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8月17日发布《2023年生物防御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列为关键长期威胁，质疑中方对现有禁止生物军事技术的国际公约的遵约情况，对北京加速整合军民两用生物研究计划提出关切。
报告出炉后，中国方面以将箭头指向美国作为回应。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注意到这一报告，并引述了中国外交部的统一口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8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在生物安全威胁方面“是世界上生物军事活动数量最多、疑点最多的国家”，并质疑美国是否暗中发展生物战能力、是否利用其他国家，开展不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美国国内法的活动等。
美国国防部负责核事务和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长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C. Johnson）星期三（8月23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场讨论活动上对此回应说，中国对《生物防御态势评估》的回击方式是对美国在生物问题上的作法“灌注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
约翰逊说： “我不会重复这些，因为它们不是真的，但我只是想说，（这些说法）我们以前听过。”
约翰逊说，正如《生物防御态势评估》所说，美国在防止生物武器方面的工作重点是预防、保护和减轻生物事件（bioincident）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他强调，了解生物威胁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在事实和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讨论”。
美国报告：中国对自己历史上的生化武器项目讳莫如深
根据美国政府的评估，中国不但对自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生化武器项目遮遮掩掩，也未能履行其在国际条约下的义务，按国际条约要求披露可用于武器发展的生物技术能力，这让美国方面感到担忧。
美国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Bipartisan Commission on Biodefense）执行总监阿莎·乔治 （Asha M. George）星期三在CSIS的讨论会上说：“俄罗斯和朝鲜有进行中的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中国和伊朗有‘受关注的项目’（programs of concerns），我想这是我们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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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开放签署、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简称BWC）禁止发展、生产以及储存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在1984年加入这一公约。
《公约》第一条禁止缔约国发展、生产、储存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或保有那些“类型和数量不属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当需要的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和那些“为了将这类物剂或毒素使用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的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
中国裁军大使李松2022年4月在出席《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九次审议大会第二次筹备会议时说，中国在历史上曾深受生物武器之害，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
不过，根据美国的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至少80年代末一直进行过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
根据美国国务院与美国情报、国防与能源部门合作编写发表的2023年非保密版本《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协定与承诺尊约情况》（Adherence to and Compliance with Arms Control,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Agreements and Commitments）报告，没有信息可以表明中国已采取措施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二条规定的条约义务，该条要求中国有义务销毁或将其过去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的所有物项转用于和平目的。
报告说，中国保留了以前未申报的生物武器计划的潜在知识和技术能力，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两用生物研究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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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国际条约研究员科瑞·弗鲁克（Corey Pfluke）援引美国2010年到2014年的多份政府报告总结说，中国可能拥有生物武器计划，但外界难以了解该计划的范围。她说：“如今，中国目前的军民两用基础设施很可能是其进攻性生物能力的基础。”
非营利性的无党派组织核威胁倡议协会（NTI）说：“中国拥有大规模生产传统生物武器制剂所需的技术和资源，以及空气生物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另外，美国国务院2023年的遵约报告还说，虽然中国自1989年以来每年都按照提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要求提交“信任措施报告”（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简称CBM），但中国的报告从未披露其曾实施过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北京也从未公开或通过外交渠道承认其过去的进攻性生物武器计划。
按要求，《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需要定期披露其研究中心和实验室的数据，疫苗生产设施的资料，国家生物防御研究与发展方案的资料，关于以往在进攻性、防御性生物研究与发展方案中的活动的说明，关于突发传染病和毒素引起的类似情况的资料，关于发表有关成果、促进知识利用和促进联系的情况，关于立法、规章和其他措施的资料。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生物武器计划包括将蓖麻毒素、肉毒杆菌毒素以及炭疽、霍乱、瘟疫和兔热病的病原体武器化，而中国解放军的医疗机构目前也进行了研究，以识别、测试和表征具有双重用途的各种强效毒素家族，但中国的年度CBM报告不包括在军方机构进行的关于病原体、海洋和动物毒素的军民两用生物研究的信息。
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D. Fisher, Jr.）对美国之音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认为拥有非常强大的化学和生物战能力。”
他说：“中国发展生物战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选择，对其敌人造成可怕的大规模杀伤。但只要中共掌权，它就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
中国屡次取消美中生物问题会谈
在美中关系紧张、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威胁对象的同时，美中两国在生物安全方面的交流遇到不少障碍。
2020年，中国政府以技术原因为由，取消了美中有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虚拟双边会议。2021年，美国与中国就重新安排这场双边会议进行了接触，新的日期被提议为2022年初，但中国再次取消了会议。
美国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北京就与《公约》有关的事务进行实质性的双边接触，但北京方面在2022年底前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美国国务院说，202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九次审议大会期间，美国与中国进行了双边接触，中国表示愿意并有兴趣努力加强《公约》，但尚未参与与其生物活动有关的进一步实质性双边讨论。
国际公共卫生和灾难应急问题专家、美国前海军军医处副处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客座高级顾问托马斯·卡利森（Thomas Cullison）星期三在CSIS的讨论会上说：“如果要在世界各地实现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目标，中国需要成为这个答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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