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从梁启超到方励之的境遇，探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民主进程，何以如此坎坷艰难？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如昂山素姬、哈维尔、金大中式的民主殉道者为国运作出道德承担。

 

方励之是1989年在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很遗憾没有成为天安门民运领袖。方夫妇近影。

梁启超晚年对政治已颇为厌倦，把重心转到了文化上来。与他关系密切的张东荪回忆，在北伐前二三年他住在协和医院，准备动手术时，张曾向他进言，文化运动未有不含政治改革的，故仅文化运动是不够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所以不愿再谈政治，就是对於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来了。」相隔二十年后，张东荪在写《理性与民主》一书时，回想起这句话，无比的感慨，认为：

「中国之始终未能走上民主轨道可以说就是为没有人肯作民主主义之殉道者。必须有人和迷信财神与送子观音那样，不惜徒步登山，数夜不睡，以迷信於民主主义，则民主方会发生力量。环顾海内，这个天赋的天命应该降在梁先生身上，他竟未曾担起，岂不可惜。为什么他最相宜呢？就是我以为民主运动根本是一个道德的挣扎，即对於不自由不平等不向上的一种抗争，可以说是纯粹出於道德的动机。」

梁启超晚年对民主失去信心

自戊戌变法以来影响中国至大、至深，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追求了大半生的梁启超先生，到他生命的黄昏竟然说自己「对於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来了」，这确实令人遗憾。张东荪的惋惜不是一声轻轻的喟歎所能了的，而是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立在我们的面前。从他写下这番话，又是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依然踯躅在民主的大门外，更不要说上轨道了。通往民主的路为何如此艰难？固然首先是因为环境的阻力，比如掌握权柄的人不愿意自己的权力受到约束，既得利益不肯放弃眼前的利益，多数人屈从於环境的压力，苟且偷生，追求民主的动力不够……

在这些因素之外，我们不能不说，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的追求者、宣导者，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世人视为民主旗帜的人物，本身也没有负起足够的道德上的责任，在根本上，缺乏一种殉道者的精神。

 

● 1988年方励之在中国大学中演讲，鼓励学生参与改造中国争取民主的进程。

追求民主不能不诉诸道德要求

中国人追求民主之路，如果从梁启超那一代起已有一百多年了，最近这三十多年来，自「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到波澜壮阔的一九八九年，也曾高潮迭起，国人并不缺乏民主的诉求，而且曾经产生出了具有影响力和象徵性的代表，比如方励之先生、魏京生先生。但是，他们先后都选择了流亡，作为个体生命他们因此可以减少许多切身的痛苦，我无意评价他们个人的选择，也决不是在指责他们，何况魏京生先生已在牢狱中熬过了漫长的十八年。我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这个选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负面效应，作为极权社会里好不容易浮现出来的民主象徵，他们曾是千万追求民主的国人心目中的希望与信心，如果他们坚持留在自己的国土上，与这个饱受折磨的民族共命运，与被蹂躏、被损害的同胞一同承受现实的苦难，整个民族在精神道德上就有一个可靠的向心力，在无所不在的强权对面，就有一座撼不动的精神座标。

任何一个时代，要产生出这样的座标需要有很多的契机，不是说有就有了，只有各种因素集於一身才会成就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人一旦产生，上天就赋予他一重使命，这个使命是超越於个人生命之上的。这个时候，这个处在历史当中的个人，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担负这样的使命，能不能以殉道者的姿态，坚守民主的理想，就变得比什么都重要。确实，这不是现实的理性计算，不是具体的力量权衡，而是清清楚楚的个人利害抉择，不仅可能带来个人处境上更大的逼迫、更大的难处，甚至是严重的伤害，由此产生的道德力量却是难以估量的。

道德从来都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不是用来责人，乃是用来律己的。在极权向民主转型的过渡时代，新生的民主力量要想与强大的反民主力量抗衡，不能不诉诸这样的道德力量，我们当然明白民主最后的生根要靠制度，没有制度安排上的保证，就不会有健康的民主社会，但是这个制度的建立却有赖於道德的动力。没有这种道德的榜样，没有先行者以自我牺牲所作出的示范，一个长期被专制奴役的民族是很难迈出这一步的。《圣经》中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中国的民谚也说「一籽下地，万籽归仓。」说的就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今天林昭受到那么多人敬仰的原因所在。

倘若方励之六四后不出走

历史的创造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中，有幸被历史选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关键时候的选择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方励之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处演讲，提倡民主，在年轻学子中如雷贯耳。一九八九年的民主浪潮诚然不是他鼓动起来的，而是历史的大趋势，但是不能否认他多年来的思想言论就是构成这个大趋势的一部分。他的影响力当年无人出其右，拥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乃至「中国的布鲁诺」等称誉。

然而，他最终既不是萨哈罗夫，也不是布鲁诺。如果说，「六四」枪响之时，情况危急，大军压境，局势不明，出於生命安全的考虑，他走进美国大使馆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一年多之后，北京已结束戒严，局势平定，作为被通缉的「黑手」，他坦然走出美国大使馆，充其量也就是接受几年监狱的命运。按照当时全国的民气、民心、民意，更不用说国际社会的舆论，他入狱只会使他赢得巨大的声誉，只是暂时失去人身自由。以他的声望，即使在狱中，他在肉身上也不至於受到多大的伤害。

据说，他事后的解释是，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被时代推到浪尖上的知识份子，关键时刻是不是能承担起民族的苦难，有勇气接受包括牢狱在内的命运安排，坦然地面对一切向他袭来的横逆。这不仅是个人的勇气问题，更是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感到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戊戌变法虽然被绞杀了，但是有一个甘愿以身殉道的谭嗣同在，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线的温暖。十多年后，那个杀了谭嗣同的王朝就崩溃了。

二十年后，重读方励之先生八十年代的那些言论，我对他依然怀抱足够的敬意，他毕竟是一个开风气者，一个推动过历史进步的人，斑斑史册永远也无法抹掉那一页。但是，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也是毋庸讳言的。他的选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挫伤到底有多深，或许今天还测不出来。这是历史深深的无奈。在太平洋彼岸，午夜梦回之际，也不知道方先生对此是否有过反省？

专制和被专制相互成全

六十年来，在这个暴力缔造的大一统政权下，这块土地上追求民主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三十多年来，我们一次次听到了民主的呐喊声。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出自己的昂山素姬、哈维尔、金大中？为什么三十多年的时光得来的仍然是零？其中原因不能只到反民主的力量那里去寻找，更要在求民主的力量身上去探索，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省，我们就会发现自身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反民主的力量变得貌似强大，甚至逐渐找回了他们曾经丧失的一点自信。

专制其实不是靠自己单独就能完成的，专制和被专制是相互成全的，一个民族一旦准备好了告别专制，专制的末日也就即将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之所以只能处於民主的门槛外，首先是追求民主的人还没有作好道德上的准备，特别是个别曾享有宣导民主的大名、掌握了相当道义资源的人，没有能立定心志，做一个民主的殉道者，甚至放弃了历史曾给予他的重大机会。这是中国民主难产的重要原由之一。

中国的今天，依靠体制自身力量往民主方向演变的可能性，几乎越来越看不到了，强势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贪婪和独佔的欲望日益膨胀，像胡、赵那样具有道德感的体制内领袖已没有产生的土壤。但是，历史又已经走到了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这不是人力所能阻挡的。这个时候，民间社会能不能产生出具有道德力量的代表人物来，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一个民主中国、自由中国殉道？就是这一轮转型能否顺利开始的条件之一。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