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剥下“皇帝的红衣”
当今中国，最大的谎言和荒诞是什么？共产主义⑴。
从国内状况看，共产主义已经被中国的现实生活战胜了，它已经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抛弃了，甚至，它也被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所埋葬了。共产主义已成了一层面纱、一个虚饰、一桩笑话。在精神上，共产主义已死。但是，现实生活的如此明显的胜利还没有从实践的真理变成政治的真理。
于是，整个中国成为一个红皮白心的大萝卜。旗号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外表与内涵，产生了触目惊心的分裂。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段历史，其意识形态的谎言比今天北京的公开谎言更荒诞不经，更加昭然天下。
无疑，中国政治改革的着力点，首先应集中在最容易突破的、社会共识最多的关节点上。而公开抛弃中国的国家教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把中国的真实状况在宪法上凝固下来，正是这一关节点。而且，无论就必要性还是可能性而言，目前又是最好的历史机会。
是公开摧毁这一谎言的时候了。
从可能性看，放眼中国大陆，经济起飞尚未中止，社会对左派教条的蔑视和鄙视已达极点。共产主义已与中国一般老百性的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在中共党内，强人邓小平已死，与共产意识形态有生死特殊感情的第一代老人已丧失了政治能量，几乎整个社会都对意识形态教条深怀反感，乃至不予理睬。大部分中国人都从近十几年淡化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中得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这是经济改革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国社会的基础。
在国际情势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败，仅存的共产国家最终将退出历史，这已是瞎子也能看见的前景了。而无论东西南北，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鼓励中国的非意识形态化，即和平演化。目前既无外敌，更无(类似前苏联那种)国际意识形态霸主国横加干预的危险，而只有推动中国放弃共产教条的外邦，是一个极佳的国际环境。
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已无人理睬，已是藓疥之疾，不足为患，只要不去管它就行了。
这种看法是短视的。其实，从必要性看，剥下“皇帝的红衣”恰恰正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人们注意到，即使以邓小平这种强人，对于咄咄逼人的党内意识形态挑战，也只能祭出“不争论”这道免战牌，被动地以“不问姓社姓资”为回应。江泽民何能，能在理论上击溃左派？他连压制争论的实力也没有，遑论在理论上占上风了。
其实，中共党内，在意识形态方面，邓一直是处于守势。他的“不争论”，并非有人所说的是什么绝妙发明，而是不得已的无奈选择。
原因很简单，中共以意识形态立党立国，意识形态是该党统治合法性的公开基础。只要它还叫共产党，它就得挂这块意识形态招牌。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必须用反意识形态的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马列)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意识形态只能做，不能说。这就是“不争论“的奥秘。也是邓在党内的意识形态战线上只能处于守势的根本原因，同时还是他对他本人去世后可能爆发意识形态之争而忧心忡忡的关键因素。
简言之，所谓“不争论”，恰好是邓的“阿里斯之踵”，是其最薄弱的环节。
即使从现实政治力量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在中共内部仍有相当大的力量。这是因为，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与其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利益集团。如党的高层内，分管宣传、组织和监察等系统的党工集团以及各级负责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官员和教员。在这十几年意识形态衰落的改革开放中，与分管经济和行政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捞到什么油水，而其特权与地位却急剧削弱，江河日下。这种失落感使他们本能地意识到马列毛式意识形态和制度同他们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假、大、空的官式教条已变成他们的实实在在的钢铁饭碗了。由于有如此现实而广泛的利益交织在意识形态之中，因此，它的政治能量就相当可怕，而当年邓小平又维持了原有意识形态作为党的外壳，这就给了上述政治力量以尚方宝剑，使之站到了攻势的地位。
只要中共不公开放弃意识形态这张最后的皮，上述攻守之态势就是无法改变的。邓死后不久，左派即掀起的一阵阵“万言书”恶浪，就是明证。并且，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类似六四之后那种意识形态大回潮并非是绝无可能的
因此，共产意识形态仍是中国进一步向前走的绊脚石。
为了防止象屡扑屡起的“万言书”式的意识形态回潮，为彻底排除干扰，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为消除大陆与台、港中华经济圈进行整合的最大障碍，为造福于后代子孙，当今之计，必须再次祭起邓夺华国锋的权时用过的“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把“实践标准”用在意识形态本身上，毅然扬弃未能通过中国实践检验的共产教条，也就是说，与马列毛共产意识形态公开决裂，用全社会的合法性标准来取代中共党内的合法性标准，痛下决心，一了百了。这实质上是从根本上为这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奠立合法性，越过改革的产权“临界点”，也是从根本上避免这些年的来回振荡，左右摇摆的不二法们。 这是中共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只有在宪法上取消了共产主义的国教地位，其他思想才有合法出现和竞争的权利，思想自由才会有稳固的基地，中国的制度性变迁才有法理依据，香港、台湾被共产制度吞并的阴影才会彻底扫除。
二、意识形态的分疏及其重组
如前所述，抛弃共产意识形态，把中国还原为表里一致的社会，从而汇入国际的基本政治经济秩序，是中国社会大多数利益集团的基本共识。无疑，在放弃共产的虚饰招牌之后，鉴于社会各阶层持有各自不尽相同的思潮或利益要求，鉴于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和海外诸种思想的交互作用，交相影响，中国社会将会有一段思想主义纷至沓来五彩缤纷的多元化时期，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如，笔者曾具体描绘过的已在中国或明或暗地流传的一些思潮流派：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式的“制度创新”论、毛氏新民粹主义、后现代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新儒家、基督教民主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三民主义、邓氏新保守主义、太子党纲领的“国家主义”、强权政治现实主义、反西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地方分权主义、联邦主义⑵……等等，一旦言禁松弛，它们必将粉墨登场，在中国的新的精神空间中竞争一席之地。
不过，笔者相信，正如多党政治的竞争逻辑往往导致政党的组合兼并逐渐趋向于两党政治一样，在经过一段意识形态多元混杂时期之后，精神竞争的逻辑将使思想界逐渐归化组合演变为两三家主要思潮的舞台，而大多数的思想主义将被边缘化甚至消声匿迹。
我们感兴趣的是，竞争组合之后将出现怎样一幅意识形态版图？
笔者的观察和推测是，届时将很可能因兼并组合而划分为两大营垒(自由民主的基本营垒和非自由民主营垒)以及四种主要思潮。
(一)在自由民主的基本营垒中
1) 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第二国际思潮的余绪。奉业已作了重大修正的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为基本旗帜，实即在欧洲传统深厚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潮，与法国启蒙运动有较多的精神联系，同时也与福利社会主义有相当共鸣，因此在当代特别欣赏北欧式的福利社会。应当指出的是，它与过去共产国家内有人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略有不同，民主社会主义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即仍主张需要国家意识形态，以“公有制”为其经济主体，只是政治上实行民主。而社会民主主义主张代议制民主国家，思想多元，没有国家意识形态，只是经济政策上有较强的福利国家色彩，高税收，教育普及，全民健康保险等，强调下层民众的疾苦和民主权利，强调社会公正。这一思潮更多地代表中国的中下阶层特别是有一定文化的年轻工人农民的利益。
2)经典自由主义(Liberalism)。以自由为诉求中心，更接近于英美的主流思潮，认同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基本渊源的渐进自由主义传统，注重具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的成长，并强调法治的生长，集中焦点于个人的财产权利和思想自由权利的保障，关注基本人权。大体代表中产阶级以及相当多的知识阶层人士的利益。
(二)在敌视自由民主的营垒中
1) 邓小平式威权主义(Deng\’s Authoritarianism)。实际上就是过去人们所议论的“新权威主义”或“新专权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邓以其政治实力在实践上强行推行了这一主张。在理论上，较之邓本人，新加坡的李光耀在其“亚洲价值”(Asian Values)论中表述得更为清楚。它极端强调社会的权威和秩序，推崇集体价值和个人责任，忽视个人权利。在政治上强调尊重国情，尊重传统，尊重现状，维持稳定，关心经济发展和国力增长，对意识形态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带有亚洲家长式统治的特点。大体代表上层统治者和富有工商阶层的利益。
2)邓力群等的毛氏极权主义(Mao\’s Totalitarianism)。中共党内意识形态的左翼代表，亦即毛氏国家共产主义⑶。在内政和外交上都主张基本上恢复“反修”时代的毛氏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国有制的计划经济，全权主义的政治控制，一元化的共产意识形态，反自由化的文化专制，强烈反西方的外交姿态。它基本上代表了中共官僚体系中意识形态党工集团的利益，在矛盾激化时，也会以现在江河日下的毛时代文化较低的“工人阶级”代言人自居。
人们将会看到，在两大主要意识形态营垒激烈竞争之际，各营垒内部的差异不太被注意。毕竟，它们的价值基点的共同之处远大于其分歧。它们的分歧要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应是前述营垒竞争的胜负已明显见分晓之后。
不过，应当指出，就内部分歧而言，在反自由营垒内部的毛符号与邓符号之争，会较早发生。这是由于他们距离权力中心太近，因而利益冲突远为激烈的缘故。在中共内部，毛和邓两种遗产表现为“左、右”之争。虽然，邓力群等人目前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但基于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死亡，他们本身绝不可能成大气候。但是，他们这种攻击可以被中共主流派用于平衡和抑制党内开明自由派。这种可能性是由于政治光谱的整体范围被权力当局框限在很小的尺度之内造成。而这一尺度，恰好使当局自身看来是处于理性而不偏激的中庸之道，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它的可接受度。
只有翦除了毛氏共产主义，邓力群等的势力被彻底瓦解后，政治光谱才产生整体向右移动的效应，于是，当局的意识形态定位将呈现于光谱左端，而其非正当性和不可接受性才被凸显于光天花日之下。
除了同一营垒中的派别分歧值得重视以外，在不同营垒的四种主要流派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颇堪玩味的。显然，自由主义与毛(极权)主义构成了两极，社会民主主义与邓氏威权主义也构成两极，相互水火不容，几乎就没有任何共同点。然而，自由主义与邓氏威权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毛(极权)主义，虽然各自处于不同营垒，却也存在若干共同之处。在精神血缘上，这反映了各种不同的基本价值在排列组合后构成的新意识形态中的原价值基因的遗传。
当然，所有上述两大营垒的四种意识形态流派，都是镶嵌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基本背景之上的。这是意识形态光谱版图的底色。民族主义并非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它可与很多意识形态共存。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冷战后全球性的民族主义复兴，由于民族主义拥有的广泛深厚的土壤，由于近百年的中国人的精神创伤，因而，各种意识形态派别出于政治战略的考量，自身都不愿与民族主义情绪对立。但是，由于各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以及民族主义的性质，它们各自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远近亲疏各不相同的。
在上述四种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最容易结盟的，是邓小平式的威权主义。
三、各主要社会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取向
中国当前的社会分疏，使各个利益集团的要求产生明显差异，这与毛时代鲜明的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两极对立态势有了重要的区别。除了共产主义在观念市场上加剧萎缩这一普遍特征外，当代中国大陆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呈多元状态。如果抽出当今中国社会几个主要利益集团，着重分析它们的价值倾向，无疑有助于了解中国当代思潮的基本脉络和趋归。
知识界—-受共产主义时代的反智主义和文化专制压抑最深，自然渴求早日解除这一桎梏，创建思想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以使自身的智力资本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因而知识界中蕴藏了中国大部分异议人士以及政治反对派。主要持有的思想资源为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由“陈寅恪、吴宓热”所显示的文化本位思潮、新儒学，当然，也有以“后学”为代表的反西方主义等等（笔者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权力精英强化了对知识精英的赎买政策，致使知识界产生分化，其中既得利益者转向了邓氏威权主义，这是需要对九年前的旧文作某种补充的）。
新兴工商中产阶级—-本质上是共产革命的对象，因此特别渴求恢复被共产意识形态所否定的私有产权保障的制度，强调法治和秩序，倾向于经典(甚至略带保守的)自由主义。
官僚巨富阶级—-指近20年来通过权钱交易而暴富的社会阶层。其利益在于巩固和稳定当下的秩序，从而完成从拥有政治利益到拥有经济利益的过渡，其权益特别依赖于邓氏威权主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资本主义”。
农民—-在共产制度下的最底层，特别对共产风造成的大饥荒刻骨铭心，记忆犹新，渴望耕者有其田，对自身利益有健全的常识，因而对共产主义有本能的抵制。在当前的利益要求上，他们渴求消除户口歧视，要求公民平等权利。其权利要求比较贴近社会民主主义。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职员和工人—-害怕共产主义卷土重来会使他们失去较高的工资，希望保有自己目前收入同时增加福利保障和改善工作条件。希望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尽快与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
下岗失业工人—-生活丧失保障，对邓氏威权主义极为抗拒，渴望改变现状，这种心理使之不自觉地把历史玫瑰色化，留恋毛泽东时代虽普遍贫穷但享有的虚幻“领导阶级”地位，从而容易被毛氏民粹主义所蛊惑。但其中清醒者会逐渐看出社会民主主义更能保障自己的权益。
虽然笔者个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但是，如果上述分析大体不错，那么综合评估一下中国社会下一步精神风向，从社会力量强弱比较的角度考量，很可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势较占上风，它获得社会认同的比例可能稍高一些。其所以如此，除了社会利益集团的人数多寡的因素而外，中共四十多年精神统治下的平等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潜移默化所造成的精神遗留和社会心理氛围⑷，以及当前中国社会严重不公所导致的对于社会公正的强烈要求，加上执政党由共产意识形态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换的阻力比较小，所有这些，都是强化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因素。
对此，我们似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
注：
⑴ 这里共产主义一词用法采西方社会科学界一般惯例，指作为共产党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虽然中共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但作为垄断性的共产党国家意识形态，通称共产主义。
⑵ 参见“迎接新诸子时代”，载于拙作《煮酒论思潮》P.3，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5月
⑶ Mo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P.173-190, New York,1957,
⑷ 丁学良“共产主义的平等观：一笔高尚而沉重的遗产”，《民主中国》199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