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情况
中国经济当然连同政治、文化都需要转型的历史任务，交给了胡锦涛、温家宝及其团队的手上。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例如温家宝曾呼唤真正的改革，认定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现有的经济成果也会丧失，甚至文革再来。无疑，胡鞍钢之流的迷魂药不足以迷倒他们，美西方那些大赞中国奇迹的高论也忽悠不了他们。
转型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再不主动转型就会被逼转型和由别人主导转型的问题。
可惜这个团队只一个性格懦弱，就证明了他们不堪重任。
其实时代并没有也不会强求由他们马上来改变权力构架。题目太大了，确需考虑时机不成熟的反作用力。但是，他们并不是不可以来几个大点的动作。例如，效法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事后证明这样做了实际有惊无险。既然当事人邓小平已死，那么再来一次范围小多了的平反六•四抚恤受难者，接受海外民运人归国，没准无险也无惊。又如，对各行业的行为规范进行切实监管，重点是医疗、教育、司法这三个行业，尤其颁布阳光法案，纵然它们一时间会流于形式。它们于社会生活信心的修复，无疑是善举。于经济有利无害，因为经济的继续发展尤其健康发展，与生活信心的支持密切关联。
胡、温团队的性格懦弱、行为平庸的直接后果，是深层次问题上的积弊只增不减。他们已只能满足于天助，便是美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兴趣仍在，大量资本仍在涌入中国。
平心而论，这个团队毕竟维持了表面上花团锦簇生活，在“不折腾”上是成功的。但是这个“不折腾”，既源自红朝历史“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教训，也来自权力上属于“看守”的性质。他们只能祈福于即将登场的这个王朝的真正主人、红二代，能完成他们并非不想干但无力干成的事情。
二、中国的情况
习近平属于红朝历史上运气最好的统治者。他无需付出毛泽东武力夺权过程中的身心艰辛，无须面对文革后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面临的百废待举现状，党内的权力合法性上比江泽民、胡锦涛要正统，历经二十年经济大发展积累的财富使他财大气粗。他需要做的是摆平上层可能的潜在权力竞争者，让经济形势继续看好。做到了这两点，他的统治便可保无虞。
笔者以为，习近平上位伊始，头脑曾有所冷静。例如，他赶去深圳莲花山，当然是要向外界表明他将继承改革开放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既能安抚因改开大获益的权贵阶层，又能安抚大多数认可改革开放的国人，还能安抚国际上的财团，一举三得。又如，他宣称要听得进尖锐意见，所释放的信号之一是他会虚心纳谏、不搞一言堂，这是明君英主的胸怀啊，是对二十一世纪要求的呼应啊。
然而时势对他的低要求是言必行、行必果，形式主义和操弄权谋行不通了。高要求则是要对五百年来的世界演进有超越党派观念的认知。然而，低要求于这个团队尚且极难推行，高要求于这个团队更加不消提及。因为即使撇开自身利益不谈，还有个能否理解得了的问题。这个团队多数人以及红朝多数厅局级以上党官，思维陈旧、知识老化，乃至行为能力低劣，皆到了惊人地步。他们的才干就是收买军警维稳再维稳，结果是骑虎难下，害怕停了维稳出了大乱子怎么办？实际，只要经济不垮，不考虑武力犯台从而招来国际干涉，中国就大乱不了，因为已适应高压的大多数人的自我感觉，是日子还过得下去。反之，如果连甘心为奴的大多数人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维稳便是枉然。但是，永远正确的他们可不这样认为。
就经济来讲，胡、温时的“不折腾”确有一定道理。具体来说，经济政策得有连续性，让投资者、经营者对未来大致可以预期。大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如何解决，一带一路只能试着干，因为这事儿真能心想事成，财力更大，技术力量更雄厚的七国集团早就动手了，哪里轮得到由中国发现新大陆。它本质上就是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殖民经济，并无创意。与其大撒币，不如藏富于民，进一步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因为有一点极重要，那个争做经济体量世界第一，满足的是领袖的虚荣心，实质是毛泽东时代的争做世界革命中心。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叫实惠，经济才有质量，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上位之时，从经济上讲如果说前任时期已进入了需要转型时候，此时便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刻。此前二十年，叫大扩张也好，叫起飞也好；主要是外资助力下内需起的作用。几亿个家庭的家用电器普及化和中产家庭的更新换代，所显示的市场和需要的产能，是其它经济体几乎不敢想象的。但进入习近平时代，这个市场已近饱和，空间不大了。例如电视机、洗衣机、乃至手机和家具，非中产家庭是不会只用上几年就更换的，而这个非中产家庭的数量何其大也，倒也适应二八定律，但凡有阅历的中国人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得出来。房地产尤其如此。此时的市场容量仍旧巨大，是城镇化的力量，但需求也在趋弱，已经主要表现在刚需上和拆迁户上。除了一线城市，这两个部分的需求一旦解决，整体需求就会快速萎缩。之所以直到2016年需求才降温，是城镇化才告基本完成的原因，另与投机客的炒作和社会跟风心理大有关系。泡沫已形成，泡沫到了一定时候终将破裂。不过，从九十年代初大建经济适用房起，这个空前的市场所消耗的各种原材料，那就不是电器普及化和家具行业能比拟的。认为它带动和影响了三分之一的国人就业，使一部分人富起来，不会离谱。问题是不可以让泡沫吹得太大让后果不可收拾。今天，恶果已显现。若恶果全显现，多余的产能，失业的工人，资源等于白扔的鬼城，负债的家庭乃至银行，该如何善后？今天，人口在下降、老龄化，弱势者的收入提不起来，而十三亿人却盖了供三十几亿人居住的房子，这个支柱产业还能维持几年？警讯并非没有，但没人理会。缘由之一便是那个“关我什么事”。大基建一样空间很小了。例如高铁，投入大、收益小，大多数线路是亏本运行，这样的GDP有何意义？能叫经济奇迹吗？美帝可不会把它上世纪初的曾经大拆铁路视为骄傲。再说外贸，大顺差不是大收益，中低档产品的附加值从来就低，代工的主收益其实不在钱上，是缓解和帮助了国内就业，偏生去打以牙还牙的贸易战，结果召来了撤资和脱钩。若对外形势进一步恶化，一带一路就会变异为冤大头，今天的时代，能用武力去保卫海外利益吗？
所以，约二十年经济起了飞并不假，后劲严重不足，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样不假。关于大型国企，它占有的资源和它提供的效益属于笑谈，只恐中南海也否认不了。否则，它也不会一再要求要“做强”。
三、中国的情况
这就是“四十年经济奇迹”的真相，它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和四分之一内容属于数字奇迹。笔者甚至怀疑，美西方不乏其人大唱“中国奇迹”，是否别有用心，便是即使不能捧杀你，也要让你昏昏然。联系到俄乌开战前美国的准确情报，有理由相信美西方的智库和情报机构对中国经济的底细很清楚。他们有必要卖弄自己吗？当然，如果及时转型，经济前景也存乐观一面。国人的吃苦耐劳与善于模仿的传统，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韧力。房地产降温再降温后，相当的产能和劳力并非全无出路，例如参照以色列经验，农业上环保上仍有文章可做。一定要留住外资，哪怕只为就业着想。决不可以鼓励极端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高调，毛泽东时代这号苦头已经吃得太多。说白了，出路就在扩大身心自由度，对民营经济只能帮助和引导，对外关系上多栽花、不栽刺，提高大量低收入者的收入。例如把不少人的最低社保从两三百元一月提高到一千元一月，并非财力上挤不出来。特权阶层的医疗保健费的零头，就够了。此种福利只能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因为两三百元也就够一般人买上一条烟。值此消费经济时代来到，消费也是生产力。但是，说这些有用么？
转型不会无痛苦，但靠侥幸是不行的。犹如大龄女子，要孩子就不能拖捱，更不能害怕分娩疼痛。十年等于白白浪费，时不再来。
时不再来，公权力就只能做裱糊匠。历史学派的经济理论，竟然仍然适用于今日中国。不，简直成了量身定制。
这个十年里习团队没有闲着，习近平曾经日程排得满满，满世界飞来飞去。然而，这不代表工作有成效。在他的任上，前几年的经济还是可观的，却是前任留下来的红利，是一般人看不出来的规模经济显示的强光效应仍旧灼人眼球。此时，头脑清醒，如他所说的要听得进尖锐意见十分重要。可是，他却把目光关注在目的是扩展权力权威的反腐上面，偏又不是制度反腐，而是权术反腐，结果是大小“土围子”实在太多，层出不穷，腐败反不下去。经济转型干脆不提，因为他本来就不懂经济，他是法学博士，不是经济学博士。他作为凡人也没得无限精力和能力，靠世袭得来的权力今天的时代终究让他底气不足，使他越来越担心政权安危，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在中国再演政治挂帅。而中国的政治挂帅，就是顺者生，有无数种办法让逆者亡，就是经济半死不活，就是假大空话满天飞，就是不惜把国人素质降到最低，七十年来，基本如此。到了这个时候，他要突围就只有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打开缺口，于是政治挂帅再升级。性命都危险了，经济更加不消提了。偏偏他又不肯不敢放权，末了是主管经济的总理也只能半躺平。笔者以为，三年疫情后，习总书记醒悟到了不抓经济不行了，因为今天的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但是早干什么去了？梁家河的故事反映的是土窑、虱子、黄段子，如何出得来当代经济思想。
四、结语。
历史学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里，讲了一个历史故事仍值得回味。今天，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已烟消云散。作为挣不脱兴衰荣辱命运的国家，它曾经的荣耀已不值得大关注。但作为海权文明的先驱，又在事实上孕育了接力人美国，再由美国开启了空权文明，其历史功绩可望永载史册。而这一切离不开当年的英国战胜了西班牙。在那个海权优势初现、但未成大气候的时代，英胜西败半属必然半属偶然。当时，就海军实力，经济总量特别手里的货币量来讲，西班牙强于英国。当战争处于僵持状态，西班牙的短板就出现了。首推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无后劲，由落后文化和专制腐败统治支撑的民心士气不能持久，货币并不能随时买来军备的质量，况且军费支出巨大。英国的优势是新的生产方式支撑的生产力后劲足，士气中有了不但为国家而且为自由而战的因素，装备质量强于敌人。相对于敌人，它越战越勇。此国运之战，若果西胜英败，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改写是大概率。
英胜西败于英国从此奠定了海上新霸主地位，于西班牙却是从此一蹶不振，退出了争雄世界的行列。这场国运之争的重要性在于反映了文明新的特征：不是拥有了远航船队、海军、殖民地就自觉地成了海权国家，海权的精华是自由精神孕育和驱动的新气质、新情感、新追求、新创意，是支持新价值观的大环境，诚然，陆权海权交织，提升的生产力强化了国家的扑食技能，催生出了使文明不能再承重的二次世界大战。但二战后文明竞争规则的大改变，是海权的功绩，陆权是做不到的。它的突出表现是：人类不能反，此事无商量。良心是最高的法律，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经济必须在规则下和平竞争，否则无异于反人类。制裁反人类行为已天经地义。没有这几条，不能想象近八十年的和平岁月，以及经济比重倾向民生后的物质丰富时代。
极而言之，曾经有过“三个世界”之说，其实使用一流、二流、三流文明的概念，更符合今日实际。中国过去属于“第三世界”，通过几十年发展，至少经济上已进入二流文明之列。世事变化不由人意，今日在国运上争夺名次已属误区。今天的俄乌战争是个证明，在俄国眼里仍属国运之争，在美西方眼里已是不能容忍二、三流文明的执意反动。就认识论而言，互联网经济体现的空权与国家主权是相违的，此趋势可望国家将降格为行政组织。实际无须大惊小怪，国家和主权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强化它们和弱化它们，都将由时势决定。很可能这是人类文明再一次大进步，但看不出中国人的思维与价值观比俄国人强了很多。
即使主要谈经济。德国在一战二战的惨败，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无不因为经济扩张到顶后，内需无后劲无出路需要大突围而铤而走险。今日中国已陷入此困境，世界给了中国转型机会，却为中国拒绝。若肯转型，中国经济有望引领世界风骚。会有很多困难，但不难克服。例如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至少三十年形不成大危机，届时并非无可能扭转此趋势。根本问题是权力架构，国家战略、经济结构走的仍是二战前的不可能成功的旧路。
不解决路径依赖顽疾，中国民生前景，几年后即便不阴惨也很灰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