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0周年前后，围绕如何处理“六四”问题，戴晴、萧翰与中国和解智库的一些独立学者再次就“政治和解”的可能性提出了建设性方案，主张仿效南非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戴晴并不是主张无原则的和解，而是主张在真相得以揭示、正义得到伸张的前提下来推动政治和解，但相对于严酷的政治现实，戴晴等的“和解论”还是遭遇到了严重的误读，被认为现在谈和解过于奢侈与高蹈。更多的人认为，在借助经济腾飞极权功能日渐强化的当下，谈论政治和解只能是对牛弹琴，犹如“鬼打墙，风推磨”。正如有人质问，中共高高在上，“以何和解，何以宽容”？
和解愿景的尴尬现实
“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不久，就如何弥合民族的伤痕，走出镇压的悲情，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周舵、陈子明等“动乱黑手”秉承“六四”期间倡导的对话、妥协的圆桌精神，率先探讨如何尽早地走出“六四”悲情，弥合民族伤痕，推动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平顺转型。在“六四”15周年前夕，中国海内外一批知识分子包遵信、刘晓波等发表了《实现政治和解、推进宪政民主》，这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第一次鲜明亮出“政治和解”的旗帜。
2007年年初，丘岳首、周舵、张博树等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筹组一个横跨海内外的思想言论平台“中国和解智库”，共同推动政治和解理念的传播以及政治和解路径的相关研究。中国和解智库延聘了朱厚泽、杜光等退休中共高官担任顾问，同时又有30余名海内外学者、维权律师、新闻工作者纳为成员，初步展现了体制内外合纵连横的人际格局。
由于海内外一批知识分子的传承与弘扬，政治和解这一政治理念逐步清晰地介入中国大陆的公共政治生活，关于政治和解理念的探讨日渐勃发。尤其“六四”20周年前夕，戴晴女士在香港的一次演讲，再次将政治和解与“六四”事件的平反紧密相扣，引发了海内外公共舆论界热络频繁的争论。
然而，政治和解虽然在于在野力量内部持续发酵，但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中共对此置若罔闻，至始至终没有正面响应，一些知识分子有关政治和解的良好愿景，只能是一厢情愿。这一尴尬的格局，再次显现了民间社会和执政集团之间共识的断裂，再次表明中国和平转型前景的扑朔迷离、不堪乐观。
新极权主义的兴起
“六四”20周年前夕，被称作“赵紫阳遗言”的录音回忆《改革历程》的出版震动海内外，各界争睹为快。该书披露，赵紫阳主导的1980年代政改总体设想中第一条即是“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在国家、地方、基层3个层次展开”，其立意就是向民间释放和解善意并建立相应的制度性管道。赵紫阳主政时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具力度的时期，也是舆论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也是官民和解最具可能的时期。
20余年后，时空逆转，虽然主政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纲领，但是已经物是人非，与赵紫阳时代的制度性政改路径大相径庭。由于政治生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所谓的“和谐”这个形容词在民间社会的语境中变异为“和谐掉”、“消灭掉”的动词。即便对胡温的“和谐社会”做正面和善意的解读，也会认为这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无法对“和谐”二字进行正本清源。
不久前，旅美异见人士杨建利所主持的公民力量邮件组曾就中共政权性质做过较长时间的讨论，意见不甚统一，分别将中共定位为极权主义、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狭义的极权主义即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政体格局，即原教旨的极权主义，政党全面控制市民社会甚至深入公民个人隐私；而威权主义则类似于台湾“解严”之前的国民党，公民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有部分选举权、言论自由权，但执政党仍控制社会的核心系统，不开放全民选举和自由结社；后极权主义则是指原教旨的极权主义逐步走向衰落，无力控制社会，执政集团对民间多有妥协甚至不断释放善意，有点类似于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复出之后的中国；有人认为，当下的政治格局更类似于一种新式的极权主义，是指极权主义经历过衰落之后，由于嫁接市场经济逐步恢复了国家的汲取能力，经济和财政力量空前增长，国家继续垄断大部分资源，权力和资本高度勾结，市场信号扭曲，公平竞争荡然无存。
中国大陆当下政体之特质，即在于统治策略和手段日益精致化，全面控制人事、文宣、甚至试图去控制无远弗届的互联网路。以互联网的控制为例，据传中共花费了上亿元人民币开启了“金盾工程”，阻止中国民众翻越防火墙窥视境外媒体，并发明了关键词过滤制度，将敏感信息尽可能地屏蔽掉，甚至不惜花费巨资聘请大量人员在网路上发帖攻击不利于中共的言论，因为每发帖一条获利0.5元人民币而得名“五毛党”，近来还试图通令每台电脑必须装载能够屏蔽敏感政治网站和敏感信息的“绿坝”软件。对于异见人士的监控，则采取更加柔性的处理策略，一到敏感日子即花费大量警力将各类敏感人士非法监视居住，或者强制外出旅游、强制失踪等方式，使其活动在警方的视线之内。这种经济强权下的新式极权主义，虽然在操控手段上与毛泽东当年的暴力恐怖有所不同，但是就其实际效果来讲，也达到了无孔不入的控制程度。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目前之局面也是中共镇压“六四”带来的负面后果。“六四”镇压，不仅打击了中国民众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的热情，而且阻碍了中国开启政治改革迈向民主政治的进程。“六四”之后，中共彻底地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止步不前，原本日渐式微的后极权主义在与资本的联姻之下获得了复苏。在这种背景之下，公权力大肆贪腐而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使得贪腐在“六四”之后更加猖獗和公开化，不仅严重扭曲了市场经济体制，还严重恶化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在这种新式的极权主义状态下，中共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和信心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他们无意和民间社会建立制度性的对话和协商管道，尤其政治和解的问题更是无从获得实质性的推进。
希望在哪里
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已经迈过了30年的门坎，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的存量。民间社会在经济改革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市民阶层既存在着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冲动，也具有了对抗国家强权的资本力量。2009年3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发布了《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7（2009）》。蓝皮书称，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指出“地方政府与民夺利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可见，官权和民权之争将会愈演愈烈，群体性事件将会继续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加上互联网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初具雏形。民众维权的广度、深度和专业化程度也日渐提升，如果加上各种专业精英人士的引导和介入，可将群体性事件从非政治性诉求上升到政治性诉求，从非组织化到组织化，从虚拟的网路小区走向实际的街头运动，不排除未来某一天维权运动从局部扩展到全局，最终演化成全国性的政体变革运动。
“六四”之后，中共官方文件很少再提到“共产主义”的概念。中共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急剧收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仅仅是披了一件共产主义的外衣，已经蜕变成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灵魂的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把中国人民折腾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普遍饱受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惨遭凌辱的悲惨境遇，中共迫于压力开放经济改革，使得中国民众的经济创造力被空前激发，中国经济呈现爆炸式持续性的增长，也使得中共所有的合法性都集中在经济增长的速率。
但中共及其羽翼之下的统治集团和连带群体，借助垄断性的政治权力，大肆寻租和贪腐，严重扭曲了市场经济的信号机制，使得改革开放更像是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在经济增长维持在一定幅度的范围之内，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尚且难以暴露。不过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会遭遇瓶颈和经济周期，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更是扭曲乖张，其经济成长的不确定性更为明显，所以每轮经济周期都有可能成为中共崩亡的滑铁卢。
1998年，因为价格闯关改革失败，导致资本流动性第一次出现过剩，引发物价飞涨，直接导致了1989年的全国性民主运动的爆发；2008年，中国大陆经济再次遭遇了金融海啸，这场金融危机尚未全面过去，对中国大陆的深层影响也在日渐显现，中共是否能够挺过这次危机尚待观察。2008年年底，中共透过官方的《瞭望》杂志也预言2009年将是一个危机深化的年份，社会矛盾将会处于被激化的前夜，不排除从局部性危机演化成整体性危机。
即便中共躲过2008年金融海啸，下次金融危机仍将会在若干年之后卷土重来。西方成熟发达国家如果遭遇金融危机，往往可通过选举来迫使政党轮替，让当朝的政党承担政治责任。相对于中国这样一党专制的国家，情况就不会那么简单，民众的焦点和矛头将会全部指向执政党，直至演化成一场推动政体变革的政治运动。
政治和解与政体变革息息相关，没有政体变革做前奏，没有政治体制作保障，政治和解只能是空中楼阁，顶多是一场政治作秀。当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运动来临之后，政治和解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带领民族走出纷争和伤痛沼泽地的关键理念。
2009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