员在劝说学生时流下的真诚泪水，病床上的绝食学生向胡启立等吐露的肺腑之言，5月21日傍晚自发上街设置街垒的百万市民的同仇敌忾，6月3日深夜挺身而出阻拦坦克的孤胆青年的凛然正气，这些都是感情内向、举止稳重的中国人不常见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是焦虑的冲动。十年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后，国人第一次了解到世界各国的真相。只是到了1987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所有各阶层才完全看清了自己与他人的差距。在19世纪中叶，中国还是环太平洋地区最强大和富裕的国家；19世纪下半叶，加利福尼亚首先崛起；20世纪初，日本和俄国远东地区把中国甩在了后面；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一鸣惊人，与中国大陆的差距迅速拉开；20世纪80年代，东盟各国又明显超出了我们一头；下一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安慰赛，谁会成为获胜者呢？——不仅知识分子早已忧心忡忡，现在连普通民众也感受到了差距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不仅希望经济高速发展，而且希望政治日新月异，这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
其二是不满情绪的爆发。从1986年起，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日益高涨，终于在“八九学潮”中来了一个总爆发。从七十年代末的“人心思定”到八十年代末的“人心望变”，这不是哪几个人煽动的结果，主要是政府自身对民意反应迟钝，政策失误的结果。1984年以后政府组织的经济改革几大战役接连败北，导致198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超过两位数，居民实际收入首次明显下降，使广大群众难以忍受。1983年整党走过场后，以权谋私、政治腐败现象越来越猖獗，1987年起党政军一齐经商办公司，“官倒”横行无忌，爆发户日进斗金，社会分配不公加剧，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整个八十年代中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社会协商沟通渠道迟迟没有建立起来，除了街头行动外没有其他有效政治表达方式，导致信息失灵、决策盲目、反馈迟钝、责任不清，知识分子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已经达到极点。群众不满的发展曲线和已经达到的烈度，几乎每一个明眼人都可以觉察到，很多人都对其随时可能爆发的紧迫性、危险性做出了预言和警告，然而政府却一直无动于衷、无所作为，一直等到悲剧发生。
其三是同情心的驱使。中国人是富于同情心的民族。1976年，人民于周恩来、邓小平的同情导致了四五运动的爆发；同样，1989年，人民对于胡耀邦、赵紫阳的同情导致了学潮的发生和扩大。胡耀邦在台上的的时候，他的身材矮小、举止活泼常常成为群众嘲讽的对象，而他一旦作为“八六学潮”的替罪羊下台后，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同情心马上转向了他。人们回想起了他在1975年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在1978年前后为平凡“冤假错案”所做的特殊贡献，在十二大前后为实现干部新老交替付出的艰巨努力，以及他与党内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友好交往。因而，他的突然逝世使他成为继周恩来之后最受人民爱戴的英雄和领袖。对赵紫阳的同情更具有戏剧性的色彩。赵紫阳原本是应当对1988年以后的经济困难承担重要责任的人，而他在兵临城下时的被迫下台，使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而学生的自我牺牲行动又得到了市民的同情，因为广大群众完全清楚学生是没有任何私利可图的，他们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国家与民众的利益。
上述这几种情感在“八九学潮”中完全是自然流露，发自内心的。应当说，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一个有希望、有前途的民族必然是感情充沛的民族，这样的民族即使跌了筋头，爬起来还是会迅速赶上来的；而一个老气横秋、麻木不仁，没有同情心、正义感的民族才是真正没有希望的民族。“六四”以后出现的空前冷漠和一片沉寂，实在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但是，我们也不赞成放纵感情；感情离开了理性的指引，就会变成盲目的、可怕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2.动机良好
自发卷入“八九学潮”的群众人数之多，是中国现代史上所罕见的。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动机，卷入运动的各种人所希望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八九学潮”中作出了明确表达的，对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实际影响的，主要有以下三种动机。
第一种动机是反对政治腐败，社会紊乱和物价飞涨，这是卷入运动的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愿望。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意向，它只指出了不满和反对的对象，而没有给出肯定性的明确目标；即使有这样的目标，也是极其笼统和泛泛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寄希望于学生，也寄希望于政府，他们想要通过“八九学潮”，给政府一个强烈刺激，促使政府振作精神，刷新吏治，改进工作。
第二种动机是要求重新评价“八六学潮”和胡耀邦，加强政治公开性和提高政治透明度，扩大新闻出版自由，这是卷入运动的绝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更高层的愿望。在新闻出版自由实现以前，争取这一自由是知识阶层永恒的话题，首要的意愿和不可扼制的冲动。每一次挫折都会使下一次要求更加强烈，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术界、文化界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与企业自主权对于企业家，土地承包对于农民，按劳分配对于工人相同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种动机是加速政治民主化进程，真正地、全面地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卷入运动的一部分政治意识较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愿望。否定北京市政府的“游行十条”和要求“高自联”合法化，就是集中地反映了这种愿望。为了达到这一层次的目的，一些人希望看到政府的人事改组。
上述几种动机都是正当的、合理的，也是合宪的、合法的。但是，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安排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政府不可能一下子接受全部的这些要求。我在1989年5月15日的讲话中就曾经指出，要求过多、过急，操作者和社会都难以消化，结果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目标的实现。一部分青年学生对于这个道理并不是很清楚的，他们的这种政治幼稚性是令人遗憾的，然而，这并不能导致否定他们动机的良好，进而否定“八九学潮”的基本性质。
根据官方新闻媒介的说法，在“八九学潮”中似乎还有第四种、第五种及第六种动机，这就是实行多党制，“打倒共产党”，“要把4600万党徒全部消灭干净”。对于这些说法，我本人深表怀疑。
尽管在参与“八九学潮”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肯定有人把多党制视为比一党制更理想的政治制度，但是，仅有这种想法并不能构成群众运动的政治动机和目标。在“八九学潮”之中，不论是“高自联”和“广场指挥部”的学生领袖的历次声明和要求，还是知识分子发起的历次签名宣言，乃至涉及数百万人的游行示威中打出的成千上万个横幅标语口号，都没有提出过“实行多党制”。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八九学潮”与随后的东欧国家大规模群众运动政治动机与目标的不同，反映了中国与东欧国家国情和群众政治意识的重大差异。如果硬要把它们扯在一起，这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者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和值得高兴的事情。
据说一些参与过“八九学潮”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具有“打倒共产党”的动机。所谓“打倒”就是要取缔该政党。并追究该党领导人和骨干成员的政治和法律责任。但是仔细考察一下官方新闻媒介透露的消息，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民阵”主席严家其在海外只是说要组织“反对党”，该阵线秘书长万润南表达得更清楚，要“成为共产党以外的制衡力量，回中国去。”该阵线筹委会主席和理事陈一谘则希望“促进中共的内部分化”；唯一的例外是青年学生吾尔开希曾撰文讨论“打倒共产党”的几层含义。说严家其、万润南、陈一谘等人在“策划”“八九学潮”时就“阴谋”“打倒共产党”，显然是荒唐的。因为，他们不仅当时本身都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公认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热门候选人。吾尔开希则显然是在个人遭受不幸和思想受到强烈刺激之后才发生了某种转变，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是以提倡“打倒共产党”而被推举为学生领袖的，或者他曾经以学生领袖的身份煽动广场上的学生“打倒共产党”。
最后一种动机，是陈希同1989年6月4日晚的广播讲话中提供的，据说，“在这起反革命暴乱中，极少数挑动者和策划者……狂妄地叫嚣，要把4600万党徒全部消灭干净”。对于这种说法，人们从来就没有认真对待，而普遍认为它是北京正义路附近某机关大楼里摇笔杆子的人炮制的。这种普遍的看法现在进一步得到证实，因为迄今为止，公检法机关既没有提供任何确实证据，也没有把它的炮制者、煽动者送上法庭。如若不然，又有何必要对此讳莫如深呢？有何理由将之藏之深闺，秘不示人呢？
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也可以为这种手法提供一个旁证。为了给运动及有关人士“上纲上线”，个别人是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的。
1989年7月，国家教委编的《惊心动魄的56天》一书就对我进行了造谣，说我于1989年5月21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6个分指挥部参加的会议，参加者有体改委、社会科学院、中信公司研究所等单位的人。会议要求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准备办报纸，搞《李鹏其人》的材料。要求指挥中心一天换一个地方，最好能到部队高级干部的宅院。要求一些指挥人员转入地下，并确定密码等特殊联络办法。”这纯属于虚乌有，毫无一点证据。
1990年7月21日《中国教育报》，199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1990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三次登载了同一段话，声称“胡耀邦同志逝世的第二天，大学还无动静。‘这天上午，大约15人左右的一小伙人在北京蓟门饭店举行秘密会议。除了后来的学生领袖王丹之外，其他与会者都是知识界人士。’从去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这伙人几乎天天开会，组织极其严密，都有电话传呼互相联络。秘密领导着民运的发展”。这段话假借转引外刊文章的名义，而关键性的话（单引号外的话）全是转引者自己编造的谎言。
我认为，根据这种“国会纵火案”式的“事实”（“国会纵火案”少还准备了假现场和假被告）来确定“六四”的“反革命暴乱”性质，是政治上不老实的态度。这种做法是必然要被世人嗤之以鼻和钉在耻辱柱上的；其始作俑者，害党祸国，罪及大批无辜，损伤民族元气，绝逃不脱历史的公正裁判。如果不想成为千古罪人，就应当勇敢地站出来，说明自己捏造事实、欺骗世界的真相。而且，他们这些人捏造的事实，绝不止上述的一个两个，也绝不限于“六四”前后；这些虚假的情报对于导致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诱导作用。
3.思维偏执
对于参与“八九学潮”的广大学生的动机和情感，人们并没有很大分歧，政府不仅赞扬过学生的爱国精神，而且确实也肯定过他们的行动是“爱国民主运动”。那么，最后的悲剧又是怎样造成的呢？现有的两种解释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一种解释归咎于暗地里搞阴谋诡计的“抓得住的手”。从现在的安排来看，这只手似乎最有可能是我的手了。其实，负责做出这种安排的人的内心也是不相信的，他们完全知道加罪于我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因此，我们不必十分重视这种解释。作为一名研究群众运动的政治学者和一名“四五运动”、“八九学潮”的亲身经历者，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完全不能支持有人能够一手操纵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说法，更不用说我本人能够左右“八九学潮”的说法了。参与学潮的学生，尤为反对和厌恶所谓“黑手”“操纵”的指控，这种指控本身给“八九学潮”火上加油。
另一种解释归咎与冥冥中起支配作用的“看不见的手”。把所有不好解释的原因和不愿承担的责任都贴上“客观规律”、“必然性”的标签，这是典型的懒汉哲学和懦夫哲学。譬如，把“六四”悲剧和“国际风云变幻”、“国内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就多少是牵强的。事实上，东欧国家的剧变不是发生在“六四”以前而是以后，与其说是东欧国家的事态影响了“八九学潮”，不如说是“六四”惨案改变了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从而影响了东欧国家的政治格局。如果说某个人在“八九学潮”以前是无产阶级，卷入运动后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承认错误，具结释放后又变回到无产阶级，这种变戏法式的“阶级斗争”与客观标准和必然规律是毫不相干的。
“抓得住的手”导演的是历史的闹剧，“看不见的手”决定的是历史的正剧，真正的历史悲剧则具有偶然性、人为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宿命性的双重特征。真正决定“八九学潮”的悲剧性质的，是与导致罗米欧和朱丽叶死亡的因素类似的某种心理上的东西，某些支配着学生和政府双方行动的全社会共同具有的思维定势，某些长期以来已经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群众接受的并不具有真理性的信条。这里面包括政治斗争的概念和原则，也包括对“五四”、“一二九”和“四五运动”等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传统观念。前者来源于以《联共（布）党史》为代表的一批本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御用文人制造的马克思主义赝品，后者来源于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喜欢美化和 “谩骂”（谋著名学者语）的历史学家精心改造和重塑过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神话。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讲过，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但并没有讲过它的逆命题。继承了古代中国学者不喜欢逻辑的思维传统的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孝子孙们却偏偏喜欢“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这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命题，并以此来拒绝和压制人们的一切政治要求。同样，他们也把政治斗争统统贴上“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标签，并以此来加罪所有的与政府执不同政见的人。对政治和政治斗争概念的曲解所导致的一系列政治悲剧，尤其是“八九学潮”的悲剧，雄辩地证明了政治学研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证明了压制政治学研究和压制人口学研究一样，人们将为藐视科学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参与“八九学潮”的学生领袖，根据他们从官方统一审定的教科书上学到的历史知识，夸大了群众运动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夸大了学生运动在国民运动中的地位，夸大了自身和政府在决定事态进程上的力量对比，夸大了积极政治目标在群众中获得支持的程度和实现目标的可能性。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近现代史上历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结局主要取决于政府方面的态度，运动所能构达到的目标则通常是那些为社会阶层普遍支持的最低要求。“五四运动”是在当时南北两个政府都不赞成巴黎和会屈从日本，中国与会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情况下，由社会知名人士所组成的国民外交委员会直接发起的，学生们反对的除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蛮横态度外，只是政府中的几名亲日派部长，运动并不具有反政府的性质，更没有把矛头指向掌握实权的军阀。“一二九运动”是在南京中央政府和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矛盾重重，双方谁也不愿开罪民众的情况下爆发的，得到国民党这个执政党内外多数政治派别的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的《八一宣言》，刚刚把斗争目标从反对国民党政府转向推动政府抗日，在这种普遍呼吁一致对外的政治背景下，运动实现了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对日更加强硬态度的最低目标，但没有实现左翼分子提出的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的高层次要求。“四五运动”是在中共中央内部两派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时，在其中一派的暗中支持、默许和纵容下才得以出台和扩大蔓延的，它的基调是怀旧和还原，而不是创新和改革。因而华国锋在执行这一运动的政治遗嘱时才没有感到必须举起改革旗帜。真正预示了即将席卷中国大地的改革潮流的是1977年初开始的早期民主墙运动。
政府方面则根据自我美化和拔高了的历史经验，夸大了群众运动对政府的实际威胁，夸大了群众运动的反政府性质，夸大了组织者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作用。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狭义“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也不象后来宣传的那么重要。如果没有国内各社会阶层和主要政治派别一致要求抗日的政治氛围，当白区党组织全盛时尚且组织不起来小规模的飞行集会，在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的情况下怎么反而可能策划、煽动、指挥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呢？此外，缺乏政治学家咨询顾问的政府领导人，对于世界范围的群众政治运动史实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了解。综观各国政治发展史，最激烈的言论往往是要求言论自由的言论，最浩大的游行往往是争取游行自由的游行，最长期的罢工往往是捍卫罢工自由的罢工。越是得不到手的东西人们越是想要尝一尝，一旦到手后反而食之无味，甚至自动放弃行使自己的权利。这种政治发展的经验规律，一直没有被我们国家的执政者所掌握和运用，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承受风口浪尖上最重大的政治压力。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如果只堵不浚，这种压力最终必将达到冲垮堤坝的程度。
双方共同信守的某些思维定势，使妥协的可能消失，使对抗加剧；从而促使紧张局势逐步升级，一直到开枪动武，血染长安街的悲剧出现。
4.处置失当
对于“八九学潮”的处置失当，政府和学生领袖各有自己的责任，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阶层也都不无关系。但是，悲剧的最重大责任只能由政府来承担。政府方面的政治素质经验，行政组织程度、警察军事手段、妥协让步出牌，都远非其它方面能够比拟，它始终处于事态的主导和决定性的地位。某些政府领导人受偏执的思维定势支配，在错误的信息情报引导下，采取了拖延、恐吓、镇压的不明智对策，而没有采取安抚、谈判、妥协的明智的作法，导致学生、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的不满节节上升。假情报的提供者和错误决策的制订者是无法洗刷自己的责任的。下面，我们分六个阶段分析一下“八九学潮”的进程。
4月15日至4月22日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运动完全是自发地产生和演进的。事实表明，学潮是同时在各个学校爆发的，唯一的指挥号令就是胡耀邦的逝世，这与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的情况是相似的。尽管王丹在“八九学潮”之前就已经小有名气，但即使没有王丹，学潮同样也会发生。至于吾尔开希等人，则完全是在学潮已经爆发后才应运而生的，这种情况与四五运动中我本人的情况是相似的。在这一阶段，学潮的口号和要求围绕着悼念胡耀邦的方式和对胡耀邦的政治评价。政府在这一阶段，事实上接受上学生的部分要求，这反映在对胡耀邦的悼词内容上。如果说政府在此期间反应格外迟钝，这是由于当时两派矛盾尖锐，政府内部严重不和，在此情况下谁也不愿意当出头的椽子，被对方捉住把柄。
4月23日至4月27日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运动从自发走向半组织化，知识界的一部分人开始介入学潮。学潮从非正式罢课转为正式罢课。“高自联”成立了，口号和要求的政治性加强和突出起来，在政治情报不灵，对学生的情绪和反应估计不足的情况下，“四·二六”社论发表了，从而激起了学生的“四·二七”大游行。“八九学潮”期间，我曾在多种场合谈到，尽管我个人反对用镇压措施对付学生，但从理论上做全面的分析，镇压不失为解决街头事态的手段之一，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它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既然下了压服的决心，就要准备好压服的实力，如果没有准备好消防车和催泪瓦斯，如果没有派军队堵住学校的大门，就虚张声势地吓唬学生，结果是压而不服，这就无异于鼓励学生和刺激学生闹事了。关键的问题是中间层习惯于贪污真实信息，欺上瞒下，揣摩领导意图提供假情报；而没有准确的信息就必然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4月28日至5月12日是第三个阶段。在学生和市民“四·二七”大游行的压力下，政府开始逐步退让。4月29日，政府代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首次与学生代表进行了谈判性质的对话，并约定继续进行谈判。由于政府方面的迟疑、含混、软弱，谈判没有取得进展。首先，政府是在学生游行成功的情况下过迟地接受了对话的要求，这就使学生难以相信政府领导人的诚意。其次，政府没有明确地制定自己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谈判条件的边界，这就促使学生不断提高要求的价码。最后，政府由于内部分歧、没有一贯明确原则和不懂谈判技巧，使有效的协商谈判无法形成。
5月13日至5月19日是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学潮升级为绝食，使矛盾极度尖锐化。采取大规模的绝食行动，是政府采取不平等对话方式、拖延真正有诚意的谈判的一种反应，也是一部分学生领袖政治上不成熟的集中表现。这些学生领袖至少犯了三个重大的政治错误。第一，在仍然存在着谈判解决问题可能性的情况下，贸然决定将行动升级，这是缺乏必要的耐心和自我克制的表现。第二，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搅在一起，这是最幼稚和最糟糕的政治举动。尽管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少先例可以援引，但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和民众通常是不这样做的。以此次海湾战争为例，在开战前美国国会仅以参议院54：47,众议院250：183的微弱多数票授权布什总统必要时动武，在开战后，美国国会却以参议院全票，众议院399：6的绝对多数票支持美军作战。在国内政治上泾渭分明，对外则采取举国一致的立场，这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政治表现。第三，在一些老资格政治家政治生涯的巅峰和终结时刻，严重刺伤他们的政治自尊心，这是很不明智的。从汉武帝以来，中国历代执政者都十分重视国家的威望，为了维护国家荣誉，甚至不惜付出人员牺牲和物质损失的重大代价。尼克松访华，是使毛泽东含笑九泉之下的民族光荣；而戈尔巴乔夫访华，竟然没能受到红地毯的接待，这就伤害了那些为此付出心血的国务活动家的感情。戈尔巴乔夫访华以后，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学生绝食的心情不是兴奋而是焦虑，他们完全理解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为之泣不成声的原因和涵义。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工人、机关干部和普通市民却出于对学生的同情和某种希冀，对绝食学生采取了“声援”和支持的态度，使绝食学生难以下台，使劝导绝食学生的知识分子的工作难以收效。
5月19日夜至6月2日是第五个阶段。5月19日这一天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其错误是多方面。首先，在各方面的劝说下，学生绝食行动在这一天已经出现了转机，政府既然已经忍耐了许多天，完全没有理由不能再等待一两天。其次，政府不应当“不宣而战”，在没有宣布戒严的情况下，大批军队开入市区对学生采取军事行动，事实上是违宪和不合法的。再次，政府不应当临阵换马，不召开中央全会就撤换赵紫阳，不召开人大常委会就实行全市性事实上是全国性的戒严，这都造成了部队调动不是针对学生而是发动军事政变的印象。由于邓小平、陈云、赵紫阳没有在“五·一九”大会上露面，由于乔石、胡启立在电视屏幕上脸色阴沉，由于万里在国外宣布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由于各民主党派声明支持学生，由于各种“邓小平被暗杀”的传言不胫而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当时认为已经面临军事政变和内战边缘，同时也认为知识分子将是大镇压、大屠杀的主要对象；因而，包括许多过去从不关心和不介入政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挺而走险，争个鱼死网破。几天之后，情况逐渐澄清，知识分子的激动情绪略为平稳了些，但是广场上的学生却撤不下来了。政治妥协，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是一个过于稀缺的要素，无论政府还是学生，都对它非常陌生，难以运用。
6月3日和4日，是第六个阶段。即使政府下决心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开枪也是不必要的。用数十万军警对付几万赤手空拳的学生，本来用血肉之躯、警棍盾牌、水龙瓦斯也就绰绰有余了。因此，政府领导人至今不肯透露是谁签发了允许向学生开枪的命令。6月3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分子进行大逮捕，最后数字据说只有数万人，而不是当初公检法部门从5月底开始奉命腾空监狱，准备接待的几十万人，也不是一些人预计的几百万人，这应当说是不幸中之大幸，逃亡者人数至今不详，我个人估计，至少数以千计。
5.结局悲惨
1989年6月4日上午，我在我家居住的宿舍院子中听到几位老人悲愤的谴责。他们说：军队如此规模的屠杀老百姓，在北京还是庚子事变以来的头一遭，两次改朝换代都没出现这种情况。在随后一些天里，校园里张贴的是被坦克碾死的研究生尸体的照片，电视屏幕中播放的是被烈火烧焦的解放军战士的镜头，中华大地上到处出现车辆燃烧的浓烟、广场洗劫的狼藉、斗争的号召和复仇的誓言……在改革开放、歌舞升平十年以后出现如此的悲剧，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数以百计的优秀青年（包括许多研究生、大学生和解放军官兵）丧生，数以千计的无辜人员负伤，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捕，数以亿计的物质财产损失。
青年学生再一次由狂热转为冷漠，大批海外学子（包括比国内现有博士人数更多的博士和博士后学者）滞留国外，文学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和理论学术界的全面萧条至今尚未复苏。
新权威的鼓吹者变成了反政府分子，卓有成就的民办实业家变成了职业政治家，理论研究的行家里手勉为其难地操起了组织工作者的家什，一批耀眼的政坛新星陨落了，第二梯队全军复没，曾经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国务活动家不是在举国称颂而是在一片萧瑟中悄然隐退了。
悲剧性的事件，悲剧性的人物，悲剧性的国家！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啊，我为你悲伤。
6.后果深远
对于象“八九学潮”这样空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般的成功失败标准是完全不适用的。如果没有这次运动，肃贪廉政工作就不会获得如此推动；清查小金库，整顿不合理的罚款，减轻农民负担的努力就不会如此认真；打击“六害”专项斗争也不会如此坚决。这些，是依靠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牺牲作为代价的。
“八九学潮”给社会有机体留下的最致命的创伤是深刻的内伤，而不是外表的硬伤。八十年代好不容易才初步形成的对于社会发展目标的全民族共识不复存在了，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向两极分化，返回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那种路线斗争的格局。1988年开始出现良好兆头的社会伦理整合趋势逆转，“精英文化”严重分裂，不守规则、不讲公德、专门利用人性弱点为个人牟取利益的“痞子文化”趁机肆虐。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的政治分歧扩大，“代沟”加深，政治不稳定感加剧。现在人们的心理预期大多不是确定型的，而是不定型的；不是简单外推型的，而是危机前瞻型的。不测事件的可能概率大大增加。政府的变态的防范心理其承受能力下降，维持现状的保守态度越来越时兴。各项改革原地踏步，难以向纵深推进发展，“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征兆日益明显。
“六·四”以后国际地位的下降，使我国在亚太地区经济竞赛的关键时刻处于不利的境地。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原来应当属于我国的国际市场和国际投资份额被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夺走，将会进一步延缓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这种国际形势诱导和迫使我们国家去扮演南方国家其中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老大哥”的角色，用带头攻击北方国家和带头援助非洲国家的方式，赢得一部分小国的赞扬，以避免外交孤立，这将使六十年代的外交格局重新出现，但在美苏缓和后，九十年代的整个国际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六十年代了。在国际问题上受感情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缺乏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是很容易被别人耍弄，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使本国人民吃大亏的。
分析研究“八九学潮”的悲剧性质，绝不只是为了寻求审美的享受，也不是为了追究或推卸政治责任（如果政府能够真正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个人宁愿为此坐一辈子牢），而是为了弥补损失，修复裂痕，防止发生新的悲剧。
（二）我的所作所为
如果要在政治上给“八九学潮 ”评功摆好，那么我将赞同公检法机关中不少人的共同看法，现在的安排抬高了我的地位，本人实难从命。因为陈希同1989年6月30日给学潮定调子的报告中提到我名字的地方唯有一处，而这一次的事情也没有被写进起诉书和判决书，因为我在这一次的言论实在与“动乱”沾不上边。但是，如果是在法律上特意选择了我来为“八九学潮”辩护，那末我会勇敢承受，绝不推辞。因为许多无辜的青年已经含冤九泉之下，许多神州赤子已经漂流异国他乡，无法再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了；作为活着留在国内的人，为他们辩白洗冤是历史所赋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选定我和王军涛作为主要被告人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对含冤受屈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救学生出虎口，我们从一开始就估计到存在着“好心没好报”的可能性，并不惜为此做出自我牺牲，现在不过是“果然如此”、“求仁得仁”而已；同时也因为，我们对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合法性抱有最充分的信念，我们恰恰是最不具“阴谋颠覆政府”可能性的人，即使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我们也是属于自始至终最强调清醒、呼吁理性、赞美妥协的人，竭力争取在政府与学生之间达成谅解，取得共识，携手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现在需要我们通过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来澄清“八九学潮”的基本性质，这更有利于还其拥护改革，促进民主的本来面目。
下面，按照5月17日以前，5月18日和19日，5月20日以后这三个阶段，分别说明我在“八九学潮”期间的活动。
1.强调清醒
事实上，还在“八九学潮”刚一开始时，我就对它的悲剧性质作出了判定。在4月19日《新观察》杂志召开的座谈会上，针对有的发言者为学潮爆发而流露出的欢欣鼓舞的乐观情绪，我当即唱了一点反调。我说，作为“四五运动”的参加者、过来人，在十三年后看到相似事件的重演，人们在同一地点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同样的情感和要求，使我深感悲哀。这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实在是过于缓慢了，政府至今还没有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供比这更畅通的政治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没有表现出在政治上比当年更加成熟和更有风度。共产党当年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现在自己掌权后能不能处理好新的学生运动，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这一发言，为我在“八九学潮”的态度和行为定了基调。
由于我对“八九学潮”的结局不甚乐观，因此宁愿与之保持一定距离。4月23日在我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在发言时说了一段题外话：现在社会上的热度越来越高，快要达到顶点了，尽管在座的人可能都到过天安门广场，但不要忘记我们最主要的身份是思想理论界人士，在大家都热的时候特别需要强调清醒，因此这次会议想要强调两点，清醒和放松，清醒就是不谈情感只谈理性，放松就是玩一玩，会议只开半天，下午出去旅游，大家换换脑子。在正式发言中，我把“加速完成上层文化的重建”列为知识阶层的首要任务，因为上层文化的分裂、瓦解和部分坍塌，是诱发社会动乱的内在根源。面对正在迅速扩大的政治风波，我强烈呼吁知识阶层的先进分子不要“跟着感觉走，跟着老百姓一起的感觉走”，要把对民意的支持和“加速完成你和政府的谋合”结合起来，使改革沿着健康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
4月底至5月初，我在劝阻我所工作人员直接介入学潮时经常对他们说，学潮总是短暂的，根据我对学生运动的研究，平均周期不过20天左右，而知识阶层研究现代化理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努力则是持久的；学潮是情绪化的，可能导致的结果是非常不确定的，而知识界的行为则应当是理智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们固然都理解、同情和支持学生的良好动机和爱国激情，但最好的支持不是增加几个游行队伍中的人，而是利用现在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系统地阐述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基于这种考虑，我从5月中旬起接过了原先由所里其他人负责抓总的现代化研究课题，自己直接主持这一课题的研究写作。
5月15日，在全总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我和我所的王军涛、闵琦、刘卫华等人，全都明确表示反对动员工人参加学潮。与有些人的看法不同，我们的观点是，工人出面说话，虽然有可能加速这次学潮的解决，但也会开创工人直接作为一个压力集团压迫政府的先例。在中国现阶段的改革进程中，工人先于企业家、文官和知识分子阶层发挥左右政局的作用，并不是特别令人欣慰的事情。
综上所述，我在这阶段的基本态度是明确而且连贯的，可以简单概括为四点。第一，充分理解和赞赏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反对腐败和社会不公，要求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尤其是增加政治公开性，扩大新闻出版自由的真诚愿望。第二，作为一名政治学者，密切地观察和分析学潮的动态，但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满足于发挥学者的作用，并提请学术界同仁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受感情的驱使。第三，不袒护青年学生的幼稚举动，不一概反对政府的治安措施，不迷信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信条，不赞成知识分子的盲目抗上、反政府的情结；坚持知识分子的科学客观态度和公正中庸立场。第四，不支持使事态扩大、矛盾激化的任何举动，例如大规模绝食，工人支持学运等行为和主张；而支持通过严肃的和耐心的谈判解决政治分歧。
2.呼吁理性
在5月16日和18日之间，有两件事对我产生了影响，使我部分地松动了不介入的一贯立场。其一，是一批我素来敬仰和钦佩的著名经济学家要求我和王军涛出面，代表稳健改革派知识分子与激进改革派知识分子竞争对青年学生的影响，防止不负责任的政治举动导致改革倒退的悲剧。其二，是一位地位和名望都很高的自然科学家直接向我个人发出呼吁，拜托我利用前“四五英雄”的身份，救救青年学生的生命。老一辈科学家对国事和青年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比中央统战部来找我的两次邀请更有影响力的道义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我在5月18日临时决定租了蓟门饭店的会议场所。请注意，蓟门饭店开会是5月18日、19日两天，而不是象官方新闻媒介所说的从4月16日起。
5月18日上午，在蓟门饭店的会上，我曾指出，现在学潮席卷全国，规模越来越大，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它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种是推进改革，皆大欢喜，一种是改革倒退，演成悲剧；从目前的势头看，情绪日益亢奋，口号日趋激烈，后一种可能性极大，因而很多知识界人士都很担忧，但是大家都在背后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自己出面说话，因为谁都知道出头椽子先烂。但是形势却非常需要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站出来用理性的声音说话，首先影响学生，再通过学生影响全国，使事态首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现在王军涛愿意出面做这件事，我本人深表佩服。
5月19日上午，我向与会者谈了我对在最短时间内使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的想法：首先尝试说服广场学生领袖，要求他们立即带领绝食学生自动撤离学校；如果劝说无效，则转而做留在校内的学生领袖和青年教师代表的工作，由他们出面组织学生、教师去广场把少数绝食学生强行带离。经过争论，多数人的意见与我一致，一部分人马上赶到广场去做学生工作。下午二、三点钟时，张炳九（北京大学教师）打来电话，我得知他的工作已有初步成效，11名绝食绝水的学生已被带离绝食现场，心中感到十分宽慰。
不久之后，当我听到赵紫阳已被赶下台，几十万军队将要开进北京城军管的时候，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悲痛。如果5月19日不采取这一行动，而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学生很可能5月22日以前就撤离广场了，而不至于滞留到6月4日，更不需要开枪动武，伤亡惨重。现在回顾起来，我对于自己在“八九学潮”中起到这一点作用以及为此而付出的全部代价，并不感到特别悲伤。这不过是大悲剧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就像我可以把在四五运动中解救北京市公安局乔科长功劳归于自己一样，我也完全有理由把拯救11名情况危急的绝食绝水学生的功劳归于张炳九、王军涛和我本人；同样，也正像我不能将在四五运动中阻止群众冲进人民大会堂的帐全部算在我个人头上一样，我也无权将5月19日晚在广场学生停止绝食的帐全部算在蓟门饭店5月19日上午的会议和我本人的头上。但是，至少我个人是问心无愧的，我没有辜负老一辈科学家对我的嘱托，我也没有玷污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综观我在5月18日和19日这两天里的活动，全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呼吁理性。在政治理性概念中，不仅包含合理性因素，尤其注重现实性因素。合理的并一定就是现实的，在你看来是合理的，在别人看来并不一定就合理，我们必须尊重政治上的差异，求同存异，不能搞一厢情愿的认死理。在这两天里，我曾对学生对话团负责人项小吉建议，应当主动地、诚恳地、耐心地寻求与政府的对话，在对话和谈判中绝不要过于坚持承认“高自联”合法性的主张，因为在这一次学潮中肯定达不到这个目标，根据以往的经验，能够真正确保兑现政府不对学生领袖和学潮骨干“秋后算帐”的承诺，就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成就。
用理性观点来审视情感，就不难划清真挚的情感与健康的情感的界线。我们珍惜真情但反对纵情，过喜过忧、大怒大悲都是不健康的情感，心理正常的人必须能够做到有节制而不逾度。因此，我在5月19日会议上坚决反对有的人一味赞扬和吹捧绝食学生，纵容他们以情感代替理智，并当面批评了某些学生领袖的幼稚观点和轻率做法。
对于不健康的情感，必须像心理大夫那样进行认真负责的治疗，使病态恢复到常态。既然是治疗，就不能只讲甜蜜的好话，还要当头棒喝，令其猛醒；不光要耐心劝解，必要时还要辅之以坚决、果断的措施。因此我主张，绝食学生不听劝告，就由更富于理智的学校师生把他们绑架回去。因为这比由军警绑架回去要好得多，不仅可以减少学生痛苦，使紧张空气降温，而且可以为一下步的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
3.赞美妥协
戒严令宣布后，尽管我对政府的一系列做法深为不满，不能苟同，但我本着一贯的态度，也不赞成以暴抗暴；同时，我对于通过斡旋，最终理智解决事态也不存任何幻想了。于是，我重新回到5月18日以前的原则和做法上来，抓紧已经预定要在5月底以前完成的文章写作。在这几个阶段，我除了继续坚持以前的看法外，还突出强调了宪政观念、妥协态度和学者的使命。
在此期间，我对于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再三强调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要用宪法的精神和条文来规范他人和约束自己。我特别解释了宪政观念与民主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民主是一种政治哲学，宪政则不仅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法制实践。二十世纪的人，几乎没有不在口头上赞成民主的，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主观，民主原则则并不能构成政治认同的基础。宪政的概念则比较明了，这就是把现行宪法作为各阶层各党派以及政府和民众共同认可的遵循的社会契约。现行宪法已经规定了的各项权利义务，应切实履行和具体化、规则化，逐渐形成惯例；现行宪法本身的不足之处包括其不够民主的成分，则应通过已经规定的修宪程序逐步加以改善。在“八九学潮”中，我为维护宪法说过成百句话，但从未向任何人说过一句反对宪法的话，法庭也没有出示过任何这方面的证据，真不知道新华社1991年2月12日电讯中所谓陈子明“在动乱暴乱中大肆煽动颠覆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何根据，如果连一个证据也拿不出来，怎么竟敢用“大肆煽动”这样耸人听闻的措辞。
尽管我已经不抱希望，但仍不放过任何机会劝告学生主动恢复与政府的对话，抓紧时机撤离广场，警惕个别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激烈的言词把学生引入歧途。5月27日左右，我还写了一篇呼吁“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的署名文章，并三次打电话给《经济学周报》主编、副主编，要求《经济学周报》务必在下一期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着重谈了对政治妥协态度的再认识。按照几十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妥协被认为是一种错误、耻辱或者权宜之计，这是片面的、极端化的“斗争哲学”的延伸。在新的民主政治体系中，以妥协求共识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新的民主政治文化中，以退让求团结是一种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在新的民主政治伦理中，敢于妥协、善于让步应视为政治家的美德。因此，我呼吁政府领导人和学生领袖都主动作出妥协让步，打破当前的政治僵局，避免出现历史性的悲剧。
从5月下旬到“六·四”前夜，我一直全身心地沉浸在学术探讨中，和十来个同事一起，每天十四五个小时地讨论、写作，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有人当时表示对我的态度不理解，有人现在也可能不相信我的陈述的真实性，其实，我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十分清楚的。根据我几年来一直强调的分工理论，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的社会责任是不同的，二者应当各负其责，而不应越俎代庖。在现代社会中，学者尤其是政治学者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不希望政治进步，但他的职责只是描述事实，揭露问题，研究病理，而无须直接操刀手术，施政治理。如果顺便，或者受到邀请，自然不妨参与政事的斡旋，否则，就不必为执政者如何排忧解难过分操心。这种观点，可能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正是我主张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的。我反对混淆“官”与“士”的界限；反对学者不做学问而满足于奔走呼号，指手划脚，似乎自己比工人更会做工，比农民更会种田，比文官更懂行政，比政客更善于处理利益关系的狂妄态度；反对在学科基本建设上毫无成就就随便发言，对于历史和国情的研究并不比前人高明的情况下就乱开方子、包治百病的浮躁学风。总之，我主张学者要把职业道德作为社会责任感的前提和基础；知识分子既要有自尊自信，也要有自知之明。对于上述这些1988年以后逐渐成型的思想，我是有意在个人实践中身体力行的。
当时我们讨论的课题，既包括对八十年代的总结，也包括对九十年代的展望，恰恰不包括对“八九学潮”的分析，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当时能够做的只是观察和记录。当时我们都认为，学潮终归是一个插曲；学潮结束以后的政策取向，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当时也曾经指出，知识阶层内部的一场大辩论，虽然可能要延迟，但总是不可避免的；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各自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气质心态的深刻转变，两个阶层相互关系的质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迈过的一道门坎，这道门坎如果迈不过去，那么中国无疑还要在发达国家俱乐部的门外多徘徊等待一个世代；我们为这场论战做好准备，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其价值绝不低于直接上广场参与学潮，尽管我们并不蔑视那些与我们想法和做法不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本来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综上所述，我在“八九学潮”期间的全部活动都旨在稳定局势，调解矛盾，保护学生，推进改革，根本不存在一审判决书所谓的“制造反革命舆论，建立非法组织‘维宪会’，策划、煽动、组织指挥各非法组织占据天安门广场，抗拒戒严令的实施，以推翻人民政府”，更谈不上新华电讯中所谓的“大肆煽动颠覆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参与组织并直接指挥拦截、袭击帮助维护社会秩序的戒严部队”了。为了某种自圆其说的政治需要，就胡编乱造、信口开河，公然撒谎而不脸红，这样的政治道德实在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