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二十周年之际的回忆，那些印象与影响最深的经历，历历在目的场景，栩栩如生的情节，不需要想象与虚构，只要如实记写出来，就是很精彩的故事。
当时，我涉及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反革命组织\”贵州爱国民主联谊会\”。二是我涉及的蒋帮特务大案，三是非法组织\”贵州省沙龙联谊会。\”
\”六四\”的早晨，中央电视台宣布北京平暴了。情况明朗了，机遇丧失了。我唯有对天叹息，激情也就消失了。我回归日常生活之中。鉴于我的感觉与理智的判断，我选择了低调与撤退了。不能做无用之功，干无谓牺牲之事。
可是，朋友们反而产生了激情，很多人产生了激情。其实，应该说，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被激怒了。可谓是义愤填膺，气愤之极，激荡出中国人的侠义精神与英雄豪情。
我的撤退策略，并不是躲藏起来，也不是向国外逃跑。而是低调、观察，不再更多涉及相关的活动。面对中央电视台\”平息反革命暴乱\”的狂嚣，造谣等等，我是冷漠与蔑视。
对反抗暴政的勇士们，我心存敬意。有了这些千千万万的勇士，不畏强权暴政，敢于反抗，不怕牺牲等等行动，这使我的乐观与希望之火，依然在心中永远燃烧。坚定必胜的信心。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但是，我没有充分预料到，我们已经无处可撤，无路可退。更大的考验，等待着我们，我们周围才真正是有暴徒，他们虎视眈眈，早就盯住我们了。我们将面对面的交锋，监狱是我们的角斗场。
一、抗暴/民众激愤
6月5日。\”贵阳沙龙联谊会\”的朋友们，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迅速自觉地碰了头，大家希望召开一个会，针对\”六四\”事件做出道义的反映，集体采取一些行动。
事后，贵州省贵阳市检察院对我们的起诉书是这样写的：\”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至七日期间，被告人陈友才（陈西）、杜和平、张新佩、王顺林等人多次召开会议，成立了非法组织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按会议安排，由被告王顺林起草了《告全省同胞书》，陈西起草了《罢工宣言》，同时被告陈西、杜和平、张新佩对《告全省同胞书》进行了传阅、修改和组织打印，在《告全省同胞书》中造谣煽动，\’政府从外地调集了大批军队，动用了坦克、装甲车、机关枪、武装直升飞机等武器残酷屠杀百里挑一的青年学生，民族的未来。这次血腥镇压造 成成千上万名学生和市民伤亡，造成大规模的流血，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事\’全省人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完成我们新的长城。为反对真正的动乱而奋斗！\”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这样写到：\”陈友才（陈西）起草《罢工宣言》煽动\’工人们，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向政府请愿，抗议政府的罪恶行径，要求政府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和对民主运动的一切不适之词\’\”。
陈西在\”\”六四\”抗暴回顾–\”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的成立\”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会议日期定在6月5号晚7：30， 地点在东山脚下。通过分头通知，来参加会议的勇士除了我外，还有浪潮读书会的杜和平、贵阳市高原科学咨询公司的经理张新佩、贵州省党校理论研究所的教师王顺林、贵州省电力局机关的秘书吴郁、贵州省新华印刷厂的团委书记杨丽龙、某水电安装队负责人刘庭松，以及陶玉平、李传和、孙庭华和他们带来的好朋友十余人等。
会议一开始，大家热烈议论了当前的形势，把自己所能收集到的情况彼此进行了交换。在会上，张新佩首先发了言，他说：\”我们首先要统一思想，是什么思想支配我们来到这里的？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相同目的是什么？面对暴政我们能干些什么？\”我接着发言道：\”现在的局势很明显，强权者手握枪杆子向一切异议者、抗议者、和追求民主政治的义士和组织开枪了，我必须告诉大家，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的。尽管我们的这个会议是在秘密召开的。因为，中共强权者集团已经不顾及他们平常编造的谎言，不顾忌什么天地良心，他们显露暴虐的本性，挥起杀人的屠刀扑向一切顺服和不顺服的人。况且，我们来到这里正是要反对暴政，正是要以卵击石之势对抗暴政。我相信来这里的每位朋友都是敢为道义而献身的勇士。但是，我们还是要具体的、现实性的考虑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在学生已经停课回到家和学潮已经被镇压，中国的民主运动再次遭受到暴政打击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杜和平说：\”我们已经受够了暴政任意的奴役和宰割，这次全中国人民的企盼、呼唤民主人权的政治运动又遭到中共血腥的镇压，\’你们有什么顾虑还值得沉默吗？不如燃烧起人权的火焰（摘自起诉书上）！\’我们是为民主而来，是为抗暴政而来。这就是我们为之行动的共同点和一致处。我认为，我们来自各界，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形式的组织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再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王顺林说：\”我们来到这里都是因为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爱国应当说是我们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正当义务。如果说要什么组织形式的话，\’爱国\’应在其中；其次，\’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我们应当取其中之一为代表；然后，表示我们的联合和组织。\”在大家共同的赞成下，\”爱国民主联合会\”便当然成了首选。
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诞生了！会议完成了第一个议题，接下来，大家讨论了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大家认为，学生的民主运动已经结束，学生已经无法面对暴政镇压这样的时局。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工人和市民群众当中，抗暴政、反专制、争民主的力量应当在市 民、工人和各界人士身上。为此，我们应当首先去了解大多数市民、工人、民众的动向，同时，我们要准备好相关的宣传资料，以配合下一步的行动。
会议最后作了人事安排和分工：决定我、王顺林、张新佩三人为召集人，其他的人分成若干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到各处去调查了解市民、工人、其他群众团体对\”六四\”事件的反映，并尽快开展工作。每天晚，碰头一次。主要是汇总情况，做出下一步行动的打算。同时，由我来起草一份《罢工宣言》，由王顺林起草一份《告全省同胞书》。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到我们被中共的公安抓捕，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的全体成员都投入到了紧张的抗暴政的实际行动中。
吴郁与李传和开着摩托车奔向了白云区，现在的\”贵州铝业集团公司\”，使贵铝的工人出现了一次上千人的罢工运动。陶玉平与另外一个朋友就近在小河工矿区活动。贵州省新华印刷厂的团委书记杨丽龙与一位朋友开展了印刷厂工人的工作。
朋友们却遭到了中共暴政的迫害。其中，我、杜和平、王顺林、张新佩被专制政府判了刑；贵州省交通报记者李黔刚、贵州师范大学学生陈天、贵阳心理咨询所笔迹心理鉴定师 徐庆元等被收容审查3个月；吴郁被从贵州省电力局秘书处除名，在学习班里坐了两年的冷板凳；贵州省新华印刷厂的团委书记杨丽龙被解职，现在下落不明。生意场上的朋友各有一定的损失。
共产党专制传统文化里诛连九族的遗风还在，我除了被判刑三年外，由于我们是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宿舍楼里开的会，省公安厅厅长知道此事后，说了一句话：\”搞反革命活动搞到我们公安厅眼皮底下来了！\”我内弟让给我住的房子便被收回，他也被迫调离了公安队伍。（以上摘自陈西\”\”六四\”抗暴回顾–\”贵州爱国民主联合会\”的成立\”）
6月5 日的晚上，充满紧张的氛围，有很多精彩的场景与情节。我记得，因有人拒绝签字，引起争论冲突。张鑫佩就铿锵有力的说：\”谁要是敢出卖我们，老子打断他的腿\”。在这非常时期，张鑫佩表现出非常的能力与非常的勇气；他是一个可以叱咤风云的英雄，具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的修为，他不是匹夫之勇。可惜，他切入这次历史性的风雨聚会，已经晚了，给他发挥能力的时间不够，可谓是出师未捷，英雄恨晚。
王顺林与陈西，也在这非常时刻，展现出大智大勇的奉献精神。从他们三个人的身份与表现来看，很明显的不是什么\”造反派和社会渣滓\”，而是受过高等教育，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愿跪着的男子汉大丈夫，是不愿受奴役的中国公民。有这样的朋友，我就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我的人格理想与乐观精神，就不会堕落。
记得那晚上，我提前走了。
我认为，这样的集会，本身无秘密可言，但有时，又有一些秘密性质的表现。参加的人，鱼龙混杂，很多人，是互不了解。加上我对形势的感受，我就认为：我们集会所有要做的事，是无用功了，时机丧失了，任何行动，都只能带来更多的损失与伤害。
6月5日的晚上，我从东山脚下回家，浏览-街上的大字标语，产生一个感觉，很像文化大革命。这个感觉是怎样产生的呢？我文革的经历，不过是舞台旁的观众，那是贵阳市发生的一场大动乱，那也是一个很相似的夜晚，我在街上看热闹….，这两个感觉相合了。
在文革，我对政治而言，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思考者。而且可以说，几乎看不懂，只是恐怖的看热闹。文革给我的感觉，第一是恐怖；第二是荒唐；第三是没有赢家的悲剧。任何失控的社会运动，其导致的悲剧，都是相似的。
\”六四\”的朋友与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之为抗暴阶段。有学者演讲，说这是人民觉醒了，人民奋起反抗中共暴政。
从感情上来说，我极不愿意否定这些观念与说法。因为我也是参与者。现在，请朋友们允许、宽容和谅解我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与认识。
首先，我认为，觉醒，是少数人拥有的状态与境界。不存在\”人民觉醒\”，不存在人民如何如何；谁最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谁以人民的名义抢夺谁的财产？谁以人民的名义枪毙谁？谁以人民的名义作恶多端？谁以人民的名义高高在上？谁以人民的名义而掩盖错误决策，灾难悲剧，腐败堕落？
我为\”六四\”叹息，极度遗憾。我们丧失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
我认为，\”六四\”这一阶段，是\”八九民运\”的终结时期。\”八九民运\”的春天，过早的凋谢了，一个寒冷漫长的冬天，迅速来临。
这个感觉很重要。因为这导致我在一个星期的活动中，明确的着了撤退的决策。撤退的话，不好对朋友们说。但是，意念决定了行为，这使我没有陷入圈套。
二、格局/群进我退。
我们是贵州贵阳最先进入\”八九民运\”与\”六四\”事件的最大群体。切入时间，属于整个学运时期的中期偏晚。但\”六四\”枪响，即后期阶段，更多的人就进入了\”六四\”事件之中，可以说是被镇压学生的枪响所激怒了。但是，因为缺乏领袖组织与战略等等，一击就溃，很快就结束了。
根据传闻与 我的观察，\”六四\”后期，大多数的参与者，是自发自愿的。背后也有境外组织的参与，可能是因为事态突然，都没有经验，都是临场想象发挥，拿出的招着，都是一些小儿科的游戏一般，很多宣传与手段，可以看到中共宣传教育，自吹自擂的东西。不会起什么作用。比如说：贴标语与大字报，呼吁人们取钱挤兑银行、那到里去堵军车、等等。街上到处贴有标语与大字报，我记得有一篇大字报是这样写的：军队镇压学生，王丹身怀六甲，被刺刀挑死。云云。
当时，参与游行的人，更多更复杂了。春雷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成为演讲的场所，也是各种信息的集散地。为什么贵阳\”六四\”后期，警方没有破获几件重大案件呢？
也许，警方更多的是监控我们，对后来的参与者，缺乏力度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虽然没有进入广场的演讲等等活动，但客观上，我们起着掩护他们的作用。
仇恨，贪欲与偏执及妄想，是不可能感悟时代精神与发展大趋势的。也就不可能获得相关的战略目标与方向。当赵紫阳辞职与\”六四\”枪响之后，我得出的判断是历史的机遇已经丧失了。由于这个认识，我的策略，就是撤退。据说，魏红就是因为在春雷广场上演讲，因此而逃亡到美国。魏红是贵阳有些名气的歌手，我与他就住在一条街上 。我们没有交往。如果我那时参与到广场的活动，我们就可能成为同案嫌疑人了。
随后的行动，我倾向保守。面对更多激烈场面，我反而心灰意冷了。
但是，我还是对《告全省同胞书》进行了研究而修改和组织打印。
三次秘密集会，有一次没有参加，阴差阳错，没有联系上，上帝之意？二次是找了借口而先离开会场了。\”六四\”的第三天，那个卧底来我家，对我说，外面有人打着\”爱国民主联合会\”的旗帜在游行，去看一下吧，照一些像。我同意了，去下楼，出了门，我突然对她说：\”我不想去，你去吧。\”她只好无可奈何的独自走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特务。
如果我当时去了，她就可以拍摄一些我与\”爱民联\”在一起游行，说话的场面，这就可以为构陷\”爱民联\”是反革命组织而提拱一些证据了。就可以宣传，国外特务机构指挥的大鲨鱼，组织\”爱民联\”反革命行动。
是什么人打着\”爱民联\”的旗帜游行，至今，我们还不知道。
我浑然不知，我已经身在凶恶险境，无处可退了。等待我的是更凶恶的考验与更严峻的磨难。
三、逮捕/沉默不惊
【经历实录】
（一）
1989年6月11日晚上，有一个高自联的学生告诉我，现在要大抓人了，很多人都跑了。你找个地方躲起来吧。他是张伟，张林的弟弟。当时，我不置可否，没有说什么。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为此想说：好样的，好兄弟，你在危险来临时，还来通知我。是值得感谢与赞扬的。
我没有逃跑的意识，也就没有逃跑的准备。因为我没有犯罪的意识，也没有犯罪的行为，我为什么要逃跑呢？
（二）
1989年6月12日
晚上，就在我家里，我与李黔刚，还有一个诗人，商议沙龙联谊会的活动。首先，我们决定恢复被中断的诗歌活动。我们商议怎样宣传怎样找什么人，设立什么奖项，怎样分工等等。显然，这已经与轰轰烈烈的六四事件，没有关系了。
商议结束。朋友们就告辞走了。我还没有睡意，就与徐庆元聊了一会儿。大约是十二点，徐庆元下楼去了，准备睡觉。突然，楼下的房客大声的叫：\”杜和平，有人敲门，说是找你。\”
我心里突然不安起来，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在房间里转了转，我看到那一大捆宣传单，心里就想，怎样处理它？这份传单，是《告全省同胞书》，宣传抗议对学生采取暴力，呼吁人们行动起来，反抗暴政。
因为文章打印出来，错句错字很多，同时，局势平静，我们也无能为力了，决定停止有关活动，并要我把这份传单烧毁了。我却想，那就留下了给徐庆元练书法的用纸吧。
有点危险的东西，就是这一大包传单。烧毁是来不及了。我想把它丢出去，往那里丢呢？丢在邻居家的房顶？或…..转而思忖，何必多此一举，别管它了，这又没有散发出去，不会构成什么罪证。
这份传单，并不是我起草的，但我进行了比较多的修改。是我与陈西拿去打印的。当时，我好像记得陈西说是他起草的，因为要停止有关活动，他就当着我的面把草稿烧了。他要我把传单全部烧掉。
这份传单并没有对社会产生影响。但是，却成为我们主要罪证之一。我后来才得知，此份传单实际上，是王顺林起草的。但是我并不知情，而导致王顺林被判刑，这是唯一的\”罪证\”。张鑫佩为此很惋惜，认为因这份传单，而毁掉了王顺林在体制内的前途。曾经为此事而怀疑陈西，也怀疑了我。如果把这份传单烧了，就没有\”罪证\”，王顺林就会脱离这一却难了吗？
其实，即使我把这包传单烧了，已经不能改变此案的成立了。陈西对此事回忆而这样说：\”一位朋友介绍，我们在南明区区委的办公大楼与一位自称是\”城管办\”的主任见了面。他表态，自愿加入我们的组织，并愿为民主事业做点实际的工作。针对他本人的工作条件，我们把一部分需要打印的资料交给了他。事后，打印资料的原件同样出现在提审我们的现场\”。
就因为这一份没有对社会产生煽动反革命作用的传单，王顺林就很无辜。成为我们的同案人。他的人生也因此而改变了。人这一生，可谓是\”祸福相依\”。每个人都不一定能够认识与把握得了自己的命运。
我与王顺林并没有交往，却奇特的成为同案犯。后来出狱之后，他大好的前途就断掉了，他到外省打工，与我没有联系，很少来往。对此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二十年了，回想这段历史，我很想知道王顺林对此案的回忆看法。
曾记得，我们一度都关押在贵州省看守所，晚上，我们就对话，每个人述说自己的入监经历，唱歌，表演口技等等。
他自述，自己怎样被抓，怎样被关在某看守所，不知看守所有入监的规距。怎样被受戏弄。他自述时，表现出的是书生气十足，对入狱的无知，是一种调侃，幽默。我们都听得哈哈大笑。
他的述说，给我印象很深，二十年的今天，依然回忆，仿佛还在昨天。
虽然是笑，那背后是黑色与恐怖啊！我们对于那种恐怖是不可能忘记的。
（三）
我下楼，打开门，就有两人抓住我的手，就拿出手铐，铐住双手，我无语，心反而异常平静，刚才的不安，焦虑，反而消失了。
押上楼去，开始抄家。我这一生，被抄家的次数太多了，这一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现在想起来，整个过程，缺乏了什么？拍这类电影，主要的情节，应该是我大喊大叫，做点没有用的反抗，还有，应该有人给我出示证据，庄严的宣布，我代表人民宣布，你被逮捕了。等等什么的。不管什么，现在我是这场面的主角，我的态度决定了这故事的格调，虽然并不是完全由我来决定。
很平静的抄家，不影响左邻右舍。
不过，在一份什么单上要签字的时候，我写了四个字\”莫名其妙\”。然后签上了姓名–杜和平。他们一看，就有人大声叫喊，他写莫明其妙，他还不服气呢？
我能服气吗？我究竟犯什么罪？这么多的警察来抓人抄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是强大的，这是他们长期的宣传理念，对我们的影响当然很深很恐怖。秀才遇公安，一家不平安。秀才遇警察，不聋也要傻。同这些人是没有理由可讲的。
随他们整吧，我也没有说话，我即使是武功高手，口才横溢，都没有用，力量太悬殊了，我的任何反抗，只能是给自己增加伤痕，我的内在感觉指挥着我的言行，跟着感觉走，没有错。最好不说话，随他们折腾吧。
但也要有所表达内心的不服，那就借签单而写上\”莫名其妙\”四个字。
我因为不属于共产主义英雄献身的行列，可以写点什么为了真理，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等等口号诗篇、豪言壮语。
\”莫名其妙\”是对他们的微弱反抗，不服气，有点这个意思，但是不仅仅是这个意思。思想出现而定了四个字，肯定还有更大的深意，我也不一定搞清楚，至少，目前，这是我的处境的写照。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莫名其妙\”是我的处境，也是我们的处境。\”莫名其妙\”是我们的处境，也是当今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处境。\”莫名其妙\”是中国主流意识的处境，也是人类的处境。没有信仰，就是莫名其妙。\”六四\”杀人，就是莫名其妙。抓无辜之人，就是莫名其妙。抄良善之家，就是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蕴含深意，必有玄机。也就是说，\”莫名其妙\”是参禅悟道的好话头。这样的理解，那是后话。当时，我没有如此的理解。我没有意识到，我的生活将产生巨变，我的命运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性质的变化？是美好的变化，还是走向凶恶？命运诡异，祸福相依。
那时，我究竟为什么要写\”莫名其妙\”这四个字？我也是莫名其妙。我莫名其妙，你莫名其妙，大家都莫名其妙。
沉默，是因为莫名其妙；为了打破沉默，就写下了\”莫名其妙\”。此时吉凶未卜，前途扑朔迷离。
（四）
抄家，押上车，送到市看守所，已经是凌晨四点钟左右，整个过程，都是在深夜中进行，整个过程都有摄像机跟随拍摄。
有朋友开玩笑说：\”我们从电视中，看到你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警车。\”
我在想，审问时，我采取什么态度呢？除了一些小说，电影上知道一些有关知识，有些模糊的印象，我实在缺乏对这种事情的应对经验。
沉默，什么都不说，还是有问必应？与之周旋了解对方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
敢于使用枪炮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下面的人也就敢于无所欲为，法律不起作用，人权就毫无保障。
那时，我不知有法律意义上的沉默权，而采用沉默就成为一个可以使用的策略。
说了无用，不仅仅无用，而且反而引来更多的伤害，反而自取其辱，抓我之时，抄家整个过程，我的态度，就是沉默。沉默不惊。
（五）
知识、财富与暴力，这是人间故事的三大要素，直接影响每个人的命运，这三大因素，在世界权势大局的演变之中，是何关系？三者谁主谁次？谁重谁轻？这些对每个人在每个时代都是难解的大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与时代文明的程度和人生境界，紧密相关。
从战场、市场到道场，这是截然不同的三大层次，是完全不同生存的三大境界。21世纪的哲学家、政治家、战略家、企业家、艺术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等等，应该对这三大生存境界，有所认识，有所表达。
观察与展望战场、市场与道场的演变，我们得出以下的启示：
1、低品质竞争：暴力、丛林法则。你死我活的竞争、传统战争模式、等级森严的专制。战场是没有赢家的暴力竞争。
2、中品质竞争：经济竞争、第二战场、贸易战、金融战、资本竞争、金钱为主、市场法则。对传统政治体制的冲击。市场竞争，有输有赢，有得有失。
3、高品质竞争：文化竞争、高科技竞争、思想与精神的竞争、人格与人才的竞争、道场法则、不战而胜的战略、最高境界的竞争，没有输家的竞争，圣人不败！觉悟者必胜！
\”八九\”天安门，演变成\”六四\”格局，\”堕落\”成低品质的竞争。这是我的看法。
（六）
我没有政治条件也没有意图，要走士途。
我生存于一个清白的平民家庭，父亲老实，母亲勤劳，慈善；父母经过扫盲，略识一些文字，那个时代，可以算是小学水平。父亲打工，无固定职业，曾做过制造阴间纸币的工作；是一个在社会上逆来顺受，总是容易被欺负，容易受伤的老实人。母亲更多的是做点小生意，买卖小食品，父母后来，比较长期的租阅小人书为生，就是连环画图书，这些小画书，成为我成长时的思想粮食，是我梦想或理想的精神资源。当我成人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人说：\”我就是在你家看连环画长大的。\”
我们可以说是50后，60后的群体，是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而饱受苦难灾难的几十年。父母双亲，因老而病而离世。母亲逝世时，是1986年；3年之后，即1989年3月中旬，父亲逝世。就是这终身难忘的一年，我就因\”六四\”而被卷入监狱。
我因此而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假如我父母是被迫害致死的，那么，我确实很难保持比较简单的思想情感，很难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
我对中共，并没有深仇大恨，也没有体验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而是经常享受抄家的待遇；欺凌侮辱，乃是家常便饭，虽然有气有恨，但是，还达不到气愤填膺与刻骨仇恨的水平。没有大恩大恨的纠缠，乃是人生的幸运。
我两岁时，因病至残。身体虚弱。接受母亲那种传统的善良朴实教育，还有，百科全书的连环画使我充满五光十色的理想，幻想，妄想。
与我搞政治斗争，我争什么？我能争什么？真是\”莫争其妙。\”与我玩政治斗争，其双方实力太悬殊，我还是有自知之明，并不去作政治方面的追求，在心理上也不去幻想，一个平民残障弱者搞政治斗争，那是可以分折出另一篇别有三味的文章。对于我来说，我玩政治斗争，比唐吉诃德还要搞笑。唐吉诃德还有武士精神，还有一匹瘦马，还有一个跟随他的仆人，手里还有长矛与盾牌，心里还有一个深爱的美女。我有什么，没有长矛，没有瘦马，没有跟随者，什么都没有，赤手空拳大战风车？
既然历史把你推在那个舞台，你不玩也不行，不玩也得玩，怎么玩？
心无挂碍，无有恐怖。
与世无争，内心无忧。
与人为善，心宁平安。
从道义上来说，我们的实力，是绰绰有余。在道场上，我们不战而胜。
他们想抓的人，跑到自由世界去了，总要有人做为替罪羊。于是，我就升级成为本地\”六四\”事件的主角之一了。
后来，我决定放弃沉默。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