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
【儒化】没有自由是万万不行的，仅有自由是远远不够的。仅仅自由化，可以追赶美西，但只能追随之，不足以超越之。欲赶而超之，就必须儒家化。儒化与自由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儒化意味着自由化和仁义化的有机结合和圆满统一，是在自由的基础上实行王道政治，制作礼乐制度，重建中华文明新时代的辉煌。新礼制之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等制度设置，必须充分吸收上古禅让制、传统君主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而超越之，新礼制的制度品质必须高于民主制，新中华才有望以最快的速度赶超美西。注意，新中华与美西的竞争是诚信正义、文明友好、双赢多赢的竞争，赶超美西的过程，就是道援天下、儒化美西、追求大同的过程。
【西学】西化是自由化而非耶教化。儒家对西学，当亲其人学而远其神学。西学可分为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即人学和神学两个体系。西方的普世价值、自由政治、民主制度和现代文明都植根于人学，是人学突破神学压制的历史性成果。神学退出政治领域后，保留宗教地位，受到一定尊重，与人学并行于美西。儒家是仁学，与神学格格不入，当远之辩之，破而不收；儒家政治以民为本，与人学精神血脉相通，当亲之，小破大收。收，就是立足于儒而取其精华。在极权社会反对自由政治，抵制人本文明，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都是帮邪助恶维护极权。
【西学】植根于人本主义哲学的自由主义政治学，知人而为人道所蔽，蔽于人而不知天。虽不知天，不明天道，亦不违天。故文化政治品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于天道不违，于人道有得，有其相当的普适性和正义性。自由主义有五大原则：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吾称之为西方五常道。自由主义虽然宽容，对于违反其五常道的两极主义和邪恶势力，原则上是不能宽容的。其左翼往往因为宽容过度而有妇人之仁、纵容邪恶和丧失原则之虞。
【反本】反本开新，相辅相成。只有反本，才能更好地开新，开出合乎时宜的新礼制来。反本是返回儒家基本原则，返回孔孟之道、仁义之道、中庸之道，返回中道真理和王道大义，返回道统。反本就是孟子说的反经，返回圣经。注意，反本不是制度复古和复古主义。孔子警告：“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燕王哙欲复禅让之古，王莽欲复周礼之古，皆身败名裂，就是很好的历史证明。
【史眼】所谓改革开放，就是极权的松动，未能自由化但渗入了自由的因素。很赞同三楚群友这段话：“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富了。有人说是中国人勤劳，有人说是人口红利。其实改革开放之前，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存在了，所以没有因果关系。真正让中国富裕的条件是三个：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国际市场。离开这三项，中国又会回到从前。”三个条件就是拜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化所赐。
【史眼】无论未来是儒化为主还是西化为主，自由都是大势所趋。即使马家统治继续，也将不得不提高政治宽容度和社会自由度。无论怎样倒退，不可能退回毛时代。现在应该已经倒退内卷到所能倒退内卷的极限，即是体制内外很多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也是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
【史眼】吾多年前有两个判断。其一、如果言论自由不能取得共识和成为主流观点，即使自由化了，儒家也没有主导政治的机会。没有言论自由，就意味着有言论罪文字狱，就会受到学术各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其二、如果不能学会好好说话，不能为思想讨论和争鸣建立基本礼仪，各派各界精英就不可能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共谋未来。任何庄严话题、伟大事业和美好追求都会沦为一地鸡毛。
【史眼】自由政治的权力是必要的恶，极权政治的权力是必然的恶，王道政治的权力是必然的善，最大的善。其实，恶没有任何必要性。必要的恶也是善。西人不明善恶正义，故有此说。王道政治和自由政治的权力，都具有本质性的善，区别在于大小不同，故所建设起来的善制善法，善良度有高低之别。
【史眼】极权的权力之恶根源于邪说恶制，具有思想政治的必然性和不可修正性。当然不排斥特权阶级中有善人正人，东海生平所遇就有不少正善之士。但是，这不影响极权主义及其权力的邪恶本质。不仅弱势群体饱受奴役，不仅国家民族深受其害，就是特权阶级本身也是极权主义的牺牲品。很多庞然大物为之作出双重牺牲，以丧心病狂、牺牲良知始，以家破人亡牺牲生命和子孙终。
【史眼】中道文化是中华民族定盘星和中华文明的导航仪。中华复兴的根本是中道的复兴。中道的复兴意味着中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复兴。辣椒群友言：“中华复兴首先应该体现在价值观的复兴，是非善恶不分，复什么兴！”只有中道重新取得道统地位，即主体文化和指导思想地位，即宪位，文明才具中华性，民族才会中华化。
【史眼】在野厅友言：“中产阶级要真壮大，成为中坚就好了，有望解决四分之一的问题了。事实上中国的中产阶级，或叫中产阶层，比例怎么估算都达不到十分之一。”东海曰，马邦的中产阶层中，不乏勤劳致富、健康致富者，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财富来源与特权阶级直接或间接有关，获得某种支持，分得一杯一口羹。这样的中产阶层，只有与特权阶级同呼吸共命运的主观而没有追求自由的内驱力，比例再高，于社会进步和转型作用不大。
【儒眼】反孔反儒就会反掉民主，反对民主就会反掉儒家。反儒社会最为反常颠倒，最易道德崩溃，任何良制良法都建立不起来。反儒社会，最后成功的只能是最坏的人物和势力，建立的只能是最坏的政权和制度。另外，反对民主意味着反对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无论主观意愿任何，客观上都是对极权主义支助。以反儒家来追求民主，以反民主来弘扬儒家，都是背道而驰，愚不可及。
【儒眼】去马兴儒，相辅相成。去不了马则兴不起儒，兴不起儒则去不了马。所有原马邦的自由化文明化，都有两个配套措施：一是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的传播，二是传统文化或宗教的恢复。儒家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统。
【民主】儒家非民主而富有民主性，就像儒家非宗教而富有宗教性、非科学而富有科学性一样。说儒家政治非民主，是说儒家非西式民主制，并非没有人权自由和排斥民主选举。儒家大同礼制与民主制有同有异，共同点主要是主权在民和市场经济，不同处主要是，儒家教权在儒，制度礼法并重。一定要说大同礼制也是民主，可以说那是中华特色的民主。
【反思】十几年来的倒退，主要责任当然在上面，但儒家群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没有致力于政治文明化、制度礼乐化、社会自由化的推动，也值得反思。而且可能还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一些儒家学者于人权自由的重要性认知不足，甚至有反自由倾向，为马学马制涂脂抹粉，为其反自由的方针政策措施递刀子。
【启蒙】大陆版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儒家文化为主，是一种真正的儒家文化启蒙、儒家文化改革运动，亦可称为中道文化复兴运动和新启蒙运动，其中有良知启蒙，良制启蒙，中道真理、王道大义启蒙。启蒙可分为弘儒辟邪两大方面。两方面各有一系列内容，重要者可以在运动中形成子运动。辟邪方面，最重要的无疑是辟马。马家包括马学马制马帮。辟马有风险，东海当仁不让，不鼓励他人参与。鲁虽部分属于蟊，可纳入马家范畴，但非常边缘，批鲁风险可以忽略不计，可视为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小切入点。
【问答】问：中国自由化之后，儒化中国是更艰难还是更容易？答：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儒家自身没有自由，奢谈什么儒化中国。不过，能否儒化中国，建成王道政治，关键在儒家自身，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儒群自身道德和理论建设不行，即使拥有言论、结社、教育自由，也是无济于事的。不能自立自达自成，焉能立人达人焉能成国。
【答客】有厅友问：在儒化无望的情况下，儒家会支持西化吗？东海答：当然会，必须的。吾尝言，以儒化为最优选择，以西化为次优选择。从马时代一步到位到儒时代，固然最好；退而求其次，先西化再儒化，也是好的。西化意味着自由化民主化，儒家拥有言论、结社等等自由，就有复兴弘扬的希望。无论儒化西化，首先都必须去马化。
【制高】在反常社会而致力于自由追求和王道追求，都有必要占据道义制高点。这不仅是事业的需要，也是保身的必须。占据道义制高点当然未必能绝对保证人身安全，但有助于最大程度地提高安全系数。如何占据制高点，具体方法因人而异，基本要点有二：一是提高道德修养，行端立正，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无行为把柄可抓；二是提高理论修养，知识广博，思想高明，见高识远，言之有理，无思想把柄可抓。当年自由派时期，吾曾花大力气学习西学法学和马学，知己知彼，并依马家之法维人之权，护己之身。道义的高处必须也必然是义理的高处，充满理论的优势。以理服人，未必能服不讲理者之口，未必不能服不讲理者之心。
【同道】儒家的基本追求是重建儒家新文明和文明新中华，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应该道路方法多元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口利则言脚长则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或言论或行为，或辟马或导马，各有侧重，因人而异；或办学或办企，或从政或从军，各用其长，各从所好。人各有志，只要志在于儒，有志兴儒，就是斯世同道，就值得鼓励和支持。思想上既可以辩异，也可以存异。某些观点一时难以求同，不妨先搁置争议，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强求一律。
【共仁】传溥仪的内务府大臣、后来做了满洲国国务总理的郑孝胥1925年11月16日记曰：“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此图谶也。”这相当于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回头看，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都很精准，确实是了不起的政治预见，难怪有人称之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预言。希望最后一句不准，希望共产不是亡于共管，而是转为共德、共仁。或者说，共党自我革命，弃马路之旧而走自由之路，图王道之新。共产之后，中华复昌。
【共仁】共产变为共仁，马帮变为儒党，共产主义变为共仁主义，是一种代价最小而收获最大的革命性政治大转型，不仅可以救民救国于千难万险之中，也是马帮自救的唯一希望。东海当然知道这种转型的可能性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只是心不死、不死心而尽人事耳。只要存在万分之一的希望 就值得作出十万分、百万分的努力。就像孔孟，岂不知道在春秋战国几乎没有推行王道的可能性？之所以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兢兢业业奋勉不已，只是不死心而尽人事耳。
2023-1-19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