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周年征文


六月十三日凌晨，我在监狱里的第一天，就听到广播全国的通缉令：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二十一名学运领袖遭点名。贵州的喉舌们，紧跟形势，鹦鹉学舌，公安也如法炮制，要贵阳沙龙联谊会，高自联，工自联，的首要分子与骨干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我听了之后，笑着说：我已经被抓了起来，失去了投案自首的机会。

6月13日的全国通缉令与大抓捕，标志着漫长的\”六四\”后期的开始。我终于被\”六四\”紧紧拉住，没有办法解脱出来了。在外面的演讲游行集会等等，有朋友们在一起商议，可以分工。而现在，没有人可以商量，只能是个人决策，单打独斗，承受魔炼与种种磨难。

入狱的前半年或前三个月，是最紧张，最难过的时期。这是不少坐过牢的人，总结出的经验。

其道理也很简单，突然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而且是险恶的环境，还不知道事情如何发展，前景不明，这当然使人紧张难熬。

我并不是英雄，我之所以一个人单打独斗，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我自愿承担责任。是不知道有多么严重，不知道大部队已经全军撤退，我还高高兴兴的在敌阵里散步。

还有，我的心态比较好，比较乐观。理想主义是我的性格，同时，坚信自己的行为，没有犯罪。

我曾问过一人难友，我给他最大的印象是什么？难友说：\”最大的印象，就是你还睡得着觉，寒冷的冬天，你拿毛巾盖在头上，倒头一会儿就睡着了。\”

在很多人看来，我的案件是多么严重，执政者在平息所谓动乱的前三个月或半年间，口气之强硬，气氛之恐怖，仿佛文革的重演。而我竟然还睡得着觉，旁人都深感奇怪。如果用民间的俗语来说：我是一只白胆猪，只要吃饱，就乐哈哈的去睡了。

由于在监狱里，我被封闭了起来，不知道外面对所谓的动乱的宣传，恐骇了许多人。我得到一个珍贵的礼物，那就是心灵的平安，我平安的心，应对审讯者的一切把戏，我在封闭中大摆故事，这与外面更多朋友们的恐慌，形成鲜明的对比。

红星闪闪亮，
逼我去战斗。

一、交锋/大摆故事

在监狱里摆故事

我改变策略，只要不是威逼恐吓，侮辱折磨，人身攻击等等，我就有问必应。我认为，我既然无罪，就没有必要沉默了。沉默，反而是支持他们错误的认识。这是一种思想与心理的交锋，只要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就与你们玩，在道义这个层面。谁怕谁？

确实没有对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他们采用各种方法，主要是心理战。

只有通过对话，人与人之间才能与相了解，当然，这是一种特殊场合的对话。我把每一次审讯，称之为摆故事。提审的时候，我出门路上，给朋友打招呼，我要去摆故事了。

对方也不希望我沉默，他们也很乐意与我摆故事，甚至，采用多种方式鼓励我\”摆故事\”。他们的目的，与我不一样。

双方都不愿意沉默。

对方是侦查、寻找与证明罪证为目的。

我也要了解他们，他们需要什么？对我们有那些认识，是怎样的处理？

如果把这种审讯，当作是互相了解，那么，我也得到很多从书本上无法读到的东西。他们是一个群体，人上一面，形形色色。他们也是由具体人所组成，作为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性格，经历与故事。至到今天，我也喜欢与各种人对话，摆故事，我经常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倾听与观察，就是看他这本书。

如果把这种审讯，看作是交锋，一是互相刺探，斗智斗心力，一是视之为敌，那就成为不流血的战争，事实上，他们从策略上，宣传上就把我们定位为敌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与他们的对话，摆故事，就是他们认为的政治斗争。我别无选择。我无法选择剧本，无法选择角色，我成为独斗士。没有人指挥，支持我，我只能一个人战斗。虽然外面有很多人会关注，但是，所有的关注，离我很远。我对外一无所知，我是被封闭起来的决斗场上，不是单打独斗，我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一群，他们可以采用的方法，策略就很多；比如，车轮战术、疲劳战术、欺哄战术、恐吓战术、利诱战术等等。

每一个因\”六四\”走进监狱的人，都是独斗士。在这个环境里，你必须个人思考与决策，没有谁能够直接帮助你。如果对方视你为敌人，你就别无选择，你就必须应招出招。

二、游戏/特殊待遇

他们对我有三个特殊的待遇；
一是单独关押；二是单独逮捕；三是省级审案。

我们是被分别逮捕，首先是1989年6月13日，逮捕了张兴佩。接着是于1989年9月11日，逮捕了杜和平，然后是于1989年11月25日，逮捕了陈友才与王顺林。最终，反革命组织罪并不成立，也没有以反革命特务罪判杜和平。为什么采用分别逮捕的方式呢？

道理很简单，虽然我们同一天被抓，后来，又是同时走上法庭而被判刑。但是，我涉及的特务大案，与他们三个人，没有关系。

㈠转监之谜：
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我被单独转监多次，这是为什么？我早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开始，是关押在贵阳市看守所。

几天之后，就转到南明区看守所。

大约是一个月以后，又转到贵州省看守所，这一次朋友们都关押在一起了。

好像又是一个月之后，又单独把我转走，这一次是转回到市看守所。

为什么单独对我玩这种转监游戏？

场景一： 有一次转监，我收拾东西，我与同监关押者，以为要放人。谁知出门，上车，戴手烤，其中一个警察说：\”你以为会放你，升级了。\”

我等天真幼稚的认为，他们会遵守法律，对确实无罪行的人，就无罪释放。

场景二： 有一次转监，一个警察告诉我说：\”之所以把你转走，是因为这里关押你们的人，太多了，怕你与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高估我的能力，就是取得联系，又怎么样？

转监造成的一个效果，就是外面的人，亲人，朋友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增加了神秘性，恐怖性。一个平时经常在一起的人，突然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是落入充满恐怖暴力集团的手中。使人产生的是恐怖的联想。这个人不知关押在哪里，看来凶多吉少。

我认为，转监是他们的战术，是迷惑战术，是大摆迷魂阵。他们要向其他朋友们施压，转监的同时，他们就有意识宣传，杜和平被逮捕了，他是一条大鲨鱼。是接受国外敌对势力的指挥，参与了动乱，你们赶快揭发他，与他划清界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后来知道，他们玩的这些把戏，确实产生了效果，很多人都认为，杜和平是一个特务，组织参与了这一场社会动乱。产生的效果，就是使认识我的人震惊，恐慌，害怕极了。要是与我扯上关系，问题就严重。

我自己反而气定神闲，心中无鬼行，那怕夜敲门。

这些把戏，对我没有作用。

场景三：黑夜，我被押上车，透过车窗，可以看到熟悉的街道，人群熙熙攘攘。我心里就涌出一个念头：\”自由可贵，自由真好。\”外面的人群，不会知道，这是押运囚犯的车。囚车行过客车站，押运的警察就呼喊:\”101指挥部，101指挥部，我们已经安全的走过了客车站\”。

我心里却笑，这样隆重，很有声势。我感觉是小题大做，草木皆兵。谁会来救我？决不会发生劫车救人的故事。这可以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体验与素材。如此一想，我心里就暗暗好笑。

场景四、

天亮了，我们从铁门小窗口对外说话，才知道朋友们都转到这里了。每个人都兴奋的讲述自己的经历…..徐庆元高兴的说：\”大家又都在一起了，太好了。昨天晚上，把我押上车，我一看，车是开往荒山野岭，我就想，着了，要搞文化大革命了，对我们要杀人灭口了。\”我们听了都笑了。我不知道徐庆元是幽默调侃，还是真的感受到恐怖。黑暗的深夜，作为囚犯在车上被送到野外，自然会产生恐怖的心情。

场景五：那一次在省看守所，搞了一场很有声势的逮捕仪式。广播宣布，逮捕了杜和平，张鑫佩。

审讯者问我：\”逮捕了你，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反正都是关\”。我无所谓的回答。

\”嗨，不同了，现在性质不同了。\”他们提醒我，问题很严重，结果将很凶恶。

我成为敌人了。

当我成为他们的敌人，其意义我并不清楚。糊涂真好！尤其是在充满凶恶与恐怖信息的监狱里，可谓是\”难得糊涂\”。

我根本就没有敌人的概念。

喔，这是玩杀一警百的把戏，几千年来，专制社会的统治者最喜欢，最善于的就是杀一儆百，不断的抓人、杀人。造成社会民众的畏惧心理。这是一个恶法统治的社会，我深刻的体验，这个恶法社会，是多么荒唐与恐怖。

任何民族与国家，如果不断的玩这些把戏，浪费大量的财力与人力资源，确实很悲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靠玩这些把戏吗？

这并不能给社会创造财富，并不能发展生产力，给社会在一段时间一些人群范围内，造成心理恐怖的气氛。所以，老子说：\”人不惧死，奈何以死惧这？\”

㈡

我确实没有罪，因此，我很轻松，因此，对这种审讯，这种所谓政治斗争，就流露出了不屑一顾，就有悠闲的态度。对此，有一次，我的对手，就大为光火，他突然猛拍一上桌子，大叫一声。站起来！他狠狠的说，你太悠闲了吧。

这突然的拍案一叫，确实把我吓了一跳，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想不到，悠闲的态度，竟然是对方发火的原因，也许是虚张声势，故意为之。也可能是真的老羞发怒？还是故意表演？那只有当事人知道。

当然，也可以说我是无知，是对政治斗争的麻木是幼稚天真，自我分析，可以证明这些说法。我确实没有敌人观念，没有敌情意识，虽然有对手，我不过看作是竟技，是玩游戏，就像打球、下棋的博弈。这不是你死我活的博弈。

但是，这是有成败得失的博弈。在我们的人生舞台上，彼此是对手，是配角，是导演。有些人是以权势利益的成败得失来计分；有些人是以形象台词来点评；有些人是以气质神态来打分。

就象棋局中对弈，如果你是高手，你就很希望对方是高手。能够与高手对弈，那也是人生中的一大快意享受。

㈢

拍案一声吼，谁都会被吓一跳，这是施压的战术之一。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只要进入中国政治，似乎就要心脏变硬，良知泯灭，不要道德，不要人格。就要学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而把政治搞成暴力与野蛮的社会行为，而且，控制言论，通过宣传，使之合理化。可以说是，歪理邪说。这些系统化的歪理，理论化的邪说，蒙蔽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毒害了亿万同胞。

政治斗争，要有斗争的动机与目的，要有战略目标战略思想。
而我争什么？

三、揭秘/人物往事。

我摆故事，是有原则，我可以不说谎话，但我没有必要什么实事都说出来。我\”供认不讳\”但我的\”供认不讳\”。并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

我虽然直言不讳，供认不讳，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的供认不讳而受到牵连与伤害。他们在起诉书与判决书所列举指认我所谓的犯罪事实，可以证明我在这场考试中，没有营私舞弊，没有说对不起朋友们的话，没有做对不起良知与灵魂的事情。

有可能牵连与伤害他人的问话与情况，我尽可能的回避；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判断他们知道，没有必要隐藏的。这是可以判断的，就是他们的卧底在场的情况，或者是多人在公开的场所，那就没有必要回避。二是他们不知道，也没有问，我当然不会去说。三是彼此知道，但有些事情，我不会说，就尽可能向想方设法而回避。

比如：关于是谁打印的传单。传单是我写的，我可以供认不讳，而谁打印的，我就不愿意说了，因为我担心说了，他们去调查，虽然事情不大，别人肯定会受到惊骇。这是我不愿意说的原因，于是，我只好摆故事了，说是某天在街上遇到某人拿去打印，关于他住哪里？对不起，不知道。

其二、追问郭忠民在哪里？

我当然不愿意说，虽然郭忠民走的时候，告诉他到哪里去了，我只说一些实话：\”他说，他要找一个安静地方去写书。\”事实上，郭忠民到广州去了，而他们在贵阳寻找他的时候，我想，这会为郭忠民赢得一些逃出劫难的时间。半年之后，郭忠民被抓回贵阳了。

郭忠明是读书会的元老。他的思维敏捷，理解能力很强。我与他的交往比较多，我们一起卷入贵阳的\”六四\”运动，他是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很多故事的主角之一。

八九年初春的一天，郑天赐从广州回来，马上就见我，要我带他去找郭忠明。我们就乘车到贵州大学找到他，我们一起回来，我就与他们分手了。审讯者透露：郑天赐与郭忠明有秘密交谈与激烈的争论。为什么这个情况警方会知道呢？显然，另一个人在现场。

我对他谈过\”醒狮计划2\”的构想，他立即的很敏锐的反应道：\”那不是成搞政变了\”

其三、徐庆元的参与

抓我的时候，徐庆元住在我家里，顺便也把他抓进去了，他是研究笔迹心理鉴定的专家。这是纯学术、纯技术的研究，可以不涉及政治。但是他对社会的是非善恶，是有清晰的认识，他不可避免的参于\”六四\”的活动，写声援通告，写游行用的横标。

审讯时，涉及他的问题，我就不会牵连他，就说他是笔迹心理专家，没有去揭发他参与什么。

我希望他能离开监狱，继续他的研究。在外面，我们同吃同住，是生活与事业的搭档，在这艰难时期，我个人承受，没有必要同受劫难。

他大约在监牢里是三个月。后来，有记者或作家采访他，而写这段特别的经历时，就称之为\”百日蒙难\”。

1989年6月12日。深夜。

徐庆元陷入了世界上最大的磨难，身陷囹圄。他立志终生研究笔迹学与笔迹心理鉴定技术，定位是这方面的学者与专家。他清楚地知道，这不同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自然科学，可以脱离复杂的社会而进行研究。由于笔迹学的社会实践性极强，要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这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中注定了要经历太多的坎坷和苦难。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入这么一个令人心寒的地方。

徐庆元到这里来，见面礼是不会少了。因为他没有权势为靠山，没有充足的金钱来进贡岛主。于是，他的日子会好过吗？但是，当徐庆元给这些罪犯展示绝技，很快就征服了他们，受到岛主的礼遇。这对于徐庆元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得到一批罪犯的笔迹作深入与系统的研究。确实是出乎预料的大收获.

这一次蒙难，对于徐庆元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作为一个惶恐不安的囚徒来研究其他犯人，这是任何一个养尊处优的研究者，都不会具有的\”优越\”条件。也许那么多的学者们，之所以写了许许多多不痛不痒的论文、编著。可能是没有身历较大的痛楚，心历较大的磨炼之苦。他们坐在象牙塔里，安全地和\”客观\”地研究游泳，\”科学\”地分析溺水者，会有什么发现？会有多大价值的真知灼见？

祸兮福之所依。这次蒙难，居然成为徐庆元的一次磨炼利剑的机遇，这是很多笔迹学的学者与笔迹鉴定专家所没有获得的恩赐。

监狱，这真是一所特殊的大学，徐庆元在里面，很快就忘掉恐惧，投入这难得的学习与研究的机会。磨难没有使有志者消沉、颓废，反而获得出乎预料之外的启示与力量。

其四、醒狮计划

我们有两个醒狮计划。

是朋友提出第一个醒狮计划，警方是知道的，但审讯时，并没有问，我也不会去说。

为什么不追问此事呢？

其五、有三次秘密集会，我以有事提前走了为由，拒绝去回忆述说。

一次是在枣山路一位朋友家聚会，陈西对这次聚会，后来回忆而说：新闻界的朋友介绍一名\”贵阳晚报\”的记者，与我们取得联系。她说：她希望参加我们的活动，并记录下这历史的一页。她参与了我们在枣山路的聚会。事后，这次会议的谈话内容被以录音机记录的形式出现在提审我们的证据中。\”

一次是在金筑大学（现为贵阳大学）教室内。

最紧张的是6月5日的晚上，那一次，因有人拒绝签字，引起争论冲突。张鑫佩就说：\”谁要是敢出卖我们，老子打断他的腿\”。在这非常时期，张鑫佩表现出非常的能力与非常的勇气；可惜，他切入这次历史性的风雨聚会，已经晚了。

王顺林与陈西，也在这非常时刻，展现出大智大勇的奉献精神。从他们三个人的身份与表现来看，而是受过高等教育，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愿跪着的大丈夫，是不愿受奴役的中国公民。有这样的朋友，我就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

其六、关于郑天赐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郑天赐的事情，公安抓了很多人，影响很多人的生活与工作。很多人因此而无辜受害。比如，张林、比如，朱正元等等。

我与他交往，更多的是交流思想、文学与哲学。我已经发现，我比较适合研究哲学。至于他们要从我口中得到郑天赐的蒋帮特务的情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与郑天赐并没有那种政治关系。而且，郑天赐也是一个饱受社会磨难，坐过牢的聪明人。如果他有核心机密。不可能会愚昧的告诉我。

是的，他的行为与言谈，暗示他有从事神秘性，秘密性的工作。但是，我是与一个一般朋友的交往，不可能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事情。从经济关系来说，谣传我领受什么活动经费了吗？事实上，他在经营公司时，一度资金周转困难，还向我借了一千元钱。不过，很快就还我了。而他的办公室，我还垫钱买了一些办公用品，修理打字机。我还准备报账呢。他逃离了这个恐怖的地方。而学潮把我卷进了监狱。

从思想文化的认识角度，我还是把他看为是可以交往的好朋友。

审讯者总说：\”你被卖了，还不知道？\”

谁能卖我？卖给谁？卖了多少钱？这也是使我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成为\”六四\”事件的替罪羊，这也是一种买卖，其价值是可以计算的。

其七、关于张林

在与我交往的朋友，有视为敌对势力的国民党方面的优秀者。也有共产党官员的后代。张林与陈西，就属于后者，是属于可以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朋友。

张林是一个性情中人，诗人型人格，是非恩怨，坦诚直露，他的弟弟是高自联的学生而被抓，而他因郑天赐的事情，也被关押。当我被宣布被逮捕时，他大声抗议，嚎啕大哭，泪水狂涌。

据说，他边哭边大声说：\”杜和平肯定是你们陷害的，如果他是罪犯坏人，贵阳市就没有好人了。\”

审讯者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了：\”张林听说你被捕时，就大声的哭了。\”

这可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悲愤处\”。朋友之大哭，是为良善而哭；是为正义而哭；是为真情而哭；是为自由而哭；是为尊严而哭；我这一生，决不会忘记这一天，你那感天动地的哭吼声；那时，我们正处于\”六四\”的伤痛与恐怖之中，我已经被推向国家大罪犯的行列，有谁敢为之而抗议？有谁敢为大罪人喊冤？你敢！你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此而哭，你敢在强权暴力之中而公然抗议。

上苍一定听到了你的哭诉，因为，这是最有力量的祈祷，我因此而得到神圣之灵的看顾，当然，这是我后来的感悟。我因此而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那最有效果的祈祷。

在我经历的这一本剧情之中，你的大哭与抗议，是最动人心魄的一幕。你在此情此景的大哭述说，是你的诗集之中最有魅力的篇章，是最有感染力的诗句。声声化泪水，句句载真情。其哭犹雷响，眼波送吾行。

你这最有感染力的\”诗句\”感染了我，因此而改变了我，我变得多泪善感了。我想借花献佛，想借灯照亮，借你那高尚的热泪，洒给那\”六四\”死难者的祭台前。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只要翻开历史，浏览\”六四\”的篇章，面对\”六四\”的死难者，都会洒下高尚的热泪。

在我的几十年生涯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哭，就是两次，一次是张林，另一次是陈西，这是男子汉的哭，我才知道什么叫\”嚎啕大哭\”，我才知道什么叫\”男儿有泪不轻弹。\”什么叫\”只因未到悲愤处。\”

我突然会联想起七六年天安门诗集，其中那首著名的诗：\”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陈西的嚎哭，是因为不肯放弃民运与维权活动，家人遭受当局高压逼迫，其岳丈家开家庭会议，出此下策，以离婚相逼他。）

很有可能，你的哭诉，也感动了某些审讯者。那天，因为要转押我，审讯者没有给我戴上手铐，但是，那个极左的某官长，用那冷酷的脸嘴与阴恶的眼睛，扫描车上的我这个大敌，就走了。一会儿，审讯者就过来，拿出手铐，用无可奈何的语调对我说：\”来吧，做过样子吧\”。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当天，我又一次被单独转移关押，在车上，因为张林的情感信息，严重的感染了我，我乐观的阳光，被笼罩上了阴云。

四、演出/人格的历史

㈠

\”你还不醒水；你不要背了，别人都推卸责任，你承担得了吗？\”审讯者对我说这句话，其语气是关怀与劝说。而言外之意，却是有挑拨离间之嫌，也有威胁之意，透露杀机。当然，也可以简单的认识，视为实话实说的理解，那就是，在高压与恐怖之下，与我有关与\”六四\”有关的涉案者，选择了撤退、逃跑、躲避、推卸等等方式，而减少伤害，寻求自我保护。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不是构陷他人。

在大抓捕之前，群进我退；而现在，众退我进。

有人说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群小青蛙，有一天在外面玩，看到一个高耸入云的铁塔。小青蛙们就忽发奇想，说能不能爬到塔尖上？然后大家受这个理想的感召，就说爬呀！，呼朋唤友就开始爬了。爬着爬着呢，被太阳晒得气喘吁吁，就开始有质疑说：我们傻不傻，为什么要爬啊？说着，有一个停下来、三个停下来，五个停下来，逐渐大家不仅停下来了，而且都在嘲笑自己是挺傻的。这个时候大家发现，有一只最小的青蛙，还在爬，速度也不快，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爬，后来大家瞠目结舌。终于看着它到达了塔尖。它下来以后，大家都敬佩的去问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为什么你自己上去了，这个答案是出乎意外：这只小青蛙是个聋子。当大家议论的时候它没听见，以为大家都在爬，它就独自晃晃悠悠的爬，最后就成了一个奇迹，爬上去了。

我就象这只小青蛙，不知道整个国家宣称机器，鼓噪着\”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对于这些反革命暴徒，百分之零点五的都不轻饶\”、\”从重从快！\”、\”坚决打击！\”等等。我不知道后果多么严重。我是一个不醒水的小青蛙。是一个难得糊涂的小青蛙。

㈡

每个人都是演员，我感觉很像在拍摄电影电视。

场景一、敲门、戴手铐、抄家、签字、走上囚车。扛着迫击炮般的摄像机，多数时间是对着我。我是主角。

场景二、看守所、军警密布、先表演戴手铐，然后两个武警作扭押状。就家文革批斗会的动作。好玩，因为这是为了拍摄，并没有伤害性，时间短，不是斗垮为目的。

场景三、官员穿戎装制服来作审讯状。

场景四、转监，浩浩荡荡、戒备森严。

其实，几乎是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认为我们有罪过，似乎是心照不宣、拍部电视、拿去交差，哄哄那些高层官老爷们。

但是，我们坐的监牢却是真实的，还按照法律的程序来玩呢，似乎也很认真。监狱里的苦难、恐怖、压抑的生活、那可是真实不虚的。

㈢

\”我们要对\”六四\”表明态度，没有办法。\”有审讯者无可奈何的说。专制的特点，就是逼人说谎。为了饭碗，或为了工作，或为了权势利益等等，大多数人对\”六四\”就只好违心的表态。

\”来，签字吧，以后平反要靠这些的。\”

\”来吧，做个样子。\”要给我戴上手烤时，就这样说。

高官就来拍一下照，就无言的走了。

有人来看了一下，手里拿着棋谱。拍照片，摄像时，声势浩大，两个武警，给我戴上手烤，做出扭手坐飞机的形状，没有人呵斥，没有人呼喊口号，很快就拍摄完毕，没有点什么很刺激的感觉。

㈣

法庭上，我们的案宗卷本有一大堆，检察官还念了几段他人对我的检举揭发。其实，不过是什么集会上，我跳出来说了什么。全身都下水了，还在乎几点泡沫。

对这些检举揭发我一笑置之。我也不会记恨他们，我知道，大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是被迫的揭发，是违心的检举。

向我开炮！

为了保护朋友，可以向我开炮！

由于无罪，由于我们的理念与行为与正义与光明磊落，因此，需要所谓保护的朋友与保密的事情，是不多的。所谓保护朋友，不过是让这场事件，尽可能的少牵连一些人，坐牢，就由我们少数人来坐吧。

由我来承担，向我开炮，没有必要更多人作出牺牲。所以有朋友认为我摆故事，说得太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

审讯过程，我坚守了一个原则，不能说出有伤害而牵连他人的话。这不是高尚而是面子；也是一个做人的品格，即使事情不大，不会对人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也不会说。因为这绝对会影响人格与心灵的演化。

有些朋友竟然相信，是我摆故事，说得太多了，才导致被判三年。我一言不发，他们一样的可以判我三年。\”六四\”事件，流血了，需要有替罪羊。必须有人走上祭台，必须有人走入地狱。

既然没有合适的人走入地狱，既然选上我，我义不容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有些人跑出去了，有些人沉默了，有些人推卸责任了；保护自己，乃天经地义。但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伤害他人，那么，其良知就会受到伤害。如果是为了贪欲而陷害他人，那就是违背天理良心，就会有严重的后果。

对于我来说，以一种无罪的心态，轻松，正义的思想意识而走入地狱，却是走入天堂之路的开始。

背叛了自己所宣称的理念，有些投降了，有些人出卖了自己的良知，有些人想方设法的逃避。

我别无选择，并非大义凛然。

我不可能背叛良知。

我参与\”六四\”，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决不后悔。

当时，参与\”六四\”的人那么多，高调者也不少，突然间就改变了，就低调乃至哑口无言了。甚至有些人无影无踪了。

我不是一个很高调的人，我是比较理性的人。从参与到入狱，我的观点，态度却没有改变。

最后，我们几个人被判刑了。

记我所知，也有为数不多的朋友，特别的关注我们的命运。有些人甚至认为，只让他们几个人坐牢这很不公平，朋友后来写文章采取一些行动，抗议当局，等等，因此争取与我们得到同等的待遇，走入地狱，成为走入地狱的政治良心犯。

比如说：曾宁被抓捕关押几个月后放了出来，后来单枪匹马勇敢地上书抗议中共政府，就被判了四年徒刑。又比如说：陈友才（陈西）坐牢出来后，他又与黄燕明、廖双元、徐国庆四人聚合在一起，为此成立了\”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1995年6 月4日，黄彦明与卢勇祥同往天安门广场撒传单，呼吁中共重新评价\”6．4\”，并要求解开\”党禁\”、\”报禁\”，还人民以自由。 为此，他们都被判了重刑。

在道义上，我们实力强大。在道场上，我们必胜！我们为自己的良知与灵魂而打保卫战；为正义、理想、公正、人权、自由、希望等等而打一场美好之战。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