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正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一次来到华盛顿。达赖喇嘛已经在华盛顿，而且就是这一天和布什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见。
我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2001年的5月24日。那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强烈。见面时间安排在上午10点。WA领我乘地铁去达赖喇嘛下榻的 PARK HYATT饭店。因为时间上打出了很多提前量，我们有足够时间先在附近吃早餐。PARK HYATT饭店周围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穿藏装的藏人，其中不少是一家人。在见我之前，达赖喇嘛先接见住在华盛顿的藏人。饭店内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似乎都与西藏或达赖喇嘛有关系，或是试图有关系。达赖喇嘛在美国人心目中除了是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还算得上是个明星。美国好几个当红影星、歌星都是他的追随者，因此他算得上明星中的明星，自然会有很多追星族。
见达赖喇嘛穿什么衣服是个难题。我从未穿过成套西服，也不会打领带。最后决定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不像穿西服那么麻烦，上正式场合也无问题，因为是民族服装嘛。西服容易被人看出各种毛病，我的中式衣服虽只花了30元钱，别人却说不出什么。可是当我们到了饭店，WA却意识到我的中式服装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格外引人注意——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国人。如果穿西服，再不合体也不会引起注意，无非是个邋遢点的普通亚裔人而已。中式服装在这种场合却比较敏感，因为西藏问题是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来到达赖喇嘛下榻处是怎么回事呢？注意的人肯定都会有这个问号。WA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被摄像或拍照，可能性当然会有。对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不应该没人进行监视，也许他们就在周围吧。不过已经走进饭店，再想这些也没有用，只能不管了。
饭店里面戒备很严。达赖喇嘛的保卫由美国政府提供，从一楼开始就有守卫，还有牵着狼狗的保镖。我们乘电梯上到达赖喇嘛下榻的楼层，先到一个房间等候。一些人在那房间里工作，其中还有人带着孩子，因此气氛不显得紧张。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那里。上次到美国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1987年到拉萨旅游时正好碰上了拉萨“骚乱”，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结果那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投身国际援助西藏的运动。这个人给我印象很好，单纯善良，理想主义，但是不极端，我们挺谈得来。WA还给我介绍了达赖喇嘛的一个秘书。他原来负责达赖喇嘛安全，刚转做秘书，英俊挺拔，西服革履。
正谈着，突然有人十万火急地进来，示意我们马上过去，催促得十分紧迫。我们赶紧起身相随。达赖喇嘛下榻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总统套房”吧。门口站着一堆保镖。我们去时大门已经打开，里面也有一堆人，感觉是黑压压一片。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能看见达赖喇嘛。他站在中间，穿着红色袈裟，微微驼着背，全神贯注地向外看——正是他的典型形象。我原以为会进到一个类似客厅那样的地方才会见到他，没想到他会站在门口等我。后来知道，他是刚见完华盛顿的藏人，从他的专用电梯上来。那电梯在总统套房之内，但是靠近大门，离他自己的房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站在门口等我过去。他的随从催促那么紧就是这个原因——让达赖喇嘛等候已经有些过分，更不能让他等的时间太长。
我对达赖喇嘛双手合什，问候藏语的“扎西德勒”。达赖喇嘛则用汉语对我说“你好”。他的声音爽朗宏亮。我们接着握手，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是双手握在一起。达赖喇嘛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仔细看我说“我知道你啊，你的文章我看过，见到你很高兴”。他用藏语说，WA给我翻译。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往他房间走。那一段路给我的印象深：一条很长的走廊，灯光明亮，两边有很多房间，大概总有十几个门。每个门前都站着一个美国政府派的保镖，个个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短发型，耳朵上有耳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守住每个门口，难道是为了防止里面有刺客冲出？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穿过那条长走廊。一个穿红袈裟的喇嘛，一个穿蓝褂子的中国人，后面是一群人沉默相随，让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镜头。达赖喇嘛的手温暖而饱满。
进入达赖喇嘛客厅，我按藏族礼仪献哈达。达赖喇嘛接过哈达放在一边。我们坐下来。达赖喇嘛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他开始笑，没说什么，突然伸手把我拉过去。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他要在我耳朵边说点什么话，心里还在猜他要说什么，担心他说藏话我也听不懂啊。没想到他是把他的头和我的头相碰在一起，碰了很久，十几秒还是二十几秒。我虽然没有觉得一股热流涌进全身什么的，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加持，尤其是从佛教角度，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除了我和达赖喇嘛，在场的还有WA、LD，以及达赖喇嘛的大秘书。大秘书看上去五十多岁，戴眼镜，个头不高，据说是西藏一家显赫贵族的后代。
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西藏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问题，并且关注着西藏问题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对西藏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西藏问题的存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对西藏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西藏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西藏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西藏人民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西藏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助。
达赖喇嘛很会说话。他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出来了。他的谈话逻辑清楚，一环扣一环，用词既准确又简单。此前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达赖喇嘛以往跟汉人见面，难得有深入交谈。他有时爱回顾历史，说到五十年代西藏怎么回事，如何见毛泽东等，那些汉人的兴趣就集中到那上面，几个问答下来，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结果那样的见面往往是礼仪性质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我的打算是不向他提问题，也不进行采访。限于我能和他交谈的时间，实在问不了多少问题，也采访不出来什么，莫不如尽可能地用来说我想跟他说的话。LD之所以花了那么多力气安排我和他见面，就是希望我能跟他讲一些他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话。
这次见面限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其中用于翻译就需要一半时间，因此在达赖喇嘛讲话之外，我没有几分钟可以说话。我对达赖喇嘛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西藏的领袖。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赖喇嘛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对此，达赖喇嘛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现在只谈西藏问题，都被说成是分裂分子，要是再去涉及中国的事情，不知道又该会被扣上什么帽子了。不过玩笑归玩笑，他也不反对这种基本判断——只有在中国问题解决以后，西藏问题才有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那次见面有一个奇怪的插曲，我和达赖喇嘛刚开始谈话，没说几句，房间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叫起来。外面的保镖跑进来检查，报警器里还听见有人说话，似乎是中心控制室也在检查，忙成一团。达赖喇嘛停止讲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但人们检查不出问题在哪，也没有办法让报警器停止鸣叫。达赖喇嘛只好在警报器叫声中继续谈话。一个保镖不得不用手捂住报警器，让声音小一点。我感觉足有十多分钟，那个错乱的报警器才被制服，安静下来。
预定时间很快就到了。LD和达赖喇嘛的秘书开始频频看表，最终明确告诉我们需要中止。我在告别前送给达赖喇嘛一套记录西藏“文化大革命”场面的照片。那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藏人在文革中拍的。西藏留下的文革遗物非常少，所以这些照片很珍贵。达赖喇嘛兴致勃勃地把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他认出了其中一些带着高帽、画着花脸挨斗的人，是他过去熟识的贵族。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帕廓街游行，画的是“翻身农奴”正在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小丑模样的人，一个是达赖，一个是班禅。达赖喇嘛不时发出笑声，但是在看到一个藏族特征非常明显的女红卫兵正在挥着撅头砸大昭寺金顶的照片时却没做出任何反应。由藏人动手砸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那段历史始终是一个未解的困惑，即使对达赖喇嘛也是一样。
我们刚一离开会客厅，就在走廊里迎面遇到下一拨来见达赖喇嘛的人。那些人扛着各种电视设备。WA告诉我走在前面的是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女主持。我们擦肩而过，其间空隙是以秒记的，可见达赖喇嘛日程安排的紧张程度。
LD一块出来，我们在楼下酒吧坐了一会。他不能陪达赖喇嘛去洛杉矶了，因为达赖喇嘛刚刚会见布什总统，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留在华盛顿处理，所以就在这里跟我告别。他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安排我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为此感到欣慰，并希望到洛杉矶之后，我和达赖喇嘛能有更深入的交谈。我对他表示了衷心感谢。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