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遭软禁期间秘密谈话录音带的公开面世，为世人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清晰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执政集团的内部权力运作情况。但我以为，在已经公开发表的部分评论中，对赵紫阳谈话中有关民主部分，有故意拔高的倾向。无疑，因为“拒绝担任向人民开枪的总书记”，他赢得了包括我在内的民众的感激和景仰，也对他晚年遭遇的非法软禁抱有巨大的同情，但这不能成为过高评价他谈话的理由。

2005年初发表的友人与赵紫阳的谈话《叩访富强胡同6号》与本次公开的秘密录音带，反映的是赵在晚年的思想活动。这些谈话显示，赵在晚年经过反思，回归常识，在思想上与极权体制划清了界限，认同普世价值，完成了从一个专制党总书记向普通民主主义者的转变。这固然值得欣喜，但对这种转变评价过高，则是不适当的。

赵紫阳的历史功绩，应该以他担任中国领导人时的作为来评价，而不是根据他去职后在晚年以平民身份所作的思考。如前所述，他晚年的思考仅仅是回归常识，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独立思考，都会唾弃一党专政，认同普世价值。如果仅从思想认识上评价，与中共党内的李锐、李慎之、胡绩伟、任仲夷等人相比，赵其实是一个觉悟很晚的人，在他长期为官、直至官拜国家领导人期间，他没有民主思想，在被罢黜后的一段时间，他的思想仍然是一个中共党员的思想，直到去世前的几年，才最终挣脱中共党员的思维，破茧而出。

一、1989年的中国有无“民主与法制的轨道”？

1989年是赵紫阳一生中最关键的一年，在评价他1989年的作为时，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提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在晚年的多次谈话中，也以此为自豪。但他未能反思自己主政下的中国究竟有无“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自己与“民主与法制轨道”的缺失有什么关系。相反，他晚年的谈话内容恰恰向世人证明，中国根本不存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而且“民主与法制的轨道”的缺失，与他本人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本人曾亲自参与并拒绝了“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使中国继续在人治家长专制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赵紫阳的局限。

他的谈话显示，关于1989年的几件国家大事，比如决定召开最高决策会议、罢黜赵紫阳职务、决定首都戒严、指定李鹏为国家临时“CEO”等等事项，都是1989年5月17日在一个退休老人的客厅做出的，既无任何法律上的程序，也无任何执政党内部的程序。这当然是一次“非法会议”。但他本人对这次“非法会议”没有表示异议，还带头参加、带头发言，虽不认同“非法会议”的决策而在当晚提出书面辞职，但对“非法会议”本身没表示异议，没有质疑、没有抵制。这说明他本人当时是认同这种非民主、非法制的轨道的。再比如他谈话中透露，5月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是政治局决定召开的，也不是总书记主持的，而且5个常委中有2人未参加，主持会议的退休老人临时宣布列席人员也有投票表决权。这显然又是一次“非法会议”，但就是在这个家庭式的“非法会议”上，竟然完成了更换国家领导人的“正式手续”。赵紫阳直到晚年谈话中才对这两次会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着眼点仍放在对他本人的不公待遇，反思的起点不是解剖中国政治体制的人治本质。

赵紫阳在晚年谈话中虽然质疑这两次会议的非法性质，但没有反思他本人的责任。比如在1989年5月16日，他向来访的戈尔巴乔夫透露中国实际上是退休的邓在掌舵。他们的会谈经媒体报道，把幕后垂帘的邓氏推倒了舆论抨击的风口，曾招致邓氏大怒，认为赵泄漏了家长专制的“国家秘密”。为洗刷自己的清白，赵曾写信向邓解释，在晚年谈话中进一步披露，他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邓掌舵的根据，就是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所做出的正式决议。中共十三大是1987年10月25日召开的，赵本人在同年1月初紧急接替被解职的胡耀邦代任十二届中央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大会上成为第十三届中央总书记。而十三届一中全会就是赵本人在换届后主持召开的新一届党中央的第一次会议，在本次会议上，赵按照预先的约定，代表本届政治局正式授予了邓“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之外的决策权。如果说邓1989年5月17日和5月20日召开的两次家长会议是非法的，那么邓的非法权力正是以赵为首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们在1987年10月主动恳求邓保留下来的。
1987年10月代表党中央恳求邓氏担任专制家长，1989年5月怨恨邓氏以家长身份实行专制，这是什么逻辑？早知今日，何必

当初。了解中国政治现实的人都知道，以赵为首的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恳请邓继续担任垂帘听政的家长，并非出自真心，而是情势所迫。赵开始时以为邓担任家长对自己工作有利，他在必要时可以借助邓的家长权威，始料不及的是，邓的家长权威反而吞噬了自己，所谓养虎为患。这个想法本身反映出赵缺乏法治意识。我们应该追问赵的是，在1987年恳请邓继续担任家长时，为什么不想到这是对制度的伤害？为什不想到这是对民主与法治的轨道的践踏？为什么不想到日后一旦有事，将无法“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选择继续为中国保持人治专制时，不考虑它对国家的危害，在人治专制伤及自身时，才想到质疑。与其质疑邓氏决策的合法性，不如反思自己当初授权以邓的合法性，与其说邓的两次决策是粗暴的人治专政，不如说是赵等人在当初主动抛弃了“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这其实也回答了赵紫阳1989年提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为何不会成为现实。

二、1989年的赵紫阳只有辞职一条路吗？

1989年民主运动最让今人扼腕叹息的，是它看起来离成功只有半步之遥，曾经非常非常接近成功的边缘。事实并不如此。这种叹息多半起源于后人的主观想象，是在赵紫阳软禁期间秘密录音发表之前的想象。读完出版的赵紫阳谈话录音，就知道，1989年的民主运动离成功其实还非常遥远。

1989年民主运动如果要取得成功，其方式应该是，民间提出政治变革诉求，执政的中共顺应民意，制定相应的“民主路线图”并付诸实施，于是民间结束抗争运动，官方启动体改进程，官民互动，皆大欢喜。但这实际上是绝无可能的。之所以有不少人对成功曾抱有极大的幻想，主要理由就是对赵紫阳有所期待。现在从赵紫阳的秘密谈话录音中得知，这只是民间的一厢情愿。中共根本不可能启动政治改革，而赵紫阳所做的，只是为了让民主运动早日平息，让中国继续在家长专制的轨道上运行。

虽然中共给赵扣上“分裂党”和“支持动乱”两顶大帽子，但实际上赵并未在党内进行真正的斗争，更未以任何方式对民主运动进行过支持。赵本人在谈话中也实事求是的表明，他对内，没有在党内进行坚决斗争，对外，没有对民主运动进行支持。相反，他的一系列行为，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促使运动早日平息下来，以便继续恢复中共的有效统治。赵批评“4.26社论”，甚至曾计划修改“4.26社论”，其目的是要平息运动；赵在亚行年会上发表“5.4讲话”肯定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目的也是为了给运动泄气，把学生从街头拉回教室；赵指责上海江氏停刊《世界经济导报》，目的也是为了平息新闻界、知识界的怨气，阻止更多的人走向街头抗争。中共后来指责赵的这些行为给民主运动推波助澜，实际上他的行为恰恰是在给民主运动釜底抽薪。赵最后被中共定性为“支持动乱”，实在是一桩冤案。在我看属于“破坏”运动的行为，在中共看来反而是在“支持”运动，赵的作为实际上两面不讨好。赵在党内曾和李鹏、姚依林以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等人进行过一定的争执，但也决不是为了分裂党。这些所谓的斗争，其实是在讨论问题时交换不同意见，目的是为形成共识，统一行动。赵曾尝试面见邓氏，让邓了解真实情况，为修改“4.26社论”创造条件；赵在5月16日夜间召开常委会起草5常委告绝食学生的《公开信》时，与李鹏的意见分歧等，与分裂党完全不沾边；赵在5月17日非法会议后宁愿辞职也不肯“担任向人民开枪的总书记”，与其说造成了中共的分裂，不如说是保持了中共的团结和统一。他辞职而去，中共也就少了分歧和争吵。牺牲自己，成全中共，他的辞职行为恰恰符合中共党员的标准。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辞职和请假期间，李鹏指挥中共顺利实现了首都戒严，最后也坚决果断的完成了屠杀。

中共对赵紫阳上述“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指责，缺乏事实根据。即便上述指责属实，也并不能成为赵应该获得高度评价的证据。如果赵是一个成熟的、真正具有抱负的政治家，他在1989年应该有另外一番作为。摆在他面前的，并非只有辞职这一条退路。

在我看来，赵紫阳5月17日应该做的不是辞职，而是批评邓氏垂帘听政，宣布5月17日邓氏客厅的会议非法，用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制约邓氏的个人专断；在李鹏等人执行首都戒严任务时，他应该做的不是拒绝出席会议或者请假三天，而是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揭露戒严非法，宣布首都不得实施戒严；在他做出请假决定后，他应该担心的不是日后被指责关键时刻“撂挑子”当逃兵，不是敷衍了事的找中办主任温家宝通知开常委会，不是一经劝说便立即打消开会念头，而是坚决行使手中的权力，召开常委会凝聚共识，以纠正5月17日非法会议的决议；在19日夜间，他应该做的不是泪洒天安门广场，以自己的软弱赢取民众同情，而是呼吁民众起来反抗，在民众迷茫时挺身而出，成为真正的人民领袖；戒严实施后，他不应该像一个无知的孩子那样被囚禁起来接受家长的批评训诫，而应该像叶利钦那样，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大声呼吁军队不要向人民开枪……

但赵紫阳自身的局限，使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所能做的就是辞职，明哲保身，满足于“不做向人民开枪的总书记”。宁愿失去最高权力也不肯下命令向人民开枪来，他非常伟大，是千古第一人，理应获得民众永远的敬仰与感激。下台后拒绝检讨，勇敢坚持自己的立场，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人。但他不能站在民众一方，更不能挺身而出带领民众反抗专制，仅仅选择退守道德底线，而且是一个普通人应该坚守的道德底线，他又显得如此平庸，如此软弱。这不仅是他的局限，而且是他的悲剧了。

三、赵紫阳有无推动政治改革的可能？

在对赵紫阳的过高评价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赵实际上才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比如英文版序言作者的麦克法夸尔等，就持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个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1989民主运动导致赵下台，从而导致中国政治改革的长期停滞。言下之意，如果赵在位，政改就可以继续推进，不至于使改革的后20年，只有经改，没有政改。比如知识界的很多所谓“对1989有反思精神”的人，就持这种观点。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赵在北京的10年，正是中国30年改革的最初10年，他前8年担任政府首脑，主持经济工作，后两年担任政党首脑，主持全面工作。但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不管政府首脑、政党首脑，都只是人治“家长”手下的一名雇工，一切都必须听命于“家长”。客观的说，赵对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化，的确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和路径，并奠定了30年经济改革的基础。但经改只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方面，何况经改也是根据邓氏“宁可改革犯错误，不可不改革”的要求而进行的。更接近实事的说法应该是，赵是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执行人。至于政治改革，邓自己并未设计和实施，当然也未授权赵等人设计和实施。如前所述，赵在1987年10月亲自导演了让邓氏继续垂帘听政的一幕，这为1989年5月的“客厅决策”埋下伏笔。我虽然批评赵1987年的选择，但我很清楚赵在1987年其实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他当时拒绝邓氏垂帘听政，只怕自己儿皇帝的位置也朝不保夕，前任胡耀邦的下场就是明鉴。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一个连自己的位子都难以保住的人，谈何为中国的改革做总体设计？

在赵紫阳友人发表的《叩访富强胡同6号》一文中，赵紫阳曾明确表示，他不可能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连推动改革都不可能，怎么可能成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呢？赵在任期间的全部作为，仅仅是按照邓氏的意图实施改革，是邓氏手下的执行官。邓让他大胆改革经济，他就大胆改革经济不怕犯错误，邓不让他涉及政治改革，他就闭口不谈三权分立。忠实执行邓的改革计划，邓就放风让他“再搞两届总书记”，赵对改革有了自己的想法，邓立即就实行“客厅决策”让赵下台。赵1989年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公开站在民众一边，朝野互动，推动中国的政改，成为中国的叶利钦，而是流着眼泪，窝囊下台，正是在未来的改革方案上开始与邓氏发生了分歧。

在所有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无端批评中，最荒谬的就是指责民间运动的激进导致赵紫阳下台，使中国改革进程中断。我在2006年写的《为公元1989年辩护》一文中，曾对此进行过驳斥。邓氏1979年发起的改革，本来是为中共永久执政，而非还政于民。如果改革触动中共专制利益，改革就必然停止，这与是否发生1989民主运动无关，与运动的激进与否无关，与赵紫阳下台与否无关。政改的停止是迟早的事，在1989年赵紫阳下台后停止，则有历史的偶然性。即便不下台，赵本人也无法继续推动改革。

赵的友人在他去世前半年，也就是2004年夏末的某一天问他：“如果不发生六四，你能搞政治体制改革吗？” 他想了想，说：“不能。我也不能。……我没有实力。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庞大的干部队伍，牵动那么多人的利益，我没有这个实力。” 在这次谈话中，赵明确表示，在中国具有搞政治改革的实力的，只有邓氏一人，但邓氏决心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如果邓氏不表态，他不可能擅自搞政治改革。他不具备这个实力，在他之后更没有人具备这个实力。赵甚至向友人透露，他搞的所谓改革，是悄悄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删去一个“下”，搞成“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赵向友人说：“我会搞开明政治。我想过让民主党派发展，我说过，为什么只在政协里有民主党派的活动？人大代表是按地区组团的，为什么人大没有民主党派？反正共产党还占多数嘛。我还想过像解放初期那样，让党外人士、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当副总理。” 难道这就是赵所设计的改革总方案？

我在这里决非要对赵紫阳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是不赞成对他的过高评价，认为应该对他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拒绝向人民开枪的统治者，并因此遭遇17年囚禁，我们敬仰他，感激他，同情他，但不能因此就夸大他的贡献。赵的历史局限不是赵本人的错，在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打破一党专政，不是赵紫阳的个人责任。也许没有1989年的民主运动，赵与邓不发生分歧，能够在他的位置上得以善终，在邓氏辞世，轮到他垂帘听政时，他可能会收起竹帘，让后任执政者自行其是。依他的人品，我相信他可能会做到这一点，但谁又能断言中国因此就会终结人治的传统？
大约在1989年5月下旬的某天，一位想让我暂缓行程的朋友拿来一份报纸。报纸上刊登着一张游行照片，但故意突出示威者举在手中的牌子，因为牌子上写着“紫阳，我们想念你”。朋友说，听说支持学生的赵紫阳可能下台，我们应该暂停一切活动，别给他压力。我说：赵紫阳支持学生，我们要争取民主，赵紫阳不支持学生，我们也要争取民主，赵紫阳在台上，我们向他争取民主，赵紫阳下台，我们向新上台的争取民主。为什么要停止呢？现在回头再看，争取民主是公民的责任，不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赵紫阳的责任，赵紫阳在位时做过多少，赵紫阳下台后思考了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应该自己肩负起公民责任，去争取民主。

2009-06-16