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一天晚飯后，小朱神神秘秘地跑来小声对我说：陈哥！快跟我去吃“凤尾”（长沙知青们的黑话，就是指“鸡”）。我说“凤尾”是什么呀？他说：“凤尾”你都不知道？那就是鸡呀！我问他哪里弄来的？他说是他那几位知青朋友从村民那是摸来的，我一听就火了，大声对他说：我不吃！你们怎么能去偷村民的鸡呀！你看这里的村民这么贫苦，他们挑十多里山路送一担劈柴到我们食堂里，他们也只能卖三四角钱，他们就指望这只鸡下点蛋去换点盐、换点煤油，你们真下得了手啊！小朱说：你不吃就祘了，还说这么多做什么？古语说“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朋”。想不到他居然还教育起我来了，我说：这样的朋友我不要也罢！
我顿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哀，小朱他们这些知青在求学的最佳年龄阶段，由于社会的不公和“文化大革命”而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的年龄段，他们接受的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爭、仇恨、无法无天、尔虞我诈、对权力、权威和暴力的盲目崇拜之类的影响，扭曲了他们的人性，使他们丧失了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心，才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来，尽管小朱当时那么说，但事后我仍察觉到他内心的愧疚，从此不敢正眼看我，而且以后他和他的那几位知青朋友再也没有搞过这类偷鸡摸狗的事了。
人溪的公路很快就修要修完了，我们拖板车的工作比修路的民工要提前两天结束，我想趁着等结账的这几天空闲时间，到一个叫陈坑的生产队去考察一下。因为此前曾听王大施工队一位浪迹浏阳(当时叫“打流”)多年的张姓宁乡民工说起过：他曾在一个叫陈坑的生产队烧过木炭，那个生产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属官渡公社，但距官渡有近四十里路，距陈坑所属的大队也有二十多里路，一年到头大队干部都难得来一回，更不用说公社干部了，是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全队只有七个人。我当时就想如能把户口迁到陈坑去，那简直就是到了一个远离共产党控制的“世外桃源”。所以趁结账前的空闲，我决定去拜访陈坑生产队。
我找到那位张姓民工向他打听到陈坑的路，他说：你从这里沿公路走到白石桥往左边有一条小路上山，沿白石岭的山脊有一条已荒芜多年的路，一直朝前走，白石桥到陈坑有三十多里山路，一路上没有人，也不用问路，一直走到看到左下方的山谷里有几丘田，旁边有几间外墙粉了石灰的白色房屋那就是陈坑。
那天午饭后，我在代销店买了一斤饼干，又带了点钱和粮票就往陈坑方向出发，大约在下午三点多钟的样子我到达了白石桥。我找到路边一家村民，再核实一下到陈坑的路怎么走，村民跟我指了上白石岭的路后说：已经三点多了，你还去？你走到那里就天黑了，我说不要紧，我谢过那位村民后，就往白石岭走，走到白石岭的山脊上尽管路两边的比人还高的冬茅草把下面的路几乎全部淹没了，不得不用两只手分开两边的冬茅草才能往前走，但我低下头看脚下的路，却发现这是一条用碎石和卵石铺成的有七八十厘米宽的大路，而且路边每隔大约三五里路便会遇到一个用青瓦盖的小茶亭，这是“解放”前那些有钱的地主、士绅出钱盖在路边，供行人歇息、喝茶解渴的地方，茶水也由他们免费提供。由此可以判断这条已经荒芜到几乎没有人行走的道路，以前也是浏阳通往江西的主要大路之一。
我沿着这条曾经繁忙而今已荒无人迹的、被冬茅草掩盖的山顶荒路，一边分开两边的冬茅草一边前进，小路两旁茂密的森林和夾路的冬茅草密不透风，使得我全身大汗淋漓。
我走到日影西斜，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依然没有遇到过一个行人，除了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语虫呜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其他声音，猛然抬头，还可望见几只的在兰天白云之间自由翱翔的雄鹰。
为了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陈坑，我也顾不得欣赏四周的景色和满头的大汗，加快脚步朝前走。突然听见前面的远处传来一阵阵砍伐树木的乓！乓！乓！的声音，我心中大喜，心想此时总算可以遇到一个砍木头的人可以问问陈坑的方向和远近了。不久我又听到前面的路上传来悉悉嗦嗦的声音，我以为是什么野兽在朝我走来，我立即停了下来，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两块石头，准备抵抗野兽的袭击，不料走近一看，对面走过来的是一位六七十岁的白发老人，他一见我就说：你一个人怎么跑到这个深山里面来了，我说：我是到陈坑去的，他说不远了，还有几里路，快点走，天黑之前可以赶到。此时我的心才安定了下来，我一直担心天黑了还找不到陈坑，夜晚我一个人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有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里怎么办？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老头说：前面砍树的声音是他儿子在这里砍几根杉树准备扛回去盖房子用的(实际上是砍出去卖钱的，因为那里十分贫穷，唯一的财富就是无穷无尽的树木，但政府又不准他们私人砍伐，所以才躲到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来偷砍)，他儿子在那里搭了一个窝棚，晚上就睡在那里，免得天天来回跑耽误工，他今天是给他送米送菜来的。我说：天快要黑了，下山还要走这么远，你不怕吗？这山里有野兽吗？他说：不怕，我路熟，以前这白石岭上老虎、豹子都有，但“解放”后都被打光了，现在只有野猪、麂子、獾子之类的野物，它们不伤人。我听了就更放心了。
我又走了约一个小时，天已经快全黑了，转过一个山头之后，在如水的月光之下，我终于看见左旁山下的山谷里有几间白色的房子上面正冒着炊烟，我趕忙从左拐入一条下到下面山冲里去的小路，大约半小时后，我来到屋前，见一位老头，他显出十分吃惊的神态问道：你找准？我说我找林队长，老头指了指一幢一连四间的平房说：这就是。他把我带进屋里面，对正在吃飯的三个人说：这个人要找你，他连忙站起来说：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我说：我是以前在你们这里烧过炭的张XX介绍来的，今天路过顺便来看看，说着就把隨身带的一斤饼干送给他，他说：你太客气了，张师傅是我们的老熟人，他在这里烧过好几年炭，他现在还好吗？我说：张师傅现在很好，我和他一起在人溪修公路，我又拿出一包烟给他们每人抽一支。林队长连忙叫他老婆去煮飯，又要我坐下。林队长一家三口人，夫妻两加上一个十六七岁的儿子，由于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看上去好像只有十三四岁。听说来了客人，队上的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和另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单身汉都到林队长家里来了，这个队的七个人全都到齐了。不一会儿饭就煮好了，除了桌子上原有的南瓜、冬瓜和炒青辣椒之外，林队长又从罈子里舀了一碗辣椒刀豆。
晚饭后等那四位客人走后，我跟林队长说明了来意，我想把户口迁到他们这里来。林队长说这里这么穷，交通又不方便，离官渡有四十里山路，离大队部也有二十多里山路，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连粮站的人都不到这里来收公粮，他收一担公粮，请人挑出去的钱比那担谷所值的钱还要多，你迁到这里来不是找苦吃吗？我说这里的自然条件很好，又清静，好好的经营一下，生活就可以改善许多。他说：我们队七个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只有我儿子是个年轻人，身体还不好。没有劳力什么也干不成。我说：劳力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经营的问题，何况我的劳力也不差。那天晚上我向林队长了解这里的情况，一直聊到深夜才睡。
第二天我要林队长的儿子带我到四周去转一个上午，我对这里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陈坑原本位于张坊到铜鼓的一条大路的下面，这里在共产党在这一带闹革命之前，是一个有百十来口人的小村庄，村民大都姓陈，所以叫陈坑。村子里原有水田七八十亩、旱土三四十亩，以种植水稻和红薯为主，但现在他们只种了十几亩水田和几小块菜地，勉强够他们七个人吃飯和吃菜，其他田土均已荒废多年，原有油茶山二十余亩、茶园一二十亩现均已荒废，仅屋前屋后还保留了几颗油茶树和茶叶树，连供他们七个人吃油和喝茶都不夠。这里偶有外地的人到这里烧炭、割松香，每担炭交给生产队一块钱，割松香的人每割一颗松树交给生产队两角钱，这七个人都懒得自己去烧炭、去割松香，尽管自己干收入要比从别人那里收费要高出好几倍，他们房子周围的油茶林：茶园只要花点人工把里面的杂树杂草除掉，他们每年的茶油、茶叶吃不完还可出售，村子周围都是参天大树，其中有许多是可以割松香的大松树，如果自己割松香，每年也是一笔不小的固定收入，村子旁边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常年水量充沛，筑一个小水坝把溪水拦起来，就可以建一个水力碾米的装置，再也不用把稻谷来回挑二三十里山路到山下的昇平公社去打米(山下面的昇平公社距陈坑只有十七八里山路，而且都是下坡)，今后开发得好，生产队有了资金，还可以在小水坝下装一台一两千瓦的小型发电机，全队的照明问题都可以解决，此外这里是当时中共当局无所不在的严密统治下少有的鞭长莫及的地方。在这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人管，在这里可以隨意收听“敌台”(只要把天线架得足够高)，而且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也是一个打游击的理想地方。晚上我和林队长商量好到十一月份我再过来，一方面请他帮忙去大队、公社帮我办理户口迁移的事情，顺便把他的儿子带去割芦苇。
我从陈坑回来后，宁乡的老张问我：找到了陈坑没有？我说找到了，你说的路线一点都不错，只是那一带人烟怎么那么稀少，而且白石岭山上的那条路虽然已经荒废了，但从冬茅草下面的路，和路边残留的茶亭可以看出，以前这条路是一条往来行人很多的道路，现在怎么变得几乎没有人行走啦！张师傅说：这有什么奇怪，我还见过更稀奇的事哩，我以前在浏阳江西交界一带大山里烧炭时，还见过好几个已荒废多年、至今无一人居住的村庄，门窗都是好好的，有的房间里的桌椅，床和床上的蚊帐、被子看起来都好好的，但那些蚊帐、衣被，手一碰就碎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问房东陈爹，他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共产党在这一带闹革命，红军打下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成立苏维埃、农会、赤卫队，就把地主、乡绅、商人、国民政府官和他们的家属抓起来，开斗爭大会将抓起来的人处决一批，处决时，叫每个村民都拿把梭标或大刀之类的武器，一起去杀这些人，哪个不动手，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就要和阶级敌人一样对待。又把这些阶级敌人的财产、粮食没收，自己得了大部份之后，把一些财产、粮食分给村民。然后就开大会扩大红军，号召村民们参加红军保卫胜利果实说：现在你们杀了这些阶级敌人，分了他们的财产、粮食，将来一旦白军[註：３]打过来，他们就要为他们死去的亲人报仇，就会杀掉你们，你们只有跟共产党一起去闹革命、参加红军，才能保住分得的胜利果实，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当白军打过来之后，又把那些红军家属和被迫参加屠杀“阶级敌人”的村民杀掉一批，如此反复多次后，村民们被杀得差不多了，剩下少数未被杀的，也被吓得离开家园逃到长沙等大城市去买苦力为生去了，这就造成了大山中的那些无人村。原来，长沙等大城市街上拉黄包车的、担河水、沙水卖的、卖黄泥的人，大都是从浏阳一带湘贑边境逃出来的村民。没有完全废弃的村子人口也锐减，就像陈坑已由原来的一百多口人减少到七个人。
从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註：４]到我到达浏阳的一九七三年，四十多年过去了，毛和中共在湘贑边境一带搞共产革命对当地农村所造成的惨重破坏仍然没有恢复过来。
不久，人溪拉板车修公路的账已经结好了，王大履行了他的诺言，没有扣我们的管理费，拖板车的工钱全部算给我们了。我和老孫又用板车拉着行李工具准备返回兰岭。由于身上有钱有粮票，又不要赶时间，我们从容地经官渡来到古港小火车站，中途我们在官渡的一家小旅馆还住了一个晚上。我们在古港买好小火车票托运好板车，午饭后登上小火车，于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到达醴陵，当晚已无去长沙的火车，我们在醴陵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去醴陵火车站办理板车零担托运手续，不料货运部的人说：现在接到县搬运公司的通知：板车不能办理托运，因为最近醴陵搬运公司有不少板车被盗，正在查找。我说我们有一个多月前我们的板车从郴州托运到醴陵的货运单，这足以证明我们的板车不是你们县搬运公司丢失的板车，而且按规定什么货物准不准托运，只有铁道部和省革委会才有权决定，一个县的搬运公司怎么就可以决定板车不准托运？货运部的人说：我们不管那么多，反正板车不能托运就是不能托运，你再讲也没有用，拖板车不是很赚钱吗，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
我估计不是货运部的那个人想借此敲诈我们一点钱物；就是确实接到了醴陵运输公司的通知，他自己又不太熟悉铁道部和省革委会对托运货物的有关规定(从他后面一句话我估计是想敲诈我们一点钱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又不甘心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贿赂他，我想这种人通常都怕他们的顶头上司，于是我找到车站的一位工作人员打听到车站的站长兼党支部书记姓龙，又打听到车站办公楼的地点，就在车站侧边的一栋两层楼房里，龙站长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上班，我找到二楼的站长办公室，见到里面一位三十多岁穿铁路制服的人正低头在那里办公，我进门问他：请问，您是龙站长吗？，他抬起头说：我是，你有什么事？我把刚才在运部托运板车的经过向他讲了以后，我又说：铁道部和省革委会都没有規定板车不能托运，你们醴陵火车站怎么能仅凭一个县运输公司的通知就违反铁道部和省革委会的规定禁止托运板车，难道要我们拖着板车走几百里路从醴陵拖回湘阴去吗？我把我们外出拖板车的证明和郴州到醴陵板车的托运单都拿给龙站长看了，他说：你是知青呀，能外出拖板车真不容易(看得出他对知青是抱同情态度的)，你们的板车可以托运，你到货运部去办理托运吧！说着，他从办公桌上拿起电话对那位货运员说：给那两个知青的板车办理托运！搬运公司无权规定我们能不能运输什么东西。我谢了龙站长后，和老孫再次来到货运部，那位货运员二话没说就乖乖地给我们办了板车托运的手续，办完后我对他说：你连运输规定都搞不清楚，还当什么货运员。他不知道我们和龙站长是什么关系，也不敢回嘴。
我们办好从醴陵到越江车站(白水)的板车托运，又买了两张醴陵经长沙中转到越江的火车票，经越江回到兰岭，因零担托运也是要经长沙中转所以板车到越江车站的时间要比我们晚几天。
我们回到兰岭后不久，我又经长沙到陈坑去了一趟，去前我在长沙买了两斤沙其马、两斤饼干和一个腊猪头肉。我先从越江坐火车到长沙，到聚福园五号的阁楼上住了一晚，第二天从长沙坐汽车到浏阳县城，再从浏阳坐汽车到永和，下车后从永和经昇坪于傍晚时分到达陈坑，这条路比经白石桥到陈坑不仅要近一些，而且路也要好走一些。
我到陈坑后，林队长连忙要他老婆做晚饭，还切了一块我送给他家的腊猪头肉去炒辣椒，吃完晚飯我把沙其马和餅干分给全队的七个人吃，他们都指着沙其马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又甜、又脆、又香。我说这叫“沙其马”，他们说：从未吃过，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称。
第二天林队长带我一路上披荆斩蕀来来到大队办理准迁证的事，不料大队书记坚决不同意，他说：你们湘阴是鱼米之乡，怎么会真心实意迁到陈坑这么穷的地方来？你们割芦苇能赚七八块钱一天，还到陈坑来干吗？(他听林队长说了我要带他的儿子去割芦苇的事)。又对林队长说：以前不是也有浙江人迁到你们队上，结果他们烧炭不交钱、割松香不交钱，赚了钱之后，就又迁走了吗？这次又要让一个知青迁到你们队上来，还让你儿子跟他去割什么芦苇，你人太老实，不要让儿子被别人带走卖掉了你都不知道，你们回去吧！大队和公社都不会同意这个知青迁到你们队上来。林队长听他这么一说，也没有办法，就对我说：上面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回去再商量吧。我们从大队部出来后，我知道迁往陈坑的事眼下是很难办成了，便对林队长说：这事恐怕一时不容易办好，也不能怪你，你已经尽力了，这事以后再说吧！我就不跟你回陈坑了，我从这里到官渡只有十几里路，我就从这里回去算了，以后如果我去割芦苇，你儿子也想去，我还是可以带他去的。林队长显出很抱歉的样子，连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没有帮你把事情办好。我说：没关系，这事不怪你，你已经尽力了。因为我知道中共当局一贯是不让农民自由迁徙的。
从浏阳回来后，为了筹集去云南的费用我以一百元的价格把那部板车卖掉了，当时准备如果郴州的小张来信，我就去云南和他们一起越境先投靠缅共，以后再作打算；如果小张没有来信，那就到芦苇场再割一季芦苇，赚点钱为办蜂场筹集资金，十一月中旬接到小张的来信约我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昆明火车站碰头，我很高兴，我现在路费粮票都备足了，心想这次逃离大陆的希望马上就可以实现了。正在这时，原一起在活水洲割芦苇的湘阴知青王博文，找到兰岭五队要找我借一百二十块钱，说是他家要盖房子，好不容易找关系弄到在县机瓦厂购买两千块红瓦的指标，月底指标就要过期，现在还差一百二十元钱，一定要我帮忙借给他周转一下。我说：一百二十块钱我是有，只是在二十号之前，我有急用不能借给你。他说：我家喂的一头猪已经一百四十多斤再喂几天就可以达到一百五十斤的等级，现在按一百三十斤的等级送去收购太吃亏了，我保证在二十号之前把猪送去收购把钱还给你，你十九号到我家来拿钱就是了，决不会耽误你的事，我见他说得那么肯定，又知道他家是全家下放到东塘公社的，至今还住在当地村民借给他家的两间破茅草房里。王的父亲“解放”前是湘阴码头上的一个帮会头子，因行事仗义在湘阴小有名气，“解放”后被中共当局划为“坏份子”，一家人从此备受欺凌，在68年底的下放高潮中，全家又被当作“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飯”的对像，下放到东塘公社，我也很同情他一家人的遭遇。也想帮他家一把，又见他说得那么肯定，有一头过几天就可以及格的猪可以送去收购，按时还钱的事也有保障，就答应了他，就借了120元钱给他，此后我一边在队上出工一边进行去昆明与小张汇合的准备工作，因怕路上出省后，大队的证明不管用，我又买了一套刻蜡纸的工具：蜡纸、刻蜡纸的钢笔和钢板、红色的印油。并进行了在蜡纸上刻公章的练习，还在蜡纸上刻了一个湘阴县六塘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公章，用红色印油印出来后与真的公章对比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别。我还找借口找公社广播站的小何帮我搞了几张印有湘阴县六塘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信箋。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于十一月十九号我依约来到东塘公社王博文家取钱，我才发现我上当了，王说：还要等一两个月才能还钱给你，我说：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你不是说有一头猪马上就可以及二格(即一百五十斤这个标准)送去收购就能在今天把钱还给我吗？这下你误了我的大事(我又不敢把要去昆明与小张汇合的事讲出来)，王父说：我家哪有一头什么一百五十斤的猪，你去看看猪栏里那头猪，一百斤都不到。接着王父又把王博文骂了一顿，说他不该骗人误了人家的事。午饭后我仍坚持要王博文去想办法无论如何在今天要把钱还给我。王博文说他出去想办法，我知道他这是在敷衍我，在那个贫困的时代他一下子到哪里去借到120元钱，但我仍寄希望于出现奇跡，也许某家刚送了猪有一百多块钱被他花言巧语借来了，我就可以步行三十多里夜路趕到汨罗坐夜车赶到长沙，第二天早上赶上北京开往昆明的那趟快车，这样就可以在二十二号在昆明火车站与小張汇合，我想哪怕他只借到七八十元钱，再加上我身上的几十元钱也免强可以赶到昆明。然而他跑了一下午，到吃晚饭前却空着两手回来了，我痛悔当时就怎么那么轻信了他的谎言，以致误了我的大事，这使我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去怜悯、去帮助的。
王父说：事已致此，是博文害了你，你急也没有用，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今天在这里吃晚饭，住在这里，明天我们把这两千块红瓦卖掉把钱还给你，这红瓦是不怕没有人要的，我说卖瓦也不是一下子可以搞定的事，就是有人要，人家也需要时间筹集钱，已经来不及了。此时我后悔莫及，心想好不容易碰到一个逃离大陸的机会，不想就这么化作了泡影，真是倒霉透顶。
然而我还没有料到，还有更倒霉的事在等着我。我在王家睡到半夜，突然被队上安的高音喇叭声惊醒，喇叭里又传来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令人恐怖的声音，因为半夜喇叭里发出这种声音往往就是抓人的信号。突然几个拿着槍和梭标的武装基干民兵破门而入，指着我问：你是什么人？哪里来的？这么晚到“四类份子”家里来于什么？我说：我是六塘公社的知青是到王家来讨账的，他们不由分说便把我抓起来，要我拿着我的旅行袋跟他们走。原来这天是全县统一行动清查外流人口，此前早已有负责监控王家的村民报到大队部，说王家来了一个可疑人员，已经在王家停留了一天了，晚上还住在王家。所以清查外流人口行动一开始，武装民兵就直奔王家，把我当外流人口抓起来了。我先被送到大队部，大队治保主任说：先把他关到学校里去集中，明天一早再把他们一起送到县里去。我和其他两位被清查出来的“外流人口”分别被关进了一所小学的三间教室里，他们随意搜查了一下我的旅行包，发现里面有钢板、蜡笔、蜡低问我是做什么用的？我连忙谎称是准备刻一本有关缝纫的书，想去卖两个钱，他们说：你还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呀！幸好我藏在旅行袋底部夾层里的公社证明和刻好公章的蜡纸没有被他们发现，那天晚上半夜，我在想如果送到县公安部门去，我藏在夾层里的公社证明和在蜡纸上刻好的县革委会的公章都会被他们发现，刻蜡版的这一套工具都有可能引起麻烦，必须在今天半夜把它们处理掉，我观察了一下这间教室，房间不高，天棚上铺了一层竹垫，我站在课桌上，手可以够得到天棚，我从旅行包里找出那份空白公社证明撕碎后，吞到肚子里，我站在教室墙边的课桌上，从天棚竹垫与墙壁之间的接缝处，把刻有县革委会公章的蜡纸撕得粉碎后，连同那一套刻蜡版的工具一起塞到天棚里面去。然后再把天棚与墙壁的接缝处恢复成原样，这下我才放心了。
第二天，我们三个“外流人口”被基干民兵押上一辆大拖拉机，由三个持枪的民兵押往县看守所审查。一路上我看见还有其他大队的武装民兵押着几个被繩子捆绑着的“外流人员”往县城方向走。我们先被押到了湘阴县公安局，由公安局的侦察科长楚正芳进行甄别、审问，有少数被当场放掉了，剩下我们三十多个人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牢房里，我们这间牢房关了七八个人，有的是以前就关在这里的，也有是昨晚清查外流人口时抓进来的，由于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犯，公安局预审科忙不过来，直到七八天后才提审我，问我从哪里来？到东塘王家去干什么？怎么认识王家的，知不知道王家是“四类份子”？我说：我是六塘兰岭五队的知青，你们可以打电话去核实。我到王家是讨账去的，王博文从我这里借了钱去买红瓦，约好了那天还给我，我与王博文是去年割芦苇时认识的，我不知道他父亲是“四类份子”。预审员没有发现什么疑问，就让我回到牢房里去了，大约关了半个月后，看守所的刘所长到牢房里来，要我收拾好行李跟他走。
出了牢房后他对我说：今天我送你回兰岭去，现在上面对知青的政策有重大变化(后来才知道是因为这年四月毛给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回信，导致中共当局对知青政策的变化)，都会慢慢安排工作回城，你回去后不要再到处乱跑了，安心劳动，会有前途的。他把我一直送到长崙后，对我说：我就把你送到这里吧！你自己回兰岭，不要乱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