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茅于轼先生说他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很多人质疑。不过，质疑者多半挑战他“为富人说话”的前半段。对“为穷人办事”的后半句话，异议不多。而且，质疑者有相当一部分还自称站在穷人的立场上，指责茅先生给富人说话是真，给穷人办事是假。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人的立场，也是他们隐含赞同了的茅先生立场的后半部分，但“为穷人办事”，并不是一个多么高尚的立场。
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人们不会把“为穷人办事”当成特别崇高的理想，就像种粮的人不会对低矮谷子格外悉心照料，教育者不会把帮助后进生作为最高目标。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善人，出于纯人道的关怀，一心行扶危济困的德业。包括茅于轼先生本人，也做了一些济贫的实事。对这些，我都佩服。可是佩服归佩服，这类善行义举，从社会整体角度看，效率并不高，也不可能从根子上改进社会。我从未听说过，历史上有哪次社会危机，尤其经济危机，是靠人们的善行义举给化解掉的。
何况为穷人办事，不一定就道德上高尚，因为有些人的贫穷是不值得同情的。当然，也有许多人本来不该受穷，他们或是囿于社会不公，或是罹于天灾人祸，沦入贫困行列。这类穷人确实值得同情。但是，如果穷人中的大多数属于本不该受穷的人，如果有能力、有良心的人在纷纷潦倒，那就证明整个社会已经错乱。在这样一个错乱的社会里，救助穷人就更不再是当务之急。所以，好的社会机制，它设计的重点一定不是在事后救难扶贫，而要在事先避免穷人的大规模产生，特别不能让任何本不该受穷的人陷入穷困。
这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做发财富人，否则就很失败。我要强调的是：一个好的社会应当让大家都不受穷，但并不是让大家都能富奢。天公造人，让人类的天赋呈正态分布，让天才和低能均居于少数，可见神意中的社会蓝图，就是使富人穷人都只占少数，使绝大多数人属于中产。理想社会应该让最多的社会成员最幸福，所以，它必然应当让中产阶层成为最幸福的阶层。这并非天方夜谭。在很多发达国家里，中产阶层正是自得其乐，既无沦入贫困阶层遭受寒苦之担忧，又无挤进富裕集团承担责任之辛劳。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好社会”。
对照这样的“好社会”，中国的现实就很难堪，那就是中产阶层正在承受越来越重的生活压力，许多人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有一个调查说：中国农民的幸福指数，比中产阶层要高得多。还有一个最近的调查，说92.5％的中国人想当富人。这都反映着中国中产阶层的不能自信。他们始终感受财务危机的压力，时刻处在滑落返贫的边缘。
有人会说：吴先生你这套说辞太理想化了，要知道中国目前大多数人是穷人，你要不为穷人办事，他们怎么能变成中产呢？对这种质问，我的答复是：我这看法并不理想化。相反，鼓动大家都献一点爱心，都去给穷人办事，号称这样就可以消灭贫困，那才是天真的乌托邦言论，甚或是欺骗性的舆论造势。事实上，在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穷人，他们并不需要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者的“帮助”，因为他们并非自己无能而致穷，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并不在后者之下。而且他们最无顾虑，最能付出。只要有正常一点的社会条件和经济环境，绝大多数中国穷人虽然一跃致富很难，但脱贫进入中产，却并不是什么难事。
难题不是让穷人进入中产阶层，难题恰恰是回答：“中产了又如何？”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一无所有甚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单身闯天下，从最低技术含量的打工起步，用10年20年时间最终也可在城里立足，比如说，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不见得很难。难的是后面又怎么办呢？这时候他已经接近中年，不可能再用10到20年时间像过去那样不计后果地打拼，如果他还要结婚，要生养和教育子女，要抚养老人以及为自己未来养老健康盘算，他还能不能维持住自己刚刚得来的中产地位？就算勉强维持，他还有无能力积累下一点家产，让自己的子女将来有个更好的起点？要是辛苦一辈子，最后两手空空离开，子女又得从头再来，像父辈一样重复一遍“打工——攒钱——勉强挤入中产——两手空空离开”的轨迹，试问这样的人生打拼意义究竟何在？这样的“脱贫”意义又究竟何在？
消除贫富分化，在我看来，最核心的既不是劫富，也不是济贫，而是让中产阶层能自足发展，自我持续壮大。如果中产阶层地位窘迫，其上层的富人就会缺少安全感而拼命继续敛财，其下层的穷人则干脆会丧失上升的动力。最可怕的是：以“为穷人办事”为目标，打“劫富济贫”之口号，却被那些“为富人说话”的人帮助富人轻松躲过，而让中产阶层变成了最无反抗之力的羊羔，使赠与穷人的福利建立在对中产阶层的经济搜刮上。这样的“为穷人办事”，不但并不高尚，而且是制造贫富分化、让穷人世代穷困下去的不二法门。
(作者系国际商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