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被打死快六十年了。其丈夫王晶垚为了等国家给他道歉，硬是顽强地活到一百岁。不过还是空等一场。转眼他又去世快两年了。

本人既非北京人也不在京城生活，与“这件事”毫无关系。不过，阴差阳错，在王晶垚老先生去世前后十一天内，自己竟然做过两则稿子。2021年8月20日本人发表了《百岁老人还在等道歉》，想表达的是：很多人已经年迈，已经“老朽”， 已经等不及了！就像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老先生一样，虽已等到百岁，依然在等，真令人心痛！再不向他道歉，他就听不到了。没想到仅仅九天后，2021年8月29日凌晨，活了整整100岁的王晶垚老人去世了。他一定是带着没有等到道歉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于是自己又做了则短文：《王晶垚不等了》。开篇就说：“王晶垚当年曾愤恨地说：他要活到杀害他夫人的凶手被惩治的一天。然而，他活了整整100岁，还是没有等到这一天！”

此外，近十年前本人还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大体意思：“很多中国人还在等道歉”。而王晶垚老先生不过是“很多中国人”之一，相比较而言，文革中遭遇比他更惨因此也更应该得到道歉的中国人也不知有多少！可那些人又有哪一个等到道歉了呢？且不说别人，通过媒体看到那位曾向人们讲述道县惨剧的幸存者周群（已去世）老人是否更应该得到国家道歉？

今天来做这个小稿子倒不是又来“纠缠”什么道歉，而是缘于这两天看到一帖子。大家知道，微信上的帖子不能不信，可也不能全信，且已有证明，虚假信息并不少。因此，在做此短文前踌躇再三，不得不申明，下面所引帖子内容，特别是前半部分如果是编造的，本作者会立即删除稿子并就此向已经死去的卞仲耘道歉，向她的丈夫王晶垚及其子女道歉。

那帖子内容是这么说的：“文革时期被打死的第一个教师，居然是土改的狠角色！1947年，卞仲耘参与武安县‘土改工作团’，将四名地主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扔到河里冲走。1966年8月5日，身为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的她遭受批斗，被打致死。后来被搬上运送垃圾的手推车，用大字报盖起来，上面压住一把大扫帚，直至尸体僵硬。”

当看到帖子时，坦白说，本人并没想到“报应”二字，而是阴差阳错地想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场100%人为地所谓“大饥荒”中饿死的农民。当时（1959或1960）二十岁以下的孩子不说，当年土改时太小，还不懂事。只说当年二十岁以上的农村人，他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大都一定欢迎所谓的“土改”，甚至欢天喜地地“打土豪，分田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翻身”不过短短十年，自己竟然要被活活饿死。说起来，这太有点让人不能接受了！

没有调查，不能“言之凿凿”地信口开河，但允许我做个猜测。猜测当年那些被饿死者临死前是否会想到这是“报应”。土改时不问三七二十一，只要私有田地符合划“地主”就一定划地主。于是，即使那田地是一家人辛辛苦苦挣来，也被无情地“改”分给别的农民；不仅如此，这家主事者从此还要戴上一顶沉重的“地主分子”帽子，且一直戴到改革开放“一风吹”后才得以解脱。借用诗人蔡楚先生在《裸体人》那篇文章结尾处的一段话说：“那时代，成百上千万的地主及其子孙，有的一夜之间便成了冤魂，而活下来的也因此生不如死，成了永远的阶级敌人，永世不得翻身。”多么沉痛！有多少国人1949年后不说如同行尸走肉，至少在精神上压抑得一直抬不起头来。

不瞒诸位，一想到那场所谓“大饥荒”，自己就不免往“邪”处想：当年农村那些被划“地主”而又没有被消灭肉体的的一家人自然还要生活在村子里，而任何一个村子里都不可能只饿死那些没有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农民，甚至想有些农村的地主分子很可能还会先被饿死。那么，那些即将被饿死的“地主分子”及其家人会怎么想呢？会不会想：你们不是把我们用辛苦挣来的田地都“分”去了吗，可怎么样，还不是和我们一样饿死。这个时候，你很难想那些也即将被饿死的“地主分子”包括其家人没有一丝“幸灾乐祸”或“慰藉”。这是人之常情。不能说，硬抢了人家的田地，还不允许人家“幸灾乐祸”。

有了这条“例证”，卞仲耘真如帖子中所讲，那么其后来遭遇，也就不用细说细评了。

2023.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